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国良是画家,1995年在美国西来寺披剃出家,去年还俗,定居北京。无论在家,还是不在家,从始至终,他一直在艺术之路上探索,但同时,他对“收藏”也颇有心得——这一切又缘于已故知名中国画家黄胄。史国良师从黄胄,而黄胄不仅是画家,也是收藏家。
1976年,20岁出头的史国良作为后生晚辈,到黄胄家拜师学艺。未进家门,就被眼前满屋子的瓶瓶罐罐和旧家具震慑住了。许是出于对前辈的崇拜,史国良竟也在心中暗下决心,“我以后也要往这方面发展。”
黄胄有着与其他艺术家一样的通病,喜欢隔段时间就变换着家居摆设,史国良就经常帮着挪挪屋里的老家具,顺便听他和他的友人讲述这些古董的来历和品鉴。黄胄家中有一对明代黄花梨万历柜,是明代家具中十分罕见的珍品。史国良曾几次碰到王世襄来黄胄家中研究这对柜子,一边欣赏,一边还发出感慨:“太难得了!太难得了!”王世襄也向史国良介绍了不少关于古代家具的知识,如明代家具造型简洁流畅,直线条多,显得大气;清代家具繁琐华丽,但显笨重等等。
说是受到熏陶也好,盲目崇拜也罢,1970年代末,史国良就开始用稿费购买一些老家具,而当时,现在圈内响当当的藏家,当时都还未上路。
在史国良的描述中可以想见,他曾是如此年轻明媚,顶着1.8米的高个走胡同串巷子,用一如既往的直率笑容跟那些年逾古稀的老者沟通,期待用某种合适的方式说服他们放弃自己的祖上之物。这些方式可以是以物易物,也可以是翻出仅有的钱币倾囊相授。这些物件在当时算很贵,史国良记得自己也曾问过黄胄,买这些东西值吗?黄胄说,“值,买了就值。它不仅有艺术欣赏价值,还有文物价值。收藏首先要自己喜欢,不要老想值不值钱。”
久而久之,就像猎人总能最先感知猎物的存在,史国良也能立马嗅到这些散落于千家万户和文物商店里的老物件。他现在还摆放于家中的清中期红木罗汉床、清早期草龙黄花梨大条案等,都是当年花几千元钱直接收过来的。“1980年代初期,人们还没有强烈的商品意识,收假的可能性也极低,现在想来,就像白捡的一样。”史国良说。
在史国良的家具收藏中,他最钟爱一张黄花梨八仙桌,桌子品相完好,四条腿是内翻马蹄,束腰、罗锅帐,四面带草龙工,起线。这张桌子,对史国良而言,不仅具有文物价值和观赏价值,还能睹物思人,追忆丁井文和黄胄这两位恩师。
据史国良介绍,黄胄最先相中这张黄花梨八仙桌,一时拿不出这么多钱,他耿耿于怀,怕这件东西从眼前流失,便鼓动丁井文去买。丁井文是延安过来的老干部,收入较高,听从了黄胄的建议,买下它。后来史国良结婚,丁井文知道他喜爱旧家具,就把这张八仙桌送给了史国良。30多年,丁井文、黄胄早已作古,史国良则历经了艺术上的成功、移民、出家、还俗的大悲大喜,唯有这张黄花梨八仙桌,默然陈立,不腐不蠹。
史国良现将这张八仙桌置于屋内一隅,摆放上一盆绿植,百年黄花梨木与刚冒尖的新绿相得益彰。
对古董家具的收藏,多半缘于恩师黄胄,但与黄胄不同的是,史国良对佛教物件情有独钟。1995年,史国良在美国西来寺出家为僧,这应该是黄胄之前所没能料到的,但史国良很早便显示出与佛有缘,这是早年他所接触的周思聪、黄胄、叶浅予等几位恩师都熟知的。
“我的家中立着一尊尼泊尔的站立佛像,那是尼泊尔驻中国大使送给黄胄的,一直放在他家的窗台上。我很喜欢,每次见了都要多看几眼,后来终于开口向先生讨要。”史国良说,“他的夫人郑闻慧老师有些舍不得,黄胄先生说,国良跟佛有缘,喜欢拜佛,让他请回去供着吧。就这样,这尊佛像站到了我家,这一站就近三十年。”
在史国良的藏品中,有不少佛像、法器、佛龛、唐卡等,这些物件并非如我们所认为的,是史国良在皈依佛门、审美趣味发生更改后所藏,多数物件是在开始收藏之初,他就情之所钟,一并收藏的。后来他真的出家了,似乎冥冥中真的有说不清的事。
此外,史国良还藏有齐白石、黄胄、吴昌硕、徐悲鸿、李可染、张大千、任伯年等大师画作上百幅。这主要是在后期,他自己的画也成为备受推崇的收藏对象之后,他用充裕资金购买来供自己观摩、学习,寻求艺术造诣的提升,这就更接近于专业领域的收藏了。
2010年,史国良脱下袈裟,回到俗世家中,除了标志性的光头和头上因燃顶留下的戒疤隐约可见,很难再将眼前的史国良与那个慧禅和尚联系起来。史国良说,出家的经历对自己影响至深,就像我们能看到戒疤,但没有经历燃顶的人其实难以体会那种切肤之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