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纪念百岁文化老人黄苗子,由张燕君创作的黄苗子传记《百岁顽主黄苗子》正式出版发行。《百岁顽主黄苗子》首度揭示了很多尘封已久的故事,包括传主与毛家的交往、牛棚岁月等。
与毛泽东的一面之缘
据该书讲述,1945年春夏之交,郁风的旧识蓝苹走进了“黄公馆”。不过,此时的蓝苹已改名为“江青”。她这次只身秘密来到重庆,名义上是为了治疗牙疾。在来“黄公馆”前,她已经在周恩来的批准下,见过了老友赵丹。江青为郁风带来了延安的土产红枣和一些新织的毛呢衣料,还有一张放大成十寸的照片:江青抱着五岁的女儿李讷。照片被郁风小心地贴进了相簿。吃饭时,他们聊到了延安,也聊了些重庆老友们的近况。
这年的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月28日,为避免内战,争取和平,毛泽东飞抵重庆。9月下旬的一天,黄苗子正在财政部部长办公室处理公务,听差告诉他有电话找他。原来,毛泽东想和他见上一面。
黄苗子稍稍有些意外。他惴惴不安地坐在藤椅上,一直等到了下午两点。正当他开始有些焦急时,身材伟岸的毛泽东出现在了楼梯口。毛泽东问苗子,重庆有什么新出的好书?苗子说自己正在读周谷城的《中国通史简编》。毛泽东说,周谷城是自己三十年前的老熟人。苗子问,周谷城在书中谈论说世界资本主义各国的游资侵入中国市场,从经济上掠夺中国人的血汗,不知这种现象在抗战胜利后能否抵抗得住?毛泽东回答说,那要看全国人民答应不答应了。当时苗子心想,这话似乎不太现实。毛泽东接着说,中国的问题很多,不止是外国经济侵略,根本还是要看人民能否当家做主,权力掌握在人民手上,一切都好解决。苗子感到毛泽东的话很有道理。
因一个传闻被关进牛棚
1967年新年刚过,黄苗子被关进了“牛棚”,罪名是“国民党特务”。事情源于一件传闻。“文革”初期,潜伏在台湾的中共地下工作者发回消息说,国民党往北京委派了一名小个子的黄姓特务。个头不高、姓黄,这两条都与黄苗子吻合,他所在机关的造反派由此推断黄苗子就是那名国民党特务。在对黄苗子进行抄家后,造反派又从黄苗子的日记本中,发现在上世纪四十年代的重庆,黄苗子曾经和乔冠华以及国民党军统特务要员王新衡一起吃过饭。这个发现让造反派对黄苗子的特务身份更加深信不疑。
黄苗子被独自关押在一间闲置的小屋里。在这里,他被勒令不准与任何人交谈;日常工作除了打扫卫生、进行惩罚性劳动外,就是无休止地进行交代、检讨。“在牛栏、在监狱里天天从早到晚刮进我耳朵里的大喇叭声音——‘样板戏’,使我不胜烦恼。铁梅再勇敢,阿庆嫂再机智,一天到晚在你耳边灌,还夹杂着口号声、打骂声、派斗的叫嚣声,总之,以‘样板’作为主调的‘文革交响乐’,对我是长期的心灵宰割。”
黄苗子的同事、黄苗子专案组成员张金禄回忆:“当时我们曾听周扬专案组一个姓刘的组长传达,说江青讲过郁风是特务。于是,郁风专案组走遍全国外调,但没有找到任何证据;来问我们,我们也不清楚。后来,他们要下干校,就把事情推到我们身上,我们也不愿意干。周扬专案组一个姓韩的、专门负责‘二流堂’案件的人来找我们,说:‘不行啊,怎么也得有点材料。’从这时起,我一方面搞黄苗子的外调,一方面也陪着他去外调郁风。调查结果,根本没有证据。最后上面有人说,黄苗子是特务,郁风也就是了。”
曾建议他改名字
关于沈从文与黄苗子的交往,学者李辉在相关传记里边也有提及,他说,独自漂泊北京开始闯荡文坛的沈从文,在生存艰难之际给郁达夫写信吁请关注和帮助。此时,来到北京的郁达夫就住在哥哥郁华——即郁风父亲的家中。
有意思的是,身为苗族的沈从文,对“苗子”这个名字颇有异议。他说,在湘西,“苗子”是过去汉人对苗族的贬称。于是,在写信或题跋时,他把“苗子”均写为“苗滋”。
1982年最后一次故乡行,沈从文再次提醒一同前往的苗子先生:“这是苗区,你不能用‘苗子’这个名字。不然,苗族人会觉得不舒服。”于是,如今在沈从文母校文星阁小学那个著名泉水旁,有苗子当年题写的“一瓢饮”石碑,落款就写为“苗滋”。
沈从文与黄苗子时有书信往来。1976年1月,在周恩来去世的第二天一大早,他发现门外塞进一个信封,打开一看,是沈从文写的一封长信,有十多页。谈古代服饰史研究、谈局势、谈对未来的担忧,言辞坦率而激烈。信后特地注上一句“阅后一定烧去”。此时,苗子与郁风从秦城监狱回家还不到一年,自然不敢留下,阅后当即将信烧掉。
李辉说,“真是太遗憾了。要是不烧,留下来该多好。多有价值的一封信呀!”每次提到此事,黄苗子都要连声叹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