苏轼书法在吴门的传播 祝允明临书可乱真[图文]

故宫600周年之际的特展“千古风流人物——苏轼主题书画特展”已于10月30日在故宫博物院文华殿落幕，但关于苏轼的话题与研究仍在继续。

苏轼身后，其书风在南宋初年及北地的金朝皆有极大的影响，追随者众多。但元代、明初则不在书坛主流。直到明代中期，苏州一地艺文复兴，以徐有贞、李应祯、沈周、吴宽等为先驱的吴门书派，意欲打破明初以来台阁体的笼罩，力图创造出具有个性的书风新貌，于是对“尚意”的宋四家法书著力学习，籍此开拓出一片天地：吴门各家采用的方法不同，在形貌上最似东坡的是吴宽；祝允明有一段临苏轼帖，被清人评为“即作真苏迹观可也！”更有意思的是，文徵明父子善写苏体的例证，是文彭曾为其父代笔为所藏苏轼书《赤壁赋》补书。

苏轼像

故宫“千古风流人物——苏轼主题书画特展”于10月30日结束

苏轼位列宋四家之首，其书法作为一种经典在后世的传播以明代中期的吴门为重镇。吴门是苏州的别称，明代中期在苏州崛起的书法及绘画流派皆以吴门命名。

苏轼身后，其书风在南宋初年及北地的金朝皆有极大的影响，追随者众多。但元代、明初则不在书坛主流。直到明代中期，苏州一地艺文复兴，以徐有贞、李应祯、沈周、吴宽等为先驱的吴门书派，意欲打破明初以来台阁体的笼罩，力图创造出具有个性的书风新貌，于是对“尚意”的宋四家法书著力学习，籍此开拓出一片天地。随后，祝允明、文徵明、陈淳、王宠等继起，也都在苏、黄、米、蔡四家的书作中淘取养料，并能幻化出自家面貌，从而将吴门书派打造成具有丰富个性趣味的风格流派。明初，书坛为松江人沈度、沈粲兄弟所创之台阁体笼罩近百年之久，其书风特点为整饬工稳，姿态婉丽，因迎合帝王的喜好而不敢有个性的抒发，因而气息近俗。但此风影响深远而广大，上至阁僚大臣，下至科考举子皆仿效之。

正统、景泰间苏州人在朝为官者：徐有贞、刘珏、李应祯等，起初也都写的一手台阁体。但渐渐地，他们不满足于这种规矩而缺乏个性的书写，意欲冲破台阁体书风的笼罩。而苏州人冲破的抓手正是以苏轼为代表的北宋尚意书风。苏东坡的文采风流，及其豁达面对坎坷挫折的人生观，使其成为后代文人崇敬的偶像。他在书法上提出的“我书意造本无法，点画信手烦推求” 亦可称作北宋“尚意”书风的宣言。所谓意造，就是指书写者遵从自己的意念、感受，不拘于法度束缚，自由地抒发个性。崇尚意趣与崇尚法度往往是相对的，过于拘于法度必然妨碍意趣的畅快表达，这两者在艺术作品中是一个此消彼长的关系。所以苏轼说，我的书法本来就是随意为之，不受法度约束的。点画都是信手而为，不耐烦去推敲。在台阁体书风统治了百年的明代书坛，正需要重新唤起苏轼的“我书意造本无法”，吹来自在创造的新风。

苏轼《行书题王诜诗帖页》，纸本，行书

苏轼，《春中帖》页，宋，纸本行书，纵28.2厘米，横43.1厘米

苏轼，《治平帖》卷

而在没有照相印刷术和公共展览机制的明代，要学好苏体，不见真迹是断断不行的。作为江南的书画鉴藏中心，当时正有相当数量的苏轼书迹在吴门流传。也正是因为如此，吴门书家才有机缘通过学习苏轼书法以寻求创作上的突破。

当时在吴门流传的苏轼书迹有：《楚颂帖》在李应祯家，《与晋卿、定国二帖》在沈周家，《宝绘堂记》、《醉翁操》在吴宽家，《天际乌云帖》在史鉴家，《兴龙节侍燕诗》在王延喆家，《前赤壁赋》先在陆完家，后在文徵明家，《治平帖》在张秉道家。还有相当数量的苏轼信札在吴门流传。不仅如此，作为书画鉴藏中心，周边地区的苏轼书迹也会流转到苏州，求吴门具眼们鉴定、题跋。作为当时鉴定巨眼的文徵明就有幸过目了远远超过其收藏的苏轼书迹。从文徵明留存下来的题跋可知，他曾过眼的苏轼书迹有：《御书颂》、《真行小字方干诗卷》、苏轼五帖（《与郭君廷评者》、《与忠玉提刑二帖》、《歙砚帖》、《食蠔帖》，江阴朱承爵藏）、《兴龙节侍燕诗》、《治平帖》、《乞居常州奏状》（梁溪华氏藏）、《小字前后赤壁赋》（锡山华氏藏）、《楚颂帖》、《天际乌云帖》、《东坡学士院批答五道》（李仁甫藏）等等。那么依此类推，其他具眼如沈周、吴宽、李应祯等也会在苏州、南京、乃至北京目见过更多苏轼书迹，这是情理之中的。

（图一）吴宽书法

对苏轼书法的学习，吴门各家采用的方法不同，在形貌上最似东坡的是吴宽。（图一）王鏊评价吴宽的书法道：“宽作书滋润中时出奇崛，虽规模于苏，而多所自得。”吴宽的书迹虽则在外观上未能脱去苏字面目，似乎因缺乏自家面貌而显得不够高明，但他以此种肥厚、欹侧而有重量感的书风，一下拉开了与台阁体的距离。虽然离东坡的样貌很近，却与时风的距离远了，这或许正是当时吴门书家所希望达到的效果。

作为吴门书派的先行者之一，吴宽摆脱时风和创造自家书风的方法可能是比较“笨”一点，但不能不说它是行之有效的。他的好友沈周亦然，为了迅速形成不同于时风的一种书风面貌，沈周也是采用了专学一家的策略。中年之前，沈周的书法也是受台阁体的影响，是一种类似于赵孟頫体的秀气模样，但没有个性，甚至被称作“不善书”。后来他便向家藏学习，专学苏轼的学生黄庭坚一家，稍稍变化黄庭坚的行书面貌作为自己的书风面貌，这下才被人记住。

这种“硬学”一家的做法在吴门继起的书家身上便不再发生，以祝允明、文徵明为代表的后起之秀，他们都出生于吴门的官宦世家，眼界、基础皆更优于前辈书家们，因而他们的学习方法也要高明许多。祝、文的学书之路皆可谓“泛滥诸家”，尤其是祝允明。祝允明的外祖徐有贞、岳父李应祯皆为吴门书派的先驱，他本人才华早显。但青少年时代，其内、外二祖及岳丈对其要求极严，不许他于晋唐书风之外窥半步，于是他自小便打下了深厚的锺王底子。当三十多岁长辈们谢世之后，祝允明便可任性临写一切自己想学的东西。其中宋四家以及赵孟頫都是他最爱临摹的。上海博物馆藏有一本祝允明《临魏晋唐宋诸家册》，是他三十五岁时所作的日课，其中集合了他所临写的锺繇、王献之、欧阳询、褚遂良、虞世南以及宋四家苏、黄、米、蔡等各帖，里面便有一段临苏轼《武昌不获再会帖》，在此开的边跋上，清人梁章钜（退庵居士）写到：“此段所临最为得神，即作真苏迹观可也！”（图二），梁章钜评价甚高，认为祝允明的临写可以乱真了。可惜苏轼此帖今已不知去向，无法与祝氏临本相比对。但同册中，祝允明临写的蔡襄《澄心堂纸帖》（今在台北故宫）、米芾《元日明窗帖》（今在大阪市立美术馆）都还可见，与祝氏所临一相比对，则确实可见其乱真之功力！

（图二）祝允明写苏字

尽管祝允明拥有近乎乱真的临摹功力，但他不再满足于像前辈沈周、吴宽那样简单的“写得像”，而是通过仿书的方法来把学习的经典转化到自己的风格中去。所谓仿书，就是以某家风格自己另书一篇内容的做法，这是从临帖到完全自主创作之间的一种过渡状态，是一种行之有效的学习方法。祝允明还创造出一种仿书诸家法书于一卷的杂书卷形式。上海博物馆就藏有这样一卷祝允明的仿书卷子，明显可见他分别以怀素、米芾、苏轼、黄庭坚等家书风杂录唐宋人的诗作。其中第三段录宋人谭用之的七律“狂歌白鹿上青天，何似兰塘钓紫烟。……” （图三）此段显见是仿用苏轼书风在书写，但写得似苏又非苏。相似的部分是，结字宽博，略有敧侧，转折笔圆浑饱满，用墨较厚重；不似的部分是，字体明显大于苏字常见尺寸，结体圆浑有余，扁态不足。所以，可以说这是祝允明创写的一种苏东坡体。

（图三。1）祝允明仿用苏轼书风录宋人谭用之的七律

（图三。2）祝允明仿用苏轼书风录宋人谭用之的七律

祝允明开创的这种仿书诸家杂书卷的形式也被吴门其他书家效仿。文徵明、文彭等都有此类书作传世，而且尤以仿写苏轼、黄庭坚等宋四家为多。朵云轩2020庆典拍卖上即有一件文徵明以苏、米、黄、蔡四家法录自作诗的卷子，写在金粟山藏经纸上。首段《万岁山》即用苏体（图四），用墨实厚乌黑，有敧侧倾斜的态势，在形神两方面都很像苏东坡。比起上引祝允明的仿书苏体，文徵明的仿苏表现得更严谨、更准确。

（图四）文徵明用苏轼书风写就的《万岁山》

还有两件东坡书迹与文徵明的因缘不得不说。

一是《楚颂帖》。这曾是文徵明受业的书法老师李应祯的收藏。宜兴徐溥与李应祯是同僚，因苏东坡终老于宜兴，徐溥便以搜求乡贤手迹为由，请李应祯將此帖转让给他。本已商定好之事，却因李应祯的突然病故而未能完成交易。于是徐溥就委托他与李应祯共同的朋友文林——即文徵明父亲——代与李家后人交涉，已达成夙愿。当然最终《楚颂帖》成功地转让给了徐溥，但在此过程中，《楚颂帖》得以在文家停留了将近半年之久，这使得文徵明有机会充分地临习、揣摩此帖，当时他还非常年轻，这一经历在他的学苏之路上应是印象深刻的。

（图五）苏轼名作《天际乌云帖》

另一件东坡名作《天际乌云帖》（图五）是吴江史鉴家的藏品。史鉴，字明古，殁于弘治丙辰（1496年），其后人不能克守此物，欲寻找买家，而將此帖暂存于文徵明处，以期徐徐图之。没想到这一放就是几十年，其间不少人在文徵明家中观摩过此作，如何良俊、王穉登等，都曾在笔记中大加夸赞。文徵明去世后，文彭、文嘉兄弟承父志，亦坚决维护史家对此作的拥有权。后嘉兴项元汴购得此贴，多半亦承文彭的推荐。在题识中，项氏写明是“购松陵史氏”。不写“购于”而只写“购”，这微妙的措辞可能是为说明此帖虽已久不在史氏斋中，但所有权仍在史氏。《楚颂帖》、《天际乌云帖》虽然其物权从来都不曾归属于文徵明，但文徵明却有机缘长时间地保管这些作品，故而有时间细加揣摩、临习，其效果完全等同于曾经收藏过。而这些苏帖对于文徵明的学苏之路影响一定是深远的。

（图六）文徵明为家藏苏轼《赤壁赋》补书，题“赤壁赋”及缺损文字共三十六字，实为文彭代笔

不过，最能说明文徵明善写苏体的例证，还是他为自家所藏苏轼书《赤壁赋》补书的事情。苏轼亲书其名篇《赤壁赋》只有一件流传至今，现藏于台北故宫，而这件书卷当年就是文徵明的家藏。《赤壁赋》卷传至文徵明时，其卷首已残损，“举酒属客”前的字皆不存，之后又缺两行的上半部。（图六）文徵明仿照苏体补书文，题“赤壁赋”及缺损文字共三十六字。此时在嘉靖戊午年（1558年），文徵明已经八十九岁高龄。卷后有文徵明以极工细的小楷记录此事（图七）：

右东坡先生亲书赤壁赋。前缺三行，谨按苏沧浪补自序之例辄亦完之。夫沧浪之书不下素师，而有极愧秕糠之嫌。徵明于东坡无能为役而亦点污其前，愧罪又当何如哉？嘉靖戊午至日，后学文徵明题，时年八十又九。

（图八）娄坚所写的苏体

再往后，到了明末，“嘉定四先生”之一的娄坚是写的一手苏体（图八），常熟的钱谦益也是书近苏体。这两位都搭不上吴门书派了，但嘉定、常熟皆属苏州府，所以娄、钱二位也还是吴门书家，可以算作苏轼书风在吴门传播的余绪了。

（图七）文徵明以小楷记录为《赤壁赋》补书一事

文徵明说：“我是依循当年苏舜钦为怀素《自叙帖》补书前六行的先例，为此《赤壁赋》补书前三行。但我的字太差，写在卷首简直是玷污了这件名作，所以愧罪万分！” 这段话自是一番谦辞，事实上，我们看到文徵明补书的几行，字形、用笔皆与苏字极相合，就连章法节奏、行款曲直也都还原出来，真是极具苏味！补书是在原作缺失的情况下，用此作者的书体自然地书写出缺失的部分，有时有刻本作参照，大部分情况下是要靠补书者自己依照对原作者深刻地理解和书风掌握，自然书写出来，这要求自然很高，所以敢于给名作补书之人也都绝非凡人，必是一时的大家。苏舜钦是，文徵明也是。

不过更有意思的事情还在后头。这件苏轼亲书《赤壁赋》后来辗转成为了权相严嵩的藏品，而严嵩倒台，家藏被籍没后，为这批藏品作著录的人竟是文徵明的次子文嘉。文嘉在曾是自家故物的《赤壁赋》条下竟说，是家兄补书了前缺数行，这下一语道破天机，原来当年是文徵明的长子文彭代替年迈的老父亲补书了苏轼《赤壁赋》的卷首。这虽是点破了一桩代笔的真相，不过人们倒也不会因此就怀疑文徵明书写苏体的水准，反倒是文彭书写苏字的水准籍此展现出来，让人平添一份惊艳。文彭确实有着极高的书法造诣，可惜为盛名而长寿的父亲所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