冒孝鲁
冒孝鲁，景璠，如皋老狂人鹤亭诗人之子也，为北京某大学专攻俄文之高材生，任颜惠庆驻苏大使馆一等秘书有年。解放后，任复旦大学外文教授时，余以鹤丈之介始与相识，觉其人之狂傲，有逾于老父。渠每读鹤丈诗文后，必指摘之，连呼不通不通。老人亦只能默认而已。盖其邃于国学，故敢如此也。凡有自命文人雅士者，以诗文就正者、至多读三行，即云：好好，掷还了（忆先外舅况公，昔年黄公渚孝纾、龙榆生沐勋尝以词求正，原封未动，外批“至佳”二字还之。故黄、龙二人提及况公时，必大詈不已。孝鲁还读三行，似比况公略谦邪？）。湖帆平日以词自炫，尝亲书小楷，付珂[王罗]版影印（后附《和晏词小令》一卷，乃倩女词人周[金柬[霞代书而提刀者），名曰《佞宋词》，求孝鲁为作序。孝鲁以其老父至好也，故嘱湖帆求鹤老撰之。鹤老大窘，事后谓余曰：这词，做周女徒孙都不够格，真无从恭维之也。湖帆又坚嘱孝鲁作跋，跋成，竟莫名其妙。余后问之，孝鲁笑云：他词更莫名其妙啊。
但在丙申、丁酉间，渠以许效庳之介求太极名家乐幻智奂之医病，乐公以气功治愈之。他们畅谈虚字语助词，乐云：读通《论语》，虚字也通了。孝鲁自此遂乐老师乐老师不已矣。后告余云：斯人非徒以拳术鸣也。观此，则非对任何人都狂了。
孝鲁好色之登徒子，亦惧内之大王，但只要避了河东狮，艳闻逸史，层出不穷。知余解人也，故一暇休息之日，必光降寒斋，畅谈过去为乐。渠与余有同一心得，非可以言语形容者，即不问初觌面之异性，如何严肃端庄，如“心有灵犀一点通”者，一握手即可明白了，如对方不属意，则以严肃对之，庶免白眼相向了。他自俄回国时，尝畅游欧洲各国，以夫人不在，故艳事特多。不遑多赘，只述渠在法国时之一为例，即可概其余了。国少妇，至娟媚，未交一语者。下车后，伊人手提一旅行包，在他或前或后，微露娇不胜力之态。他按照外国规矩，趋前愿为代拿，伊人表示感谢付之。乃一经手提之，立即发觉内只衬衫丝袜而已，轻极了。明白了，即向她询问要否送至寓中？伊人遂即以寓所告之，并云：夫为某处某职，午饭不归家的，明午如蒙光降，当备午餐恭候如何。孝鲁允之，并送至门口，即彬彬有礼告退了。次日修饰整洁后赴会了，饭后遂成腻友那个那个了。其时，余有某剧人（名间南北大艺人也）委刻印章，以汽车迎余至其公寓中。时正七月，其禁脔亦大名坤角也，年可二十余，窈窕多姿，与余询问篆字不已。余迷之，次日特以许多作品示之。她仅着汗背心、短裤，竟半跪半侧身，傍余沙发而询一一，达半小时以上。余凝视其白皙皮肤，大约有痴状？为此大名角所见了，竟当时把她隔开，操其乡土语，喝进去了，并对余白眼相向，此伶，著名色中魔鬼，凡其班中坤角，无幸免，闻后房达六人之多云。余以此事告之孝鲁，孝鲁云：白眼相向，你亦应有“皮肤虽痛也风流”呀。说毕，吾二人大噱不已也。孝鲁虽好色，但于朋友之妻以及女学生从不作一非礼之事，此殆释家所谓上乘功夫邪？自其去皖后，即无音讯相通矣。其夫人余亦见及，固一大家闺秀也，殊和善，孝鲁畏之如狮，乃自作孽耳。
沈剑知
沈剑知觐安，八闽世家子，曾祖沈葆桢，祖及父不详。他为福建马尾海军学校毕业生，抗战前任江南造船所上校官，抗战后退隐了，居富民路富民新村多年。妻故世后，他遂与其长嫂刘氏同居了，房中只一榻也。嫂为故北洋派伪海军总长刘冠雄之女。刘胞侄亚文（南京戒烟局长）所亲告余者，云：刘氏中人都不齿此人者也。他擅山水，自云学董香光有独得之秘。又擅作诗，专学陈后山，为梁众异，李拔可、释堪昆仲所赏识，故狂到了目中无人矣。尝有一诗，为某诗人所推崇，面誉之谓，神似放翁之作。他竟拍桌大骂，谓放翁哪里及自己，诋此人为不懂诗云云。
汪伪时，上海中央储备银行副总裁钱大魁之妻黄慕兰（原大连妓，名黑牡丹，后当记之）正戒除嗜好，附庸风雅，聘陈师曾、陈半丁之得意女弟子江采南频授花卉，沈剑知授山水，入晚即以汽车迎江、沈二人至愚园路钱宅，供丰盛夜餐挥洒为乐了。向例，以生理上之关系，戒烟之后，性欲特旺，黄慕兰未能免之。沈遂与之大肆非礼了，后黄又为一为之戒烟之医曰苏记之者所占有，沈遂转移方向追求江了。江与沈对门马路之比邻也，竟日夕不离左右。江丈夫死后，沈益肆无忌惮了，竟不准江接见任何一个亲戚朋友了，使江大怒，竟与之绝。解放后，江考入博物馆复制品工场工作，沈借谢稚柳大办亦进了博物馆为干部，二人偶尔在电梯中相遇时，都别转了头各不理睬了。江与余至熟之友也，偶谈及沈时，都嗤之以鼻也。然江至今所画山水，几与沈无差别，足见二人当时之密切也。
在三反五反时，谢稚柳犯了错误，成十大老虎之一（见报者），竟致五花大绑，绑上舞台，宣判缓弄三年时，沈前据第二排座，频频起立拍手大呼以耻之（闻当时检举最为力者，亦沈也）。此均尹石公当时在大舞台参加时所目睹之事，后以告余者，当不诬也。故尹老对沈为人，殊鄙视之。稚柳谈及此人时，总大詈不已，应当也。沈对余治印，认为最佳，故为之所作不少，他贻画亦多，惜均随收随弃矣。闻近来他告徐生云，抄家发还东西，陈印尚存一二，为幸事云云。此亦余之知已邪？
有一次：似在抗战前，沈以所藏江西新城陈侍郎某某所书楹联二事，出示于梁众异，拟求售。陈某某（名偶忘，乃嘉道时著名写董字之名家），为陈病翁之曾祖父也，梁因之请吴湖帆、吴用威董卿（与冒鹤亭郎舅至亲，亦以摹董书得名）、陈病翁及沈等至家午饭，悬此二联，求陈等审定真伪。陈云膺鼎，沈云真迹，争之不已。沈忘却了宁有看错之理。病翁拍桌詈之云：这是吾曾祖书法，笈中尚藏多件嗣守，可以取来一比，宁有错邪。你不认识吾上代之字真伪，犹吾不能辨尊曾祖沈文肃公之字也。大狂人被老狂人所压倒了。故沈每谈及陈时，总有恨恨之意。但余曾以黄公渚、沈剑知之文字如何以叩病翁，病翁云：均不坏，但以二人均自满太甚，未肯更上一层楼了。陈作一比喻曰：他二人都已在国际饭店十四楼吃了精美之食矣，亦已据高可望见人民公园全景矣。如能更上至廿四层，则黄浦江与全上海可以一一尽入胸中了云云。此言虽谑，似有真理也。
陈蒙庵
陈蒙庵，此人与前二公迥然不同矣。他殆一世中从无二色之正人君子也。其狂放自傲之态，与二人略有不同，盖狂而有颠状，又口没遮拦，说后尚不知已闯了祸。他在况大先生处信口几句，害内子大病三四年之久，余与况大至今尚未释嫌，均其一句胡言，而有此后果者也。前已记之，兹不赘。兹忆在丙寅、丁卯间，余为之介绍与湖帆为友，湖帆以其况氏及门、颇善之。他一再嘱书，无不允者。后又屡代商人求书，湖帆云：富商之件，需叨光付润。他竟打了京片子说：“这，瞧您得起，给您写的呀。”使吴大怒，乃与之绝交了。他除况公几个知交如朱疆邨、冯君木、程子大寥寥数老外，其他至友易大厂、吕贞白为好友，袁伯夔、周梅泉、陈病翁等等，均不肯与蒙厂往来，都云：土膏店小主人，一身土头土脑云（视为乡曲之意也）。与赵叔雍二人，时时彼此奚落，余时时见之。但平心论之，文字似不在叔雍之下也，否则，圣约翰亦不致聘之为文学教师也。而他能挈况大作助教，且为之每日整备课文，每与函及文，总曰：某某教授兄。此则不负师门，余至今认为可嘉之事。第生平未至北方，与真正名士如溥氏诸昆仲，以及罗瘿公、杨云史、李释堪等接触，而一口北京话，即为甚是，以致于对袁伯夔、周梅泉、沈剑知等巨宦后裔谈吐进退之间，大有票友登台演剧，不甚自然，反不如若龙榆生、卢冀野前之一口的江西、南京土音为落落大方。惜蒙厂见不及此，为可惜耳。
吕贞白
吕传元（丁未生）贞白，江西九江人，父名鹿笙，以盐起家，任过一度小官僚，与夏剑丞为亲戚。少聪颖，读书甚多，故由夏公为之誉扬。又以十发老人为介，与蒙厂为至亲密之友好了，二人几无日不以作文填词为常课。当时（抗战前一年）南京路新雅酒楼下午二时至五时有点心座，冒鹤亭、陈病树、周梅泉、梁众异及其他诗人必每日去小叙畅谈，吕亦时时敬陪末座，他们亦颇青睐有加，以致效学了冒、陈、周三老狂人之形态，变本加厉，竟任何人不堪一顾了。吕因蒙厂关系，故与余亦至善。某日，余与杨虎之主任秘书江西南丰人赵某某亦一同至新雅小吃，为吕所见，过来招呼。余好意为二江西老表作介绍，赵君至客气招待，时赵正手持一书翻以解闷，吕据夺而观之，乃一清人普通笔记之类，吕以鄙视之目光谓之曰：“啊，你读这种的书，也可以做司令部的秘书吗？”赵大怒答之曰：“咄，你是哪里钻出来的小流氓，吾南丰赵氏，从来不知九江有姓吕的有读书人的。”言毕拍桌大骂小流氓不已。吕知难以斗杨氏部下，只能鼠窜而逃了。使余两面做人难。吕走后，赵犹向余叽咕不已也。自此以后，吕即不去新雅，蒙厂处亦总在白天去了，以余只夜访耳。从此竟无会面之机会矣。后闻况大云，吕、陈也交恶绝交了。
初，湖帆每填词，必请冒老改正，冒故后，又请中央伪大学教授汪旭初东润色之，汪死后，乃与吕为友，成至好，亦为改词也。岁甲午，湖帆始告余者，云：贞白每星期日上午必来。余以为老友好，某日早午特至吴宅，进房时犹见吕旁若无人，眉飞色舞而谈，乃一见余到了，立即云：吾头晕，吾头晕。要回家了，要回家了。匆匆而去，湖帆认为此奇事，余已知他犹未忘新雅受辱之耻耳。亦未与湖帆言之。及六七年，始知他亦隔离中作牛鬼，乃汪伪时期某部大秘书也。吕寓延安路明德里，无子女，以惧内出名，始终不敢与任何女性为友云。但闻蒙厂昔年所告者，未知确否？
潘伯鹰
潘伯鹰，别号凫公，皖之潜山县人。抗战前无人知之者，胜利后始来沪，任伪中央银行秘书。始知渠在重庆时以凫公笔名写小说而成名者也，能诗，能仿文选作赋，尝为稚柳作《写竹赋》一篇，余曾见之，但未遑终篇，以用典过多也。又喜仿褚遂良之伊阙佛龛碑字体作书，因此得章行严与沈尹默之青睐，遂自命为第一流人物，狂放不羁矣。渠在重庆时所用印章佥为乔大壮所刻，来上海后，居然嘱余联襟冯宾符（君木之次子）为介，光降寒舍，一见如故，畅谈至久乃去。他与稚柳二人最为莫逆。名票张伯驹，收罗溥仪自长春出走后所遗失之古画特多，如陆机墨迹《平复帖》、徽宗《寒鹊图》等等。每得一件，必至申请稚柳、伯鹰赏鉴，同时有吴某某、刘丕基（靖基之弟）亦厕其间，于是他们五人互相宴会，余无一次不作陪飨者也。伯鹰最豪于谈，而体力雄健，仅次于大千。他除却章、沈、张大千、谢（书画也）、张伯驹（收藏大家也）及余（刻印也）之外，以陈蒙厂为况六弟子，又与其夫人为同乡，故亦甚知已，但从不请陈同席者。后余始知伯鹰尝介蒙兄与稚柳为友，稚柳与谈二次即恶其人，谓太萎而小派，声明不欲再见之故也（大约又是一口京片子，稚柳吃勿消了）。除此之外，竟目中夫人矣。故遂公认可列入十大狂人之中了。余认为他虽狂，豪爽为其优点也。他为人作书写扇，总是作伯鹰为某某书，已名高高在前者，亦狂态耳。
他夫人亡后，一度追求一女画家（悟空同宗妹子，亦名媛也），不遗余力，在五六、五七年之间，不知闹多少笑话，几乎传遍了书画界，以致好事不成。后此女嫁与富人吴某某，伯鹰徒叹奈何而已（因此女有三个油瓶女儿，日需五六元营养品，开价每月须三百元家用不可，以致中断者云云）。后又娶一位全家老小有五六口之多的年约四十之徐娘为妻了。时五九年后之事，余已去淮南了，故未详何以结合者。及六二秋，余回申后，乃稚柳告余者，并知他已任上海市府参事，兼上海书法篆刻研究会副主任（沈正主任），并已有自北四川路迁居胶州路（万国殡仪馆正对门）。时沈玉还与潘已至熟，且为会员矣，余乃随他同访潘氏，直趋卧室，见他已横卧床头，云正从华东医院回家未久也，仍豪谈为乐。并介见其妻张夫人，貌亦楚楚，而风骚特甚。余领会潘得病所在矣，以一年老之翁，而当如虎之年之娇妻，安得不病乎。时余询以何时乔迁至此，他大笑云，这是岳家呀，吾现在是做了猪八戒，入赘在高老庄呀。时余正患腹水肝硬化，腹大如瓢，知他亦以肝炎转腹水矣，故笑答之云：吾与你都大腹如鼓，是吃了女儿国的水了吗。互相戏谈为乐，后忽严肃地劝余云：某某，吾们都患了这不治之症了，今日是高兴,将来临终时是痛苦万状的呀，望你学学吾，多卧少动，希苟延残躯吧。余笑谢谢而已。其后在稚柳处迭闻其屡进华东医院不已。在六四年余又去华东观之，已神志颓然，告余曰：在此，虽号称最高级医院，但区区小官耳，不过初出道少年诊病而已，而且清规戒律太多，急欲归家了。自此以后，不能见客矣。至六五年，闻弥留达两个月之久，死时全身漏黄水满床第，亦惨矣哉。后闻他与蒙厂也偶因谈文不合，而绝交者。在余谪居淮南时，他出全力以捧高式熊达三年之久，所有篆刻诿件，及友朋所嘱，均一一介于高君者云云（他甲辰生者）。
许效庳
许效庳，德高，丙午年生。镇江世家子也。祖汝棻，清进士，官福建官铁局总办，与郑苏戡为至交，尝以书苏戡之介，至天津张园授溥仪书。后许任副大臣代部了。父经农，清癸卯举人，解放后任上海文史馆馆员，月六十五元者。效庳自幼至长，全为其祖父所亲授文学者，性聪颖，最擅作诗，又为苏戡所赏识，时予指正，许为佳子弟，故养成了他狂傲不羁之恶习了。
许在十余岁时即入上海交通银行为小行员，以诗文关系，为行中发行处长吴眉生庠（亦镇江人，擅诗、词、曲驰名者）所赏识，妻以侄女（江采女士乃眉翁之弟妇，效庳叔岳母也）。及抗战后，其祖虽已故世，但日人竟以中日合办“华兴银行”之经理一职任之了。所以沦陷八年中，他为最趾高气扬之时也，汽车阶级了。胜利之后乃一蹶不振矣，解放后，益穷困。子女四人，相继入党，一见面即以正义劝导重新学习做人。他竟置若罔闻，日至江采家闲谈而已。余于其时始与相识者。及其父进文史馆后，月给十元作零用，遂日至书场以听书作消遣矣。是时余以戒除嗜好，亦无日不以书场为消遣，遂与他更知已了。余学集句，盖得其指导为多也。是时据其自言，只陈病树、汪旭二老为其所崇拜之人，陈亦最与之知己者，若吴眉生、陈蒙厂，尚认为可取，沈剑知、潘伯鹰、吕贞白，则无一人其目中矣。他云：女子中二人为佳，一为陈小翠，评之曰：惜诗中用成语过多一些；二为周[金柬]霞之小令、绝、律诗。有佳句可称女才子云，故与周二人至亲近，周亦径呼效庳效庳不已（余所介绍二人为友者）。周语，略有江西腔，读“效”作“小”，“庳”作“鄙”，故缪子彬一见他，即谑之云：“小鄙”来了。他亦怡怡自得。余听书只盯住沧洲书场一家，他听书，专盯住一个女艺人名侯莉君者，侯至哪里，他即在哪里，侯去外码头，他即休息了。他为侯一而再，再三四赠诗不已，以为可得美人青睐了，可怜侯乃一目不识丁之人，常对之瞠目不知所谢了。此诚所谓单相思，发魇耳。故余尝告病翁云：效兄，狂之迂者也。子彬云，他真是穷星未退，色星高照者矣。后其父逝世，生活益困，赖子彬十元五元接济。余为介绍作一小序，润五十元，他仍乐于此不疲也。一次，竟与余闹翻了，事实可笑已极，他曾告蒙厂云：黄静芬女艺人弹琵琶最佳，可属其演奏一曲以供赏娱。蒙厂允之。事为余所知，正恨内子大病卧床均陈所闯之祸，故即告之黄女曰：你不要弹，陈某不是老听客也。黄女亦平湖人也，当然不弹了。是日上台，即推手痛婉拒了。他至后台责黄失信，黄云：某某说不要弹呀。他大怒，竟属不知何人画了一手卷，曰某某某图，丑诋余霸占黄女，蒙厂首为题词，汪旭初、吴眉生、陈病翁均亦题了。他以示江采，求书引首，江力劝并为吾二人解劝，余云：与蒙厂作戏耳。许乃立即撕去其图，言归于好了。后子彬笑谓余云：陈病翁诗中讥讽其吃醋失败，故不得不撕去了。
至五七年秋，他以郁郁患喉癌逝世了。在五月初，他生日，已自知不起矣，病翁特设宴宽慰之，次日作七律一首以谢，前六句已忘却，后二句云：“赤脚层众吾自愿，眼前泥潦况纵横。”绝笔也，衰退至不忍言矣。后其友陈文无名珂收其遗诗油印一册贻人，病翁为作序，伤痛不已云。他尝告余曰：人都说吾狂，吾对散原、苏戡、众异、病树诸公之诗，即自觉珠玉在前，低首甘拜下风者，其他名人都不是高手，故不敢赞同，吾何尝狂邪。此言或亦有理。
白蕉
白蕉，丁未生，字复翁，本姓何，松江人，闻其父为名医，故蕉兄亦能知医云。余与之相交最晚，解放后在平襟亚衡先生座中始相识，时平君以《书法大成》稿本求白为审定者。先是：余久知其为一狂而懒之名士，报刊上亦时见其文字，小品文似专学袁中朗一路者。及见之后，觉和蔼可亲略无狂态也。
至五六年十月，中国画院筹委会成立，他为十委员之一，兼秘书长，闻为文化局科室调充者云云。时二个委员，一刘海粟、贺天健，均旁若无人，白反觉更和气了。但余从不与之多谈多话。及大鸣大放开始，白写了一篇洋洋文章，论书法，竟认为中国无一人懂书法、擅写字（隐隐以他自居为第一），最后一段云，反不如日本人有所得，“吾道其东乎”。遂被揪了出来，问以何故念念不忘日寇之用意所在？先已有刘海粟、张守成等，戴上右派帽子，最后召内兄、钱瘦铁、陆俨少及余四人，劝自戴右派帽子，可以早脱云云。故吾四人同具名请自戴者也。初白与余二人同管资料室，后余至淮南，遂无消息了。及六二年余回院后，白已调去美校为教员或秘书矣。从此不相处一起了。至六六年后，又闻其与余等一样作了牛鬼了。及去岁余回家后，始知白已逝世了。据徐生告余，当其斗争最烈时，白所持手杖上贴了大字报，不准取下，走路以示众，白不堪日被批斗，病亟之时犹如此，致某日回愚园路家中时，爬上楼头，即倒地而死了。
白狂名至大，但余觉得，并不如外面所传为甚也。只他对沈尹默云云，似太对沈老过分一些，使沈老大大不怿。或者即据此一例可概其馀邪？白书学右军固佳，晚年作隶书，尤非马公愚、来楚生可及者也。
邓粪翁
邓粪翁钝铁，上海人，以刻印著名，能小楷，亦作诗。陈蒙厂与之少同一业师，最不齿其人，云：先登报报丧，隔三天，又登报粪翁复活了。更名粪翁，即意欲使人引起注意也。
邓生平只拜服一常熟赵古泥石，刻印一以为法，自刻一印曰：“赵门走狗”。印谱曰《三长两短斋印存》，自云：三长，诗、书、刻，两短，不能琴、棋耳。在戊辰、庚午几年，余以吴仲垌兄之介与之相识，登楼欢谈，见卧室一额，曰“厕简楼”。余问何典。曰：马桶豁帚也。及叔师故世后，余治印生涯日盛，曾订润例，速件加十倍。他亦订润，速件草草者，减九倍。见余即若不相识矣。盖同行嫉妒，每每如此也。惟有一事应记之如下：他尝为某寺院写“大雄宝殿”额，寺僧求署钝铁名，不允，仍以粪翁二字署之。胜利后，上海四明公所求画家孔小瑜绘蒋光头长衫坐石上小像一幅，上求粪翁题字，他题了仿伊墨卿体隶书四字曰：“后来其苏”，款署散木敬题。嗣后遂以散木为名了。闻其门人单孝天云：已患肝、胃、肠三癌并发而死于北京矣。他生平最知已友人，厥为白蕉与沈禹钟二人而已，余者都怕其狂而怪，不敢之与亲近了。来楚生治印，似学邓者，但比邓为佳，字亦比邓为雅也。
陈小蝶
陈小蝶蘧，杭州人。其父即“天虚我生”，老蝶也，以无敌牌牙粉、家庭工业社起家，盖暴发户也。其父本自命为词人文学家，小蝶亦颇擅之，但所作诗词，湖帆以其出韵处一一圈出以示人者也。自其父死后，他大权独揽，遂长袖善舞，大造房子，卖买地皮，以度其豪富生活了。一方面大画阔笔山水花卉，与刘海粟、李祖韩等来往，又厕身于书画家之中了。钱瘦铁穷困时尝住其家至久。陆小曼、翁瑞午，亦为其老友，时时过往者也。余即于小曼处与相识者，当时见其身穿纯黑色服装，毛革黑夹袍、黑丝绒帽、黑色帕、黑袜裤，当年只上海捕房中探员“包打听”如此服饰，他乃效之，余殊鄙视之。
某日晚上，瑞午在小曼家中，忽然“云飞”、“祥生”、“黄色”、“利利”以及几个小汽车公司纷纷开至门外云：“叫的车子来了。”瑞午下去说未叫，竟要赔损失费云云。幸瑞午云，要叫只一二辆即可，况吾们自己有车的，何必叫这么多呀。始一一去了。次日小蝶来笑问，车子多伐？瑞午始知其恶作剧也。在杨云史诗集出版后，登报每部十元，小蝶知余与杨亲戚也，嘱借阅一下，余取以示之，隔三月后询其可还否。他云：这种狗屁诗，不通之极，早已撕作碎纸烧烟了（时他亦吸毒）。余云，吾要赔十元了。他云：这种东西可卖钱？放屁，你告诉杨，吾说的。又一次他以电话约余观杨小楼《夜奔》，余与之同进场，只二个位子，他夫妾二人坐了，对余云：对不起忘了定三座，你去罢。余大窘。时湖帆夫妇偕子三人同在，为吴夫人见了之后，即招手命其子让余了（他们母子挤在一起了）。此二事，足可证明此人不但狂，而直是一个妄人也。他只对湖帆、李祖韩二人不敢嬉弄，其他友人无不为其侮骗以为乐事者也。但有二人，为其身旁类于蔑片者（姑隐其名），一，法院书记出身，受其熏陶，居然能画甚佳之山水；二，亦小纨绔子，因久随其旁，亦能写写短文评评书画者，此异数也。
胜利前夕，上海书画家，开展览会之风大盛，他与李祖韩、秦子奇、徐邦达四人合股开“上海画苑”于成都路静安寺路口，专门出租取巨费，张大千三次展览会均其处也。解放前，他即以投机失败了，把所有工业社股票，悉数让给了当时颐中烟公司巨头胡伯翔（后亦为画院画师，牛鬼了），他即携妾去香港台湾了。在香港时闻曾为杜月笙秘书，写了无耻的杜氏自传一厚册。至台湾后，又写了一册什么杂记，内有一则云：“知悉吴湖帆穷困得无以为生活，已返苏州，在路上摆香烟摊，藉以苦度光阴”云云。他这种用心，骗稿费事小，污蔑中华人民共和国罪不容杀也。台湾解放后，此人无所逃此罪责矣（该书，有人寄与湖帆亲见之者也）。
徐邦达
徐邦达，荃，浙江海宁人。父名尧臣，乃某国连纳洋行（专收买中国蚕丝者）之买办，一市侩也，暴发之后，附庸风雅，喜遍求当时名书画家作品，以为乐事。邦达，其幼子也，故自小即以东涂西抹，学画为乐。其表兄名孙元良，乃赵门弟子，余师弟也。故以孙之介，始认识之。时邦达只十二岁，一见余即探怀出名刺一纸，视之，徐荃，邦达也。老三老四地与余连连称久仰久仰，余为之竟瞠目不知所对了。余戏询之曰：尊名荃，与邦达，有何关系？他云：我要合黄荃与董邦达为一人呀。余云真乃雄心壮志，可嘉可嘉。但只觉好笑不已耳。
他本无师自修者，十五岁时已居然甚佳矣（他用功是死临硬摹，非任何人可及），十七岁时赠余一帧著色山水（园林景）《安持精舍图》，至今尚存，昨检《急就》残片时，同时取出，今日重观，较之现代自诩大画家之徒，亦无多让也。大约当年他不知从何处临摹而成者也。孙元良死后，他即嘱余先拜赵公为师，因见叔师非山水专家，故又嘱余再介冯超然为师，冯门定例，每年需纳三百元，三年为限，他一算，须九百元，乃中止。遂又托人拜了当时小名家李醉石为师。李以学麓台驰名，教授法最好，邦兄由此得了不少知识。后他常告余云：李氏虽无大名，但教画弟一好老师云云。后再拜吴湖帆为师，一，以自标榜；二，得湖帆指授辨别古画方法。于是大大进步矣。叔师一再向他恭喜即此也。
自其父死后，他亦稍稍买古画收藏，成一小小收藏家了。因此与南浔张葱玉珩成为莫逆之交了。葱玉好嫖，专游舞场（张夫人即名舞女也），邦达亦步亦趋，日与群雌为伍，有一丽者与同居有年，不知何故为湖帆另一学生孙某某所迎归。据云：本来二人公有之物，邦达退股，由孙独营了。吴门弟子无一不知之韵事？邦达面似一木鱼，蒙厂与之亦熟，为之题雅号曰“木鱼头”。在抗战后，他亦只二十余岁小青年也，余每在吴家时时见之，他高据沙发，口含大板烟斗，一面狂吸，一面谈书画，偶一谈及贺天健、冯超然等教学生画法时，即摇头不已曰：贻误后学、贻误后学不已（此四字他口头禅也，无处不用及之）。他走后，湖帆辄笑谓余曰：他正在做“后学”之年，而乃旁若无人，真狂，亦真幼稚，可笑可笑。又：湖帆对任何物都爱惜，一纸之破角，亦必聚而藏之，云可作草稿用。邦达吃板烟不带火柴，时时取吴火柴燃吸，一日，余吃香烟，即就吴榻烟灯上吸之。吴忽拍余肩而云：某某，你好的！你看，吾用火柴之后，梗子终留在牙扦筒中，一再示意邦达可用之。燃后吸之，他，左一根，右一根，取火柴狂吸，未免浪费，只要是必须用的，哪怕送他一大包也可以的呀云云（因记邦达之狂附述湖帆之俭）。在汪逆六十生日时，湖帆自画四画，嘱所有门人合作十二幅山水、花卉翎毛、博古，以取媚祝寿。邦达拒之，且到处扬言，不作汉奸，不附吴党云云。师生关系乃中断了。邦达之名更大著了。所以一解放，四九年秋，郑振铎为北京市文化局长时，招张葱玉任处长，葱玉以邦达为介一同进京了。那日，葱玉请郑晚餐，介见邦达，余亦在座，同座者尚有徐森玉、吴瀛。徐向郑丑诋溥心畲（溥正拟应召进京，故迭以事中伤之），吴与余初见之友也，亦大诋马叔平不止。邦达循循然，居然下属态度矣。后郑氏升副部长后，邦达遂升任故宫博物院副研究员了。
他见任何人都狂极，只见余一无狂态，因其子书城十三岁时即拜余为师，毫无报酬，而当时成为余学生中唯一佳才，故有此深交也。六二年余至北京时，途中见之，坚邀至其家中，泡茶请吃，异数也。后余屡得叔羊来书云：吾时访邦史，他从不回访，何故邪？余告以狂人之态耳（他自知沈副委员长不会招待之，故乐得自高身价也）。但去冬叔兄来信云：邦兄六六年后，被遣送江西劳动数年之久，近已回京，变了一个谦谦之士了，亦来谈谈矣。此真党和政府能教育一个狂人而做了新人。可喜之事也。
稚柳对之终不谓然，云：他云生平所钦佩者只一王麓台，太可笑云云。余知之，大约不忘李醉石之教导也。
陈巨来（1904－1984），原名斝，字巨来，后以字行，号墒斋，别署安持，安持老人、牟道人、石鹤居士，斋名安持精舍，浙江平湖乍浦镇人。寓居上海人。陈巨来篆刻艺术蜚声海内外，作品得到金石收藏家的珍视。又为诗人，并擅书法，曾任上海中国画院画师、西泠印社社员、上海书法篆刻研究会会员。1980年9月，被聘为上海市文史馆馆员。他与许多文人雅士都有深交，如吴湖帆、张大千、溥儒、冯超然、谢稚柳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