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上古时代,以游玩为目标的旅行,几乎是凤毛麟角。人们唯一知晓的,是周帝国的穆王,他曾率领一支卫队作长途旅游,其足迹曾抵达喜马拉雅山的北麓和冈底斯山主峰。《穆天子传》的叙事,充满了旅行家的浓烈色彩。周穆王对自己的妻妾们似乎毫无兴趣,他的西征大致有下列四个基本意图:第一,寻找自己的民族之根,也即周人在西亚(古埃兰国,今伊朗境内)的祖地,重构帝国政治的神学基础;第二,采购以玉为主体的各种宝石,维系帝国祭祀礼器的材料来源,并推动东亚至中亚的玉石贸易和玉石经济;第三,寻找传说中的西域美艳女王西王母;第四,满足猎奇式旅游的狂热癖好,而这可能缘于其祖先的游牧习性。在历经千辛万苦之后,读者看到了两人相见时的缠绵场面。西王母甚至以歌咏来表达自己的哀怨情感。但周穆王最终还是断然掉头离去。只有最具职业精神的政治家、旅行家和商人,才能达到这样超然忘情的境界。以当代传播学的视角看,周穆王无疑是“亚洲精神共同体”的最佳形象代言人。
周穆王提供的孤例表明,跟充满冒险和浪漫色彩的旅行相比,迁徙才是更为有力和常见的活动,它延展了非洲智人的历史壮举。这种行为方式后来成了一种巨大的惯性,而在人类的历史中被不断重复。智人之所以长出一双有力的脚足,就是为了适应这种行进的渴望。直到今天为止,人类始终没有停止过狂奔的脚步。行走是进化的结果,更是推动进化的动力。经过6.5万年前的世界性暴走,行走已经内化为基因的一部分,也就是人性中最强悍的部分。正是从永无止境的行走中,智人辛勤地改造着自己的本性。
上古的迁徙路线,已经被生物学家所粗略地描述。这是第一次非洲移民留下的清晰踪迹。但那些区域性、小规模、突发性的迁徙,却形成巨大的时空迷津,而令所有的历史学家束手无措,甚至无法清晰描述羌人在远东的迁徙路线,而其他部族的行走状态,如伊兰人(戎人)、突厥人(狄人)、匈奴人、东夷人和通古斯人的迁徙踪迹,更是错综复杂,制造了难以还原的混乱现场,甚至就连客家人的迁徙原因及其路线,至今都没有一个令人信服的陈述,由此成为中国神话研究的最大难点。
在移民点之间的诸多互动中,战争是最严厉的一种,它不仅制造仇恨,也制造了大规模死亡。中国历史上最古老的两场战争,如炎帝族和黄帝族之战,黄帝族与蚩尤族之战,双方都动员了大量兵力,造成空前严重的伤害。炎帝族在失败后被迫归顺黄帝族,而蚩尤族则退向南方,成为被彻底边缘化的二等民族。尽管战争照亮了智人的前景,为它的土著化和特异化提供全新的契机,但它是突发的、神经质的、病态和阴郁的,无法为神话研究提供明亮而稳定的轨道。只有西亚的斯基泰骑兵,控制贸易并攫夺游牧部落的财富,并把其从高加索地区一直延展到中国边陲,由此为国际贸易北方支线,建构了意义深远的通道。
在所有移民点之间的互动样式中,和平的贸易是相对稳定而持久的,形成一种内在坚固的秩序,可以用来作为移民点互动的观察对象。毫无疑问,贸易只是上述四种交互方式之一,但却是最明澈流畅的方式,具有清晰可辨的结构。没有任何一种交往像贸易那样深入人心,支持着人类的生活梦想,并成为文明发育和成长的强大动力。
对于在东亚定居后的中国人而言,还有一个重要的贸易推手,那就是文化幽闭恐惧症。它是长期影响中国社会的一种内在危机感,并成为中国人跟世界联系的精神脐带。无论是早期的酋邦或王国,都致力于跟外部文明的密切交往,这种近乎狂乱的渴望,在周穆王那里达到登峰造极的程度。他率领的车队向想象中的伟大西方行进,穿越广袤的戈壁和沙漠,寻找祖地、美女和宝石。如果没有这种击破幽闭的冲动,捍卫跟祖神连接的精神脐带以及对外部世界的儿童般的好奇,艰难的旅行将难以为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