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可心的“报春壶”
打动人的艺术品,就好比情人眼里的西施,怎么看都是“美”。然而,美是一种感觉,是一种微妙的、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心灵驿动。虽然生长在紫砂世家,生动的壶摸过不少,但美到能打动我内心的却不多,惟独百看不厌的,还数这把报春壶。
报春壶体呈“心”型,是从传统紫砂光器“掇只”演变而来,但壶身比“掇只”更为修长挺拔,是“圆体壶”里塑型难度最大、线条最为婀娜的壶型。巧妙的是壶嘴、壶把、壶盖三处塑形梅枝与壶身的搭配:本来壶体光器比较庄严肃杀,如冬季风雪中荒芜的苍莽大地,但就在这幅“单调、死气”的画面中,几处梅花从壶嘴、把手、盖子的枝杈上伸展出来,一股生命气息便油然而生。从布局上看,梅花有上下错落的、有左右揖让的,就在这顾盼掩映之间,每一根枝杈和梅花结合着壶线条的来龙去脉,真实地表现出一棵老树逢春的自然生态。
朱可心一生创作紫砂壶无数,但壮美的“报春”,是在即将迎来新的政治时代的“文革”后期。当时年近七十岁的朱可心,隐隐感觉到“春天”的来临,他运用紫砂塑形的语言,其实是想抒怀一种扭曲之后渐趋沉静的幸福、一种生命内在茁壮生长的力量。
可以看出,“情调”是贯穿在整个创作的过程之中的,而“格调”则是壶面营造的那种意境动态美。当它终于以气宇轩昂的“腔调”挺立在世人面前时,仿佛是在宣告“我是谁”。
我是谁?面对社会的大变革,一个制壶者,重新开始考虑贴在身上的标签,思索“我是谁”,是依附在传统文人身上寻求附加值的艺人?还是做一个靠卖技术、不断复制实用器的匠人?还是做一个在新时代里乐观向上、懂得审美和有价值观的艺术家?
显然,朱可心给出了心中的答卷:“一个伟大的艺术家,就应置身于时代的艺术语境,创造出符合那个时代潮流的作品。”
回顾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画坛上有积极倡导“写实绘画救国”的徐悲鸿、山水画家李可染,包括在南方影响极大的方增先、林风眠、吴大羽、常玉等一批杰出的表现性画家。他们在画坛上所取得的成绩,大都是写实的社会现实题材。也因为“写实”在表现宏大主题内容中显而易见的优势,逐步演变成那个时代的审美潮流。
所以,朱可心运用紫砂塑形手法,选择“梅花”这种精神植物来表现宏大现实题材,优势也是显而易见的。报春壶的问世,给当时徘徊在“冬季”里不景气的紫砂行业带来了300万元的订单(1972年广交会)。
我想,那个冬天,朱可心一定感受到了阳光,那种无声的、宽厚的阳光。少年时,我并不解其中的况味,多年以后,我终于读懂了那种更为纯净、更为虔诚的感恩情怀。感恩,又是一个老式的词汇,但它在思索和宗教里光芒四射,照亮过许许多多经历苦难但又坦然面对苦难的灵魂。所有激烈、痛苦的挣扎,到最后都是平静的述说,即使是眼角还有泪水,可他们依然带着灿烂而又宽容的笑容面对生活。他们最大的资本不是要征服什么的野心,而是谦恭的信仰。
老一辈艺术家们,在纠葛的选择之中,经历了常人难以经历的经历,感受了常人所未有的感受,依然在孤独中固守着自身的高度。用心灵去感受美,既而描摹美。这种在难以言说的沉默中生根发芽出的坚韧的美,在人们的惊愕中枝繁叶茂,然后,定格在历史的记忆之中。而我,常常在壶里抚摩那些曾经辉煌的元素,即使现实的家乡比现实的城市更陌生,即使居住的地方已经不是梦里的故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