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之谦为人刻印从他致挚友魏锡曾(稼孙)的信中看来，是比较谨严而不随便与人的。不若他的书法、绘画，接受请托的面比较广；尤其是书法，要算是最广的了。因此，能够得到他的刻印的，不过五六十人。而且这五六十人之中，有的也仅得到一二方而已。只有和他特别接近的如魏锡曾、沈树镛、胡澍等人，得到他的印比较多。
赵之谦对于印面所用文字，要求比较严格，字面不雅和不易布置的他不肯勉强下刀。魏锡曾曾经要他刻“悌孙”两字的印，他认为这两个字的字面既不好，文字本身的结构又不易布置，因而没有照刻，改刻了“睇堂”两字；江湜(弢叔)要他刻“弢叔诗草”四字，他认为此四字有市气，没有刻(均见致魏锡曾书)。唯一的例外是，他曾经刻过一方朱文“坦甫”印，“坦”字极难处理，在他边跋中刻云：“篆不易配，但求其稳。……”我看赵之谦勉强所刻的印恐怕只此一方而已。
赵之谦刻印的谨严，可以从他在下刀之前经营篆法的情况中看出。他对每一印面的布置，均就字形及字与字之间的因素而给以各种独特的设计。他为魏锡曾刻过一方“魏稼孙”的三字白文印。他对这三个字的布置，一定经过很多的思索和设计，当刻成之后，认为还不理想，未能尽达其意，就磨而重刻，成为现在所见的能够列入他的代表作的那一方。重刻的和第一次所刻的比较起来，自然是重刻的布置妥贴，结构新颖。他对刻印的一丝不苟、不惮重刻的态度，由此可见。第一次所刻的那方印已经被他亲手磨去，拓本极罕，只魏锡曾所集的《二金蝶堂印谱》中有之，大概可以说是孤本了吧。
赵之谦在北京的时候，为沈树镛刻了一方朱文印“汉石经室”，结体凝练，刀法娴熟，是他的代表作之一。沈树镛请他刻这方印的时候，汉《石经》的拓本还没有买到，是预题以俟汉《石经》之来的室名。赵之谦在此印的边跋上记日：“小莱阁及《石经》残字，闻尚在人间，韵初求而得之，铭其室以俟。癸亥秋，悲庵刻。”不久汉《石经》竟为韵初花二百金买到，价可谓昂矣，不过拓本确佳。此本后面之跋，覃豀共写七页。“然可厌特甚，此公学浅，胆大可恶”(见赵之谦致魏锡曾书)。当沈树镛买到了拓本之后，赵之谦为了祝贺他的如愿，又在那则边跋后面加刻了两行：“是岁除夜，韵初来告，已得《石经》，元旦早起，亟走相贺，出此纵观，欢喜如意，遂记于石。”已有边跋而加刻之，在他的刻印中只此一方。现在头一则边跋的拓本亦极罕见，魏锡曾所集的《二金蝶堂印谱》中有之，也可算是孤本了。
赵之谦性喜诙谐，在挚友之间是不拘形迹的。他有一封为了魏锡曾没有复他的信而将其大骂一场的信：“……自前月迄今，不知发过多少信，而一字不复，真乃怪事！弟生平待友最真，何阁下以荒谬对耶？寄石来时恳切如此，早知如此之一信不复，不如一石不刻之为愈矣。可杀，可杀！现在弟为无识，又将各印一封寄，此信到日，若竟无一字来，则魏稼孙狗心鬼肺，神人共愤矣。前此寄尺牍价便嫌少，亦必写一收到之条，(自此以后，竟不发一信，吾以汝为死矣。)嫌少尽可再说，岂脚要烂断，手先烂断耶？从前屡有人说稼孙之为人可恶，弟不觉其可恶，今则不惟恶之！可见赵益甫眼力有限，竟为汝等鬼蜮伎俩所蒙矣。……”魏锡曾收到这封被大骂的信，并不介意，竟把它珍藏之，作为鉴赏之物。可见他们之间的情谊之厚，吵吵骂骂是无所谓的。有一次，赵之谦刻了一方白文“思悲翁”三字印，边跋作隶书“奚冈”二字，挟之以骗魏锡曾，说是奚冈的作品，和他的别署正相同，为他所得，真乃巧遇。但是魏锡曾一接手就揭穿了他的骗局。这件事见魏锡曾所集的《二金蝶堂印谱》中于此印同一页 上的记载。他亲笔写道：“撝叔既刻此印，戏署奚款见示，欲以相诳，余觉之，乃相视而笑，书此以发其覆。稼孙识。”
赵之谦除了为极熟的人刻了一定数量的印之外，一般泛泛之交者很少能够得到他的刻印的。加之他在逝世前十年间，很少刻印，所以留传到今天的作品就为数不多了，不过三百方上下而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