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美林艺术馆南展区开馆仪式暨五周年馆庆,6月末在北京通州韩美林艺术馆举行。李肇星、冯骥才、濮存昕、韩美林等文化名人,聚集在这个国内最大的个人艺术馆中,一场以“民族复兴的文化担当”为主题的对话由此开始。
外交部前部长李肇星是第一个演讲嘉宾。从一个山东乡下孩子成长为一国外交部部长,他在工作之余的一大爱好就是写诗。李肇星回忆起小时候在山东胶南一所乡下小学念书,老师说中国最早的诗人就是那些干重活的劳动人民,背不动东西的时候哎哟哎哟地慨叹,由是形成了人类最早的诗歌。李肇星说:“中国最早的诗歌集《诗经》,最好的部分就是民风,那是老百姓的东西。”
李肇星曾经访问过意大利的佛罗伦萨,这是一个产生过文艺复兴巨人但丁的城市。然而,当他问市长“最为这个城市感到骄傲的是什么”时,市长说:“是文艺复兴初期,城市餐馆中的一批服务生。”原来,由于当时餐馆里顾客很多,服务员上菜的时候,为了显得潇洒且不把菜汤弄到客人身上,就用脚尖走路。后来大家觉得这样的姿势很优美,垫脚走路成了舞蹈——芭蕾由此诞生。李肇星说:“不管是精神文明还是物质文明,人民都是最重要的创造者。”
作家冯骥才近年来一直致力于文化遗产的保护,自称是“中国文化的志愿者”。曾有一个企业家问他:“国家的价值观是什么?”冯骥才说:“这我不能回答,但我知道什么东西不是国家的价值观——钱。”企业家不同意:“那照你的说法,商人就没法活了;而且我们国家现在需要钱。”冯骥才解释:“你说的是一个国家的需求,不是追求,而价值观是追求。我们讲民族复兴,不是回到历史的过去,而是回到一种辉煌——国家统一、国力强盛、社会富足,而文化复兴是民族复兴的终极追求。”
冯骥才不久前在参观英国温莎堡时,听说了一个故事。城堡在上个世纪90年代曾经失火,居住在附近的伦敦人自发前往抢救古堡中的文物,最后清点时,文物一件都没少。“这才是国家的软实力。有学生问我中国文化怎样才能走出去,我觉得每个人都应该有文化的自觉,尤其是知识分子。”冯骥才说,“一个民族的复兴需要有一批艺术家、作家站出来成为志愿者,承担这种责任。”
其实,不仅是知识分子,正如李肇星所说“人民是最重要的创造者”,每个普通人对于文化复兴都可有自己的担当。在话剧《白鹿原》中扮演白嘉轩的濮存昕,对这个角色有新的理解:“农耕文明即将逝去,白嘉轩看到那个时代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告别过去,于是他用力所能及的方式去保护。话剧最后,白嘉轩走向山坡,拄着拐杖、背着脸看着远方,一直到谢幕。我特别把那本《三字经》当着观众的面揣到怀里,那是中国农业文明里最值得尊重的坚持。”
濮存昕说:“我们每一个中国人,不管是不是知识分子,其实干的事儿都是过日子——像父辈、先贤们那样,吃中国的饭、说中国的话、想中国的事儿、办自个儿想办的事儿——这其实就是文化担当的基本内涵。而且我们要养育子孙,把祖上对自己的影响传给下一代。”
濮存昕见过一个住在胡同大杂院里、满口粗话的小伙子,在家里却绝对不说粗话。为什么?濮存昕说:“因为他不想影响自己的孩子,他要把好的东西传给孩子。这就是最基本的文化担当。”
除了父辈的言传身教,大学也是文化教育的重地。清华大学副校长谢维和笑称自己是给大学的老师同学“打工”的。分管外事工作的他经常要参加各种大学论坛,发表演讲推介自己的大学。其他校长喜欢讲自己大学有多少院系、学科,有多少重大项目、科研经费,总之用一串量化数据来说明实力;而谢维和更喜欢说清华的历史和文化。他总说清华有“三宝”:“一是出自《易经》的校训;二是美丽的校园;三是清华的校友——不仅是国家领导人,更是一大批科学家、教育家以及在各个领域兢兢业业工作的知识分子。”
谢维和说:“评价一个大学,的确需要一些数据,因为它是物质基础,但不能仅限于此。大学作为一个文化机构,一个民族复兴的文化担当者,不仅要出论文、出技术,最重要的是出思想。”
论坛的主人韩美林是最后一个上台的。他首先感谢那些教过自己的老师们,“他们教育我,做事的底线是爱国”。如今自己也是博士生导师的他,借此馆庆成立了“韩美林艺术奖学基金”,用于奖励有艺术天赋但无经济能力继续学习和深造的学生,首笔基金200万元赠予了清华大学。同时,依托韩美林艺术馆建立的“清华大学研究生艺术教育及实践基地”也正式挂牌揭幕。
已经77岁的韩美林在现场唱起了一首民歌:“九里里山疙瘩十里里沟,一弯弯水库一洼洼油,羊羔羔叼着野花大坝上逗,绿坝绣上了朵朵白绣球……”韩美林说:“刚才唱的《走西口》是我1955年学的,不像现在的歌词都是想你想你、爱你爱你。民族复兴、文化担当,这8个字分量太重,我没资格谈。我只是一个普通的学生,但我知道要尊重这个国家,尊重我们几千年的传统文化。”记者蒋肖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