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馆阁体”是流行于明清科举考场的书体，又称“干禄体”，前身是宋代的“院体”，渊源可追溯到异化的唐楷。馆阁文臣应诏撰写文章，士子科举考试博取功名，其书力求典雅工整，要求具备“乌、光、方”的三个特点，日益泛滥，走向工整化、程式化的极致，成为书法发展的桎梏。
分析原因，不外三条：1、书法内部孕育了退化基因。帖学自二王已经走过高峰期，盛极而衰，自身再难有立足之地。同时阁帖自宋王朝翻刻后一翻再翻，名虽羲献，其实早已面目全非。元代赵孟頫虽然师法晋唐，但历史永远不会再是晋唐的历史，不会有晋人充满哲思的超脱和唐人的雄浑大度、自信刚健的精神状态，书法也永远达不到晋唐的高度。明代是文艺绝望的时代，市民艺术的繁荣，世俗趣味的增加，诗有台阁体，书法亦变成“馆阁体”。2、柳公权后，唐楷发展至极致，风格成熟定型后进一步发展必然走向对立面。“法”一旦变成无前提、无限度的规矩，书法便会走上刻板的歧途。强调笔法，激烈地批判“任笔为体”，迷恋和崇拜“永字八法”，使得后继者不越雷池一步，认为只要功夫精熟，池水尽墨，便足可名世，不需要性情的提领和心灵的参与，无视个性，轻视个人的创造力，崇尚通俗、实用和精到的技法，无论如何也掩饰不了艺术内在的干瘪和贫乏，注重个性的创造变成趋之若鹜的模仿和追求。3、“馆阁体”作为一种既定历史过程中的特定现象，康熙和乾隆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康熙帝笃好董书，竭力搜寻，一些人便趋炎附势，投其所好，甘做二、三流的贩卖者。乾隆推崇赵孟頫，风气也愈演愈烈，马宗霍《霎岳楼笔谈》中指出：“因得棲翰墨，纵意浏览，唯每至一处，便作诗记胜，御书刻石。其书圆润秀发，益倣松雪，唯千字一律，略无变化，虽饶承平之象，终少雄武之风。”将书法引入歧途。
针对“馆阁体”的产生，对当今书法学习和创作有一些有益的启示：
1、书法是注重个性化、情感化的艺术。所谓“字为心画”，要求书法可以表现出真实的自我，反映出真实的情感。馆阁使用一些教条来规范书法创作，断送了书法创作原有的节奏感、反差对比和表现手法的丰富性，从而变得呆板而毫无生气。
2、书法本质是不断地追求和创造美。马克思说：“美是本质力量的对象化。”这种对象化实质上分为两种含义：一是实践性的对象化，即按照美的规律通过生产劳动和社会改革将内在的理想变为外在的客观现实，从而可以使外在世界可以满足自身的需要，成为欣赏的对象；二是象征性的对象化，即艺术活动。艺术活动并不是真正地改造或改变外在世界，而是通过象征性手法，类同的旋律和节奏来表现内心的情感。书法本质也就表现为一个无止境地追求美的过程，这个过程一旦停下来，也就谈不上美，因为审美对象的审美价值永远都是相对的，人的目的和理想不可能永远停留在一种对象、一个因素当中，再美的风景也会使人厌倦，再美的旋律也会使人腻烦，这就是书法发展为什么时常产生风格更迭的原因所在，从帖到碑，从碑到帖，碑帖相容，而馆阁体将书法凝固成一种模式，自然毫无美感可言。
3、书法的最高境界是自然。书法是表达内心清静恬淡的艺术，追求自我精神的解脱，因而审美情趣趋向于宁静、清幽、适意和自然，表达不加修饰、浑然天成和平淡幽远的闲适之情，将人生的哲理熔化到心灵深处。当这种情感和外界相融，自然而然地从胸中涌出，写出来的字便凝聚了心灵的全部情感和全身心的感觉，届时，书法艺术将不受任何事物的支配和勉强，无所不法而又无所可法，逾越法度规矩，进入极为自由的境界，尽情挥洒，随意成篇，全无人工之迹，尽得自然之真。自然的艺术品之所以妙，在于妙合无垠，心手相应，这样的作品具有本色的美。这种美是内质的，从书家心灵最深处自溢出来。正因为它是自然而成的，才会无意于佳乃佳，才会深邃幽远。宗白华说：“艺术上的神韵油然而生，才是艺术之至。”
4、书法学习的决定条件是天资、勤奋和良师，年龄和人生际遇也会对书法创作风格的形成产生影响。良师是引导书法学习的先决条件。天资和勤奋是书法成功的双翼。如果偏于天资，则属天才型的书家，如王羲之、米芾和王铎等；如果偏于勤奋，则属功力型书家，如赵孟頫，董其昌和文征明等。对比二者便不难发现。事实上，馆阁体的出现同学书者的天资不无关系，诚如米芾学王羲之成为一代宗师，而赵孟頫学王羲之却开俗风之端倪。年龄增长和阅历增多，书家书法的美学内涵也不断地积累，如吴昌硕的石鼓文，从机械模仿到自我风格的形成，与年龄的增长分不开，不断地求新求变，广收博取，最终人书俱老。人生际遇对书法学习也会产生重大的影响，如徐渭、郑板桥、八大山人和金农等，以独特的风格名世，同不得志的人生经历分不开，书法实质是写气质、写性情和写学问的艺术。
5、市场经济体制确立，书法发展进入新时期，学习和创作的环境有了很大的改变，必须努力适应。市场经济的发展，使得文化有了多元化的优势和宽松的人文环境，艺术观念不断地拓宽，艺术活动频繁，各类展览火爆，但同时，创作的功利因素增多了，书家原有平和的心态变得不安份，急功近利、急于求成。西方各种意识形态涌入，传统的文化品格和精神追求受到排挤和消解，出现了很多新事物，如书协、展览和新闻媒体等，对书法学习和创作影响很大。书协使得书法从过去单一自觉形态中掺杂了许多人为的因素；展览使得具有产业化的市场运作方式成为创作的样板模式，入展或获奖成为一种评判标准，书法学习和创作得围绕入展或入选的轴子转；新闻媒体出现意味着包装和炒作已进一步染指书法领域，任何一种文化实践只有通过具体的物化形式和新闻媒体才有可能实现自身的价值，通过新闻炒作，获得最大限度的名和利。这一切都殃及了正常的书法学习和创作。
“馆阁体”作为书法史中一种特定的历史现象，其实并不是一无是处。如果从立规矩、讲技巧来讲，对当今书法学习和创作却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书法既不能走上刻板之路，也不能步入散漫、狂怪无端之途。反思“馆阁体”，就是要对当今书法的学习和创作进行理性思考，达到以古为鉴和后事之师的真正目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