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边出圈一边引争议的普利策克建筑奖[图文]

2020年的普利策克建筑奖（以下简称普奖）颁给了来自爱尔兰的格拉夫顿建筑事务所的两位合伙人伊冯·法瑞尔、谢瑞·麦克纳马拉。作为全球建筑设计领域的最高奖项，它既是建筑师个人的至高荣誉，也从侧面说明评论界对某国建筑设计水平的认可，会给获奖者甚至颁奖者带来学术和经济利益。

正是因为普奖牵扯专业、文化、经济等各方面的价值判断和利益纠葛，因此每次普奖公布不仅有掌声，也一定会伴随争议。而对于格拉夫顿此次获奖而言，最大的亮点（或者说争议）来自于二人的女性性别，这是她们区别于往届多数获奖者的最突出标签。正如颁奖词中所说，她们的获奖证明了女性在这个一直由男性所主宰的领域内所做出的努力和成就。同时，专业主义者认为，她们的作品掷地有声，这是建筑学的胜利；而怀疑论者则开始计算普奖赞助方与获奖者所在国的经济利益。

而笔者希望从“专业成长”与“获奖历程”两种视角出发，来考察格拉夫顿为什么会获得普奖——女性身份？专业能力？社交手腕？文化背景？可能都是，也可能都不是。

事实上，给格拉夫顿贴上女性标签和刻意抛弃女性标签实则是一个硬币的两面，以这种非黑即白的方式看待格拉夫顿获奖正是女性建筑师处于弱势地位的最真实写照。这就像争议者有意将“学术经营”与“专业实践”撕裂一样，“时而厚黑，时而纯真”的专业价值观所映射出的也是想出人头地者的普遍焦虑。

所以说，如果除了“洞悉专业风向”“关心偶像封神”“用自己三观解释世界”“看哪些利益相关者从中变现”以外，我们还能以另外状态去关注普奖的话，那笔者希望这种状态是：用足够的勇气和智力去面对这个“既非童话也非丛林”的建筑世界。

【最著名的作品】

“对城市开放”的米兰博科尼大学主楼

在做出各种价值判断之前，我还是想回过头来看看这家用所在街道起名的爱尔兰建筑事务所（事务所位于都柏林格拉夫顿街97号）。在1978年成立之初，公司有五位合伙人，分别是伊冯·法瑞尔、谢瑞·麦克纳马拉、莎·克莱瑞、弗兰克·霍以及托尼·墨菲。其中伊冯和谢瑞是大学本科同学，也是最好的朋友，这保证了她们的合作得以持续。

1991年伊冯和谢瑞与其他一群年轻建筑师组成了一个叫91建筑师的建筑团体。他们因为1991年“创造一条现代街道”的提案而聚在一起。在那之后，这个建筑小组又获得了都柏林当地城开集团的委托，介入了圣殿酒吧区块的更新改造。当时都柏林即将在1992年度成为欧洲文化之都，因此打算拆除这片街区以兴建新的客运综合体。但一位颇具文化素养和投资魄力的开发商决定用民间资本去打造一个能够盈利且有文化特色的街区（类似于上海新天地），这才使得整个仓库街区免除了被拆迁的命运。

从图纸可以看出，她们用意大利式的黑白图底标注了地块内的公共空间，并且进行了一系列小而丰富的城市介入。1994年，同样是在91建筑师的框架下，格拉夫顿还实施了一个集资住宅项目。从这些早期的从业经历，我们不难看出她们非常积极于社会活动，同时又关注具体的城市环境。

1994到1996年间，她们完成了一个重要的设计作品——都柏林圣三一学院机械工程系馆。也正是这个作品让她们得到了专业评论界的关注。但就项目本身而言，圣三一学院是一个典型的位于城市中心的老校区（类似于上海交通大学徐汇校区）。由于历史原因，基地里其实有一系列建于不同年代且互不协调的老建筑。而格拉夫顿的策略是用一系列低调的建筑体量去缝合冲突的格局。

当年已经颇具影响力的肯尼思·弗兰普顿为其撰写了评论文章，并出版于1999年的第一本专辑。

从图纸中不难看出，该方案拓展了老建筑的空间，避让了两棵需要保护的树木，并且在街角创造了充分服务于地基但又不失自身独立性格的新建筑。对于专业工作者，建筑师对于天光和承重柱的细部处理也同样精彩。在这个早期作品里，我们看到了建筑师肯于放弃艺术表现欲望，充分解决环境历史遗留问题，同时又不惧怕技术挑战的专业性格。

2008年，格拉夫顿完成了到目前为止最著名的作品：米兰博科尼大学主楼。这个作品最大的特征是“对城市开放”，伊冯曾不无感性地说她能想象一个小女孩儿从大街上直接走进大学校园。而这种叙述其实也非常符合欧洲文科大学喜欢用开放和亲民来展示校园精神的习惯性做法。因为无论是接受私人捐赠还是纳税人拨款，这都是一个正确的与城市相处的态度。

从建筑与城市关系的专业角度，对城市开放可谓老生常谈，真正的难度在于如何说服投资者和使用者让出部分空间使用权。可即便并不高深，所有其他竞赛方案仍然选择只在对齐关系上呼应周边，而从未将城市空间使用权作为探讨的重点。当年的竞赛评委弗兰普顿除了对格拉夫顿的城市处理赞赏有加之外，这几乎成了中标的关键。

回到建筑层面，博科尼大学主楼的设计品质也非常扎实，可谓集现代主义设计手法之大成。人们在报告厅的等候处再次看到了科林罗的“现象透明”，在报告厅天光处再次看到了保罗·鲁道夫式的剖面操作，在首层城市空间中再次看到了丽娜·柏·巴蒂式的底层架空。另外建筑师还特地采用了伦巴第当地的灰色石材。

正是由于突出的专业品质，2009年的欧洲建筑最高奖——密斯凡德罗奖（授予项目而非个人）授予了米兰博科尼大学主楼。但这并不意味着它就是一个完美的项目。建筑沿街巨大而封闭的立面让人失去尺度感，这也让其在视觉上显得与城市格格不入。

【设计的进阶】

默里克大学医学院、利马大学和金士顿大学

正是因为博科尼大学主楼在评论界和设计界的成功，伊冯和谢瑞获得了2010年哈佛大学丹下健三教席（哈佛大学设计学院的丹下健三教席用于短期邀请优秀建筑师教授设计，是美国最重要的设计类教席之一），2011年的耶鲁大学路易斯康教席，2010-2011年洛桑联邦理工的客座教席，以及2014年的瑞士门德里西奥建筑学院终身教席（终身教席是非常高的荣誉，尤其在门德里西奥建筑学院这样的顶级建筑教育机构里）。

这些教学和研究大概可以分为这样几个方向：

1、走心的设计局部，专业上叫设计与身体感知。

2、以英伦视角审视经典设计，比如从剖面角度去重新解读经典案例。

3、跳出既有框架去理解历史建筑，比如从水，阳光，地质的角度来解构僵化的艺术史叙述。

4、建筑作为人造地形和基础设施的潜力。

对于格拉夫顿这一阶段学术思考的最好体现是2012年的威尼斯双年展。她们与巴西建筑师保罗·门德斯·达·罗查（2006年普奖获得者）合作再现了巴西建筑的经典局部，马丘比丘的人造地景，以及她们在利马的项目模型。“建筑作为地形”这个题目很好地概括了建筑塑造城市地形（从专业角度，平面上的传统操作往往被归为形态，而剖面上的处理会被非正式地称为地形或地景）的潜力。

“建筑作为地形”，这句看似中立的口号实则充满学术雄心，因为这意味着建筑师在一定条件下要忽视现有的城市格局，并使用强有力的建筑形式去对其重塑。重塑一座高台去迎接阳光？重塑一座高墙去对抗海风？重塑一堵音障去阻隔公路？是的，这就是格拉夫顿于2015年在利马工程技术大学项目中的策略——建造有力的人造地景。

2012年以后，格拉夫顿事务所赢得了一系列大学项目，这其中包括爱尔兰利默里克大学医学院（2013年建成），伦敦政经学院（2016年中标），巴黎矿业电信学院 （2019建成），图卢兹经济学院（2019年建成），伦敦金士顿大学（2019年建成）。格拉夫顿事务所在所有这些项目中都一如既往地平衡着 “甲方利益、城市文脉、学术追求”这三个难以兼顾的方面。但如果出现能够全然实现学术追求的项目，建筑师的学术积累就会爆发。在利马大学项目里，建筑师有了一个用建筑思维去回应城市环境问题的难得机会。对于自我意识过强的建筑师这可能是城市的灾难，但对于有良好职业修养的建筑师这则是城市的福祉。

我至今都觉得2015年建成的利马大学是最能体现格拉夫顿本真一面的作品，因为它让弗兰普顿的文化学说，让欧洲城市的文脉牵绊，让得房率等技术标准都统统失语。建筑师以最粗糙的混凝土形式去对抗外部环境的侵扰，并且让建筑回到与阳光、雨水、巨石和植被相处的原始状态。但去过现场的人也不禁会问，在强势的回应过自然之后，是不是所有人都能接受这样粗野的材料感。相比之下，格拉夫顿在法国、英国、爱尔兰等地的作品的材料感要柔和得多。

时间拉回到1978年，当伊冯和谢瑞第一次拜访博塔的成名作莫比奥学校时，谢瑞说当时她们找到了在欧洲文化边缘地区做建筑的信念（当时的爱尔兰受英美建筑界的影响，无论对于美国还是欧洲都属于文化边缘地区。这与博塔所在的提契诺属于意大利与瑞士德语区双重边疆的文化定位非常接近。而两者也都符合弗兰普顿批判性地域主义中对于文化之“中心与边缘”的论述）。

我不知道她找到的是秩序，是光，还是静谧。但40年后，当默里克大学医学院的深窗记录下雨水的痕迹，当利马大学的混凝土对抗着海风，当金士顿大学的外廊致敬罗马剧场废墟之时，我肯定她们体会过比其他英美壮游者更加深刻的东西——来欧洲大陆壮游是英国传统，对建筑界也不例外。英语文化区的建筑师往往会在欧洲大陆找到建筑设计的本源。比如格拉夫顿的前辈彼得和艾莉森·史密森就在意大利中部进行了长期的考察，并著有《意大利思考》一书。她们的欧洲建筑旅行，尤其是意大利旅行成为英语文化建筑师的范本。

【唯一的问题】

为什么现在才轮到她们拿普奖？

如果我们以获奖历程的视角去回看两位建筑师的从业经历，那是否更容易看懂她们获奖的原因呢？

首先可以确定的是，1974年从都柏林大学本科毕业的伊冯和谢瑞接受的是经典的现代主义设计教育。也就说她们看的仍然是柯布西耶、密斯·凡·德罗、阿尔瓦·阿尔托这些最经典的现代主义大师，当然这其中也一定包括阿尔瓦罗·西扎、彼得和艾莉森·史密森这些活跃于当时的建筑师。对于中国建筑界来说，她们的专业视野未必比1980年代后期毕业的国内名校建筑师丰富，但区别在于不列颠和爱尔兰建筑师误读的概率更低。

20世纪80年代的爱尔兰设计界，斯科特·塔隆·沃克事务所和德·布拉卡姆和梅格建筑事务所几乎垄断了爱尔兰的优质项目。在经济繁荣时期，年轻事务所尚能通过中小项目生存。可到了经济停滞的1980年代末和1990年代初，小事务所连基本运营都成问题。而这正是1991年91建筑师成立之时的专业和经济背景：小组的成立不仅仅是为了学术，也是为了生存。但这场经济危机让人庆幸的是：危机中能抱团以游击战方式生存下来的建筑师，无疑都是经过考验，相信并且也热爱建筑的人。

从1995年开始，经济情况逐渐好转，格拉夫顿也开始稳定地承接到各类项目。到了1999年，她们终于出版了第一本属于自己的专辑。虽然只是薄薄的一本，但也已经引起了当时建筑界重要推手弗兰普顿的注意。所以在2002年博科尼大学设计竞赛筹办之时，弗兰普顿和其著作的意大利版译者、建筑师希尔维亚·米列西拟订了竞赛邀请名单（部分非公开的设计竞赛采用邀请、而非报名来决定参赛名单），而这其中格拉夫顿则赫然在列。到了2008年项目竣工之时，希尔维亚则再次推动格拉夫顿成为瑞士门德里西奥建筑学院的访问教授（2008-2010）。而刚才这些只是国际建筑师间相互交往的冰山一角，评委与建筑师实际一直通过“熟人社会”与“旋转门”等模式来塑造专业交往格局。

当2009年凭借博科尼大学主楼获得密斯凡德罗奖之后，格拉夫顿实际上已经具备了问鼎普奖的专业实力。但还在活跃期的建筑师问鼎普奖不仅需要让专业界接受自己的某些学术标签，也最好有一个足够有艺术说服力的作品。于是在2012年的威尼斯双年展上，格拉夫顿通过展示项目模型和南美建筑，客观上为利马大学项目做了非常精彩的学术背书。所以当2015年利马大学建成之时，格拉夫顿实际上已经具备了问鼎普奖的所有必要条件（同样获得过普奖的中国建筑师王澍也经历了类似历程。2006年通过威尼斯双年展介绍瓦这种材料，从而为瓦爿墙做法背书。2008年建成的宁波博物馆大面积采用瓦爿墙，产生了惊人的艺术效果。于是到2008年王澍也基本完成了冲击普奖的学术准备）。

2016年，扎哈的意外离世让国际建筑界失去了地位最高的女建筑师。这个不幸的事件客观上加速了女建筑师获得普奖的进程。而环顾世界，在列的女建筑师就只有格拉夫顿。所以当2020年3月3日普奖公布之时，可能唯一的问题是：为什么现在才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