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石鼓文分析
石鼓文是我国现存最早的石刻文字，是刻在十个鼓形石上的篆书，故得名。鼓的直径约二尺，文字刻于石鼓中间部分，其文内容为四言韵文，记述秦国君游猎之事，故又名“猎碣”。直至唐初，石鼓一直被委弃于陕西陈仓之野（今陕西凤翔一带），故有“陈仓石鼓”之称，又因其地在岐山之阳，又称“岐阳石鼓”。自唐发现后数经迁徙，现存故宫博物院，其中第九鼓已文字全无，其他诸石的文字也漫漶磨灭严重。石鼓文所刻书体在两周金文与秦小篆之间，或称为“大篆”，又有谓石鼓为周宣王史官籀所书，故称为“籀书”。石鼓文书刻的年代众说纷纭，早在唐宋时代的韩昌黎、欧阳修就认为是周宣王时太史籀所作，这一说法现在早已被人们所否定，而共认为石鼓文为先秦之作。但具体的年代又各持一说，如罗振玉等人定为文公（公元前765～前716年）时期，马衡定为穆公（公元前659～前621年）时期，郭沫若定在襄公（公元前777～前766年）时期，而唐兰考为献公十一年（公元前374年），时间判断前后差异有三百多年。石鼓文传世善拓本极少，明代嘉靖锡山安国氏所藏有三种石鼓文北宋拓本为最古，分别命名为先锋本、中权本和后劲本，后来这三种善拓本流入日本，现在的各种印刷本多依此三种拓本影印而来。
应该说明一点，所谓的石鼓文分析，这里仅限于石鼓文书法艺术渊源的探求及艺术特点的分析，并不涉及石鼓文作为四言韵文文词意义的解析和作为古文字的形、声、义的考释。我们把石鼓文的书法艺术置于书法发展史的进程之中去考察，在石鼓文形成的前后各找一件参照作品进行比较，从而使石鼓文的艺术特征凸现出来。在陕西出土的西周宣王时期（公元前827～前782年）的金文《虢季子白盘》与传为秦相李斯所书的《泰山刻石》，在书法史上一前一后，石鼓文在时间上大致居其中，就地域书体风格看，这三件书法作品同属秦篆一脉。我们把这三件作品细心进行比较，发现石鼓文是金文向小篆发展变化的一个重要的、不可替代的历史见证。
总其特征，大致有以下数点。其一，石鼓文字的结构横平竖直，基本整齐，结构舒和匀整。金文时期一方面由于字体未规范统一，文字的结构具有较大程度的象形成分，具有一定的“图画性”，另一方面金文或铸或凿于钟鼎等器物表面，甚至制作在器物的内壁，由于器物圆弧且不规整，其铭文为适合于存在的载体而具有依形而变化的随意和自然。《虢季子白盘》为金文中之秀美端正者，但与石鼓文相比，仍明显地表现出自由活泼，石鼓文由于石面相对平整，可以精心安排求整齐，所以韩昌黎在《石鼓歌》中说是“安置妥帖平不颇”。若以石鼓文与后一个参照作品《泰山刻石》相比较，那么其严整划一之美又远逊于后者，《泰山刻石》的结字体势相同，大小均等，是极尽修饰之美，石鼓文尽管比金文规整，但仍不乏斜正错落、参差变化，如石鼓文开端几句“车既工，马既同。车既好，马既。”“”字之大与“车”、“同”之小，“马”、“既”线条圆转横斜与“工”、“车”等字之平直端正相比之下，反差就较大，整齐之中有着一定节度的变化在其中。如果说金文中反映着古拙自然的质朴之美，秦石刻小篆反映着整齐修饰的妍美，那么石鼓文是介乎其间，质妍参半。陆维钊先生说：
（石鼓文）与《宗妇鼎》、《秦公》颇相近，圆转停匀，钟鼎文与秦刻石之中间过渡物也……其书体已由参差俯仰而趋于工整，无钟鼎文之奇伟逸宕，也未至秦刻石之拘谨。
石鼓文与《泰山刻石》同属勒石铭功的“庙堂文字”，所以都是较为庄重的篆中之“楷”，这也是这两件篆书名迹一直被奉为入手学篆的经典之作的重要原因。就其艺术品位来说，祝嘉先生在《书学史》中有一段话评论甚为确当：
石鼓文既为中国第一古物，亦当为书家第一法则。以愚见书体已渐趋于工整，不若周钟鼎文宕逸，气韵亦不及钟鼎文之雄伟。然李斯虽称为小篆之祖，亦难望其项背，主石刻之盟坛者，舍此而谁。
侯镜昶先生在《书学论集》中对石鼓文的评论也很客观：从书艺的发展观点来看，石鼓文属于大篆末流。一种书体的创始时期，书风天趣横生；至其末流，则人工已极，书体亦随之衰落。用笔圆转的大篆，发展到石鼓文，排列整齐，天趣大减，成为当时的馆阁书。所以李瑞清认为石鼓文中无法求笔态神韵。但是从学习篆书的角度来看，临摹石鼓文又是必不可少的一环。
石鼓文的第二个特点是它第一次展示了书法艺术中石刻样式的线条之美。传世的书法作品，就线条而言大致可分为两类，一类是书写性线条，包括古今墨迹及忠实于墨迹的石刻法帖，其线条直接体现出毛笔工具使用中的丰富变化，是后人研究师法古人笔法的主要对象。历代书家都很重视直接学习古人墨迹的重要性，如范成大《吴船录》中说：
学书须是收昔人真迹佳妙者，可以详细其先后笔势轻重往复之法，若只看碑本，则惟得字画，全不见其笔法神气，终难精进。
但由于古人墨迹年代久远，很难流传下来，多以刻铸于金石之上的文字而传世，直到近百年间大量战国秦汉简牍帛书墨迹出土，今人才有幸得见汉人以前墨迹，使古人作书的用笔之法昭然于世。第二类作品是与书写性相对的金石意味的线条，这类作品由于书写后经刻石或铸金（或有不书写而直接刻凿于金石者）的“二度创作”，毛笔书写的意味淡化、减弱或消失。由于刻石铸金等制作手段而致成的线条效果，再增添金石风化的漫漶锈蚀使字口模糊斑驳，又经过椎拓成帖的再度反转变化等综合因素，形成了金石线条的特殊之美，石鼓文的线条明显属于这后一类。
在石鼓文之前尚无石刻文字发现，殷商时代传下的有用青铜刀或玉刀刻契在龟甲兽骨上的甲骨文，为后世提供了清爽刚健的甲骨文线条美的样式。两周传世的书法作品主要是刻或铸在金属表面上的文字，金文由于刻制于范，熔金铸成后冷却收缩等工艺性原因而致成的特殊效果，又经历年锈蚀、翻转椎拓，形成凝重浑厚的金文线条美的样式。作为“石刻之祖”的石鼓文是传世最早的石刻性文字，石鼓形制大而石质坚（韩昌黎说“十鼓祗载数骆驼”是想当然耳），想来非一般青铜刀具可以制作，根据考古发现，石鼓文的刻凿当处在由青铜时代向铁器使用时代进步的时期，使用铁器刻石远比冶金熔铸方便的多，刻凿整理出面积较大而平整的石面，可以刻凿大于金文的石刻文字，且字行宜于整齐安排，不像金文受钟鼎器物各种弧面的影响，石刻文字比金文在制作方法上较容易保持制作者意图达到的线条效果。从线条上讲石鼓文与以《泰山刻石》为典型的秦石刻小篆是一致的，起止圆融不见笔触，藏锋敛锷，线条婉转畅达均整如一，是一种极尽修饰而隐蔽了毛笔书写自然美的线条。经历年风化漫漶，时间这位不自觉的艺术大师又给这种极尽修饰的“工艺化”线条平添了石刻的自然之美，使石鼓文的线条变得既有劲如屈铁的挺健，瘦练有骨，又有意态浑穆的古厚，形成书法艺术中石刻样式线条美的典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