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书画同源》学术展聊备一说
鲁迅先生说：“饰文字为观美，华夏所独。”
中国书法是汉文字形象美独特的艺术。
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是从汉字的创造发骚的。
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含融在书法艺术承传的的气脉中。
早在造字之初，华夏祖先便展示了认识自然、品鉴万类的卓越才华与智慧，汉字构造便是先民文化意识，文化思维、文化精神最直接、最形象、最真切、最高妙的融入。
神话传说，远古仓颉奇异而有四目，观天察地，洞悉万象，纳天地精神，统万类殊有，取象主意，书以状之，久经衍生流变，约定俗成，是为文字。
古人讲“书肇于自然”，即指造字之初，取象立意，本于象形。如日、月、山、川、草、木、水、火、人、马、牛、羊等，便是抽取物象之本质特征，在约定俗成之交流中指代一种事物，传递一种信息，表示一定概念，或寓意一种情状等，其取之有象之源起，即已包含有饰美之因素。可以直截了当说，汉字是取天地万象之形态、意趣、情状之本质特征来表示其特有含义或概念的形象符号。
汉字创造的神明伟举，昭示了华夏文明，这种创举自然而然含融了先民的文化意识和理想精神，注入了汉民族文明发端的审美观念，且在其演化中作为文脉基因（文化的气脉或民族精神的命脉）蕴含在中国文化传承延续的历史长廊中，不仅作为一种精神特质储存于古往之遗迹中，而且这一缕文脉早已流注入中华民族文化性格的血液里，将伴随汉民族的存在而延续到久远。
如果要说抽象艺术，汉字的创造便是抽象得不能再抽象的了。如果要讲文化、汉文字的创造从一开始便是文而化之到家的了。书法是汉字的形象艺术，中国书法的文化精神从汉字的起源便有了最素朴、最真切的介入。今天我们来谈这个大得不得了，实际上对修持有素的文化人来说，又是了然得不能再了然的课题，温故而知新，面对本该堂然正大卓然于世界艺术之林的民族文化风尚的渐次淡化，斯文的渐次丧失。我们朋辈中一些以当代为已任，以抽象主义自命的名家们，似有必要再回过头来补一补书法课，汉人、汉字、汉文化。此中有真意啊！
一、书道源于自然
中国书法始于道而归于道。
天人合一，道法自然等中国本土哲学精神，从文字初创到书法演进都呈现了对道的体认的文化关怀。
大道流行，浑元幻化，渺冥莫测，统纳天地，包罗万象，内中充溢渊深之哲理与奇妙之玄机。道之为道，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其衍生幻化，如无穷尽。若阴阳、若虚实、若方圆、若曲直、若刚柔、若巧拙、若清浊、若雅俗、若高低、若起伏、若俯仰、若藏露、若纵横、若开合等，既穷极变化，又谐和统一。其理法之完备与变化之无方，往往因时因兴，因人因器，因才思学养，因志趣好尚而异形异状，异调异味。其妍丑工拙无不悉现毫端。孙过庭云：“情动形言，取会风骚之意；阳舒阴惨，本乎天地之心。”诚笃论也。
数千年来，天下大聪明人，无论王公贵胄、名士高人，风流才俊，方外大德，遗贤隐老，乃至皇帝老官，无论如何穷尽心力，都难达极至。不少智者哲人、行家里手如痴如醉，甚至倾倒颠狂，亦仅得一时快意，畅神适怀，其独得心领之妙，唯心契玄微耳 。故真知书法，乃是对大道流行，人文衍化有所体认与会心之人，是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之儒雅君子，涵茹春秋，品味人生，通会之际，身心受用之人。
书源于自然，在自然中体认，在人生中验证，此乃中国书法体道、证道、载道、归道之根本也。
二、文以代兴，书亦如之
一代之人自有一代之文，一代之人文，自有一代艺术之风尚。
今见汉字之最早者，乃契刻于甲骨上之殷商文字，多为祭天地鬼神，占卜吉凶之辞，故又称殷商卜辞。因系刀刻，故其笔划犀利坚劲，挺峭生辣，简洁明快，意象高古。
代之而兴的是周秦篆书。周为大篆，多铸造于钟鼎彝器，为其款识，故又称钟鼎彝器款识。其铭文少则数字，多则数百字，因器形大小而随意布局。行距之疏朗者如星列河汉，纵横有象；错综罗列者，若繁星璀灿，绚然烂然。线条圆融流畅，劲健遒韧，结构宽舒匀适，气象雍穆浑右，大篆之见于石刻者，有先秦之石鼓传世。
秦小篆，为秦统一六国文字，统一度量衡之通行文字。由李斯、赵高、胡毋敬等人订正。统一书同文的重大举措，为中华民族大一统帝国奠基开道作出了卓越贡献。其传世小篆典型泰山刻石，为始皇帝登泰山封坛祭天之铭文，传为丞相李斯所作。其书风特点，骨力劲健，布白精当停匀，体势卓然挺拔，气象肃穆庄严，为中国书法雅正之风开宗立品。其中锋用笔，至今被奉为篆学金针。又有程邈，秦时衙县狱吏，因获罪囚云阳狱中，覃思十年，作隶书三千字奏始皇，上以为善，出为御史，隶书遂风行于时。
书道自觉，始于汉末，东汉灵帝熹平年间，朝庭令蔡邕集天下善书刊石经于太学门外，功成日，观者如流，车日千乘，阻塞街陌。朝庭设鸿都学，开以书取士之风，朝野上下争相习尚，日作数十尺，月数丸墨，领袖如皂，唇齿常墨。适其时也，蔡邕承秦篆遗意而为古今杂形；史游始作草；王次仲作八分；刘德升作行书；可谓百家出而诸体备。如此风气，与汉帝国沉雄博大，雄视天下景象正相符合。一种兴盛、高扬、深沉、雄大的时代壮美精神，赋予了汉文化龙威虎震、慷慨激昂气势。若汉高祖之“大风起兮云飞扬”；若楚霸王之“力拔山兮气盖势”；若汉歌赋之“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现牛羊”的自然浑古；若“天地合乃敢与君绝”的信誓旦旦；若马踏飞燕之伟烈卓绝；若汉代碑刻的古拙沉雄。可谓声威震寰宇，气势壮山河。其景象之恢宏雄壮，其影响之广大深远，为世所罕见。
鲁迅先生说：“惟汉人石刻，气魄深沉雄大。”信不诬也。
继之而来的是魏晋文化风尚。魏晋南北朝是中国思想文化最活跃、最璀灿夺目的黄金时代。哲学、思想、文化艺术的异彩辉光；三教汇流的雄辩清论；名士标榜的玄谈雅尚；超凡脱俗的人物品藻；争奇斗艳的士子书法等。将魏晋风度推向空前绝后的巅峰。其宏丽而壮观的乐章，虽然不及汉代黄钟大吕般沉浑雄大，而理性解放的激扬之声，洋溢的却是清越的阳刚之气。
代之而起的盛唐气象所呈观的，是吞吐山河、威震四海的雄壮美。若“黄河之水天上来”；若“飞流直下三千尺”；若“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俱脱口而出，一气呵成。其时人才云集，灿若星辰。诗若李太白之雄豪旷古；杜子美之超凡入圣；文若韩退之之光耀古今；字若颜鲁公之雄大伟壮；画若吴道玄之翰逸神飞；草书若张颠狂素之恣意颠狂；剑若裴旻之变化莫测。其浩浩然若百川汇海，波澜壮阔。诚如坡公所云：“诗至于杜子美,文至于韩退之,画至于吴道子,书至于颜鲁公,而古今之变,天下之能事尽矣……。”
三、赏会品鉴
赏会品鉴，见贤思齐，追思仰慕，以风气相高，是中国文士清识雅尚。
魏晋以降，赏会品鉴之风胜。赏玩法书名画，成为雅尚。唐王朝开国，唐太宗极喜王书，遂令人广收二王墨迹，多至数百纸，又派下臣萧冀至永兴寺赚取隋僧智永所藏《兰亭序》，且命冯承素临摹以赏赐臣下，一代名书家欧阳询、虞世南、褚遂良皆以习王书为归依，世有欧得其骨，虞得其意，褚得其韵，薛得其态之品次。唐太宗好王书，号令臣下法王书，自己习王书，并自书温泉铭入石，开行书刻碑风气，又有怀仁集王书圣教序入碑，宗其所尚。
入宋以后，宋王朝于淳化年间搜集自仓颉以来至汉唐法书，刊行于世，世称《淳化阁帖》，开一代刻帖风气。米元章宝爱晋人书，遂刻宝晋斋法帖接其踵。一时文士欧阳修、苏东坡、黄山谷、陆放翁等赏玩题跋、歌咏酬唱、临池染翰、披卷消暑、怡然神远、颇多美言快意。兹录一二聊供同好。欧阳修云：“览魏以来笔墨遗迹而想前人之高致也，所谓法帖者，其事率皆吊哀候病，叙睽离，通讯问，施于家人朋友间，不过数行而已，盖初非用意，而逸笔余兴，淋漓挥洒，或妍或丑，百态横生，披卷发函，烂然在目，使骤见惊绝，徐而视之，其意态若无穷尽，使后世得之以为奇玩，而想见其为人也。”有如是品鉴，便自然而然优游其间，其快意胜品佳醪，难怪乎欧阳文忠公有“秋暑郁然，览之可以忘倦”之慨叹欤。
苏东坡“我书臆造本无法，天真烂漫是吾师。”其书风大袖宽袍，超妙入神，独标风韵。黄山谷仰其人，爱其字，知其性，如是评道：“恢诡谲怪，滑稽于秋毫之颖，尤以酒为神，故其觞次涤沥，醉余频呻，取诸造化之炉锤，尽用文章之斧斤。”诚真知东坡其人其字者。东坡一生九迁，坦坦荡荡，放逸天真，恢诡谲怪之神情风度，尽在“觞次涤沥，炉锤斧斤”八字中道了个正着。
陆放翁戎马生涯，诗歌万首，其书长抢大戟，饶有风骨。一日见林和靖作草书，慨然曰：“观林和靖作草，方饥不食而饱，方病不药而癒。”足见游心其间，可以适意畅怀，移人情性，怡神和衷，得意忘象。
元明之际，书风渐趋平和，有以为媚弱者，以元明尚态论之，壶颇不以为然。元明人以退隐为至善者不乏其人，守贞保节乃民族精神的人格至性。表现为一种气性，一种风骨，一种操守，这种气格饶有斯文雅正之致与萧散飘逸之风韵。倪云林、黄公望、王冕、柯九思、张雨、沈石田、王宠、莫是龙之正楷。吴镇、方方壶、祝枝山、陈白阳、徐青藤之草书。或由宋而入唐入晋，或直接晋人风尚，故其书饶有瘦骨清相风标，看拟略无唐宋大气，而其执持坚守者，端在气骨清正四字。有以为元明尚态者，知其对元明人节慨之赏会，尚隔一层耳。
四、心法承传
心法承传是中国书法文化精神薪火相传，绵延不绝的气脉。
古往今来，书法以得笔法为心要，相传蔡邕尝入嵩山学书，于石室得一素书，篆写李斯并史籀用笔法。诵读三年，遂达其旨要。其篆书法李斯，善作古今杂形，又作八分，观隶人用帚而悟飞白。熹平石经乃传其隶书雅正者。世评其书骨气洞达，爽爽有神力。著有笔法，独传史籀，李斯用笔心要，此为篆书承传正脉。
隶书始于程邈，他增损屈曲繁复，务从简易而创新体，主用于徒隶（下层隶役）。唐虞世南称其书“朴略微奥”。李嗣真云：“程君首创隶则，规范焕于丹青。”此中道出书丹上石，染翰竹帛，典型犹在，风采焕然。又西汉元帝时史游为黄门令，以隶书草写而著急就章，后人传为章草，即解散隶体兼书之，此乃存隶之梗概，损隶之规矩，纵任奔逸，赴速急就，因草创之意，谓之草书。章草一脉，下传杜度、传崔瑗、传张芝。张芝得其心要，其精勤不已，家中衣帛必书而后练，临池学书，水为之墨。韦诞学张芝书赞曰：“超前绝后，独步无双，谓为草圣。”又八分书，张怀瓘引王愔语：次仲以古书方广少波势，东汉建初中，以隶草作楷法，字方八分，言有楷模。其书点画发动，体势雄异，作威投戟，腾气扬波，贵逸尚奇，探灵索妙。南梁萧子良云：“王次仲饰隶为八分。”饰字下得尤好，饰美而令其生动耳。
由是可知，章草、八分俱胎息于隶而别开生面，其气脉延绵，亦自有由焉。至于行书，张怀瓘云：“刘德升以造行草擅名，虽以草创，亦甚妍美，风流宛约，独步于时。”此处张怀瓘下一造字，尤见刘德升匠心独到，别出一奇。前人讲楷欲立，行如行，草若奔。可见刘德升创妍美宛畅之行书，不独在便捷适用，尤在于藻饰流美矣。张怀瓘以一造字，明其开前所未有。然刘德升本东汉末期人，书法自觉时代百家争奇的互为滋乳，亦是刘涵泳其中而得以化出行迹之底蕴所在，万变不离其宗，若无恒常，断难新变。虽言草创，旨在出新。然久于其道之渊默含茹，其文化气脉亦绵延于中也。其后钟繇师刘德升而皆融王次仲体势，开正书之门。世传钟太傅与人居则画地广数步，卧则划被穿过表。足见其耽于此道，如醉如痴之情状。相传，钟繇见蔡邕笔法于韦诞座，欲借观，苦求不予，以至捶胸至青紫，几乎气绝，魏太祖闻讯，以五灵丹活之。韦诞死，乃阴令人掘其墓而得之，潜心研读，乃得真传，书艺大进，终成楷书鼻祖。掘墓坏德，固不可取，然此中道出消息，却尤令人深思。钟繇于书苦心孤诣，勤奋不已。转益多师，集思广益，为得真谛，以死不移，一艺之成，谈何容易。
晋人王右军，幼从卫夫人学书，后于父枕中得笔法论，窃读之，后又得白云先生传笔法，再而习钟繇，学张芝，又之洛下，见北方诸碑，遂博采众长，融会贯通，皆擅众美，超妙入圣。后人尊之为书圣。王右军楷则法钟繇而精审体势，别开妍美流变新风，草书法张芝至于精美。艺极于神，乃言道：吾书比之钟当抗行，或有过之。张草犹当雁行。然张精熟，池水尽墨，假令余耽之若此，未必谢之。王右军出，其人其文其字俱足以代表魏晋风尚。入唐后，经唐太宗推崇，遂尊一是。中国书法文脉绵延，亦在二王书风笼罩中继往开来。
五、字如其人
吾国人体认大道主张天人合一；吾国人做人制艺讲究尽善尽美；吾国人品次物象注重见仁见智。常将自然与人、人与艺作一道观，既注重物象之神情意态，又注重思想品格之超凡脱俗。即物印心，见字见人，有诸内必形诸外，其人之操行学养，胸次见识，资质秉赋悉寓于中矣。
清人刘熙载云“书者如也，如其才，如其学，如其字。总之曰：如其人而已”。
近人杨守敬云：习书之道，一须人品高，二须学养富。品高则下笔妍雅，不落尘俗，学富则胸罗万有，书卷之气自然溢于行间，断未有胸无点墨而能超佚等伦者也。
书法以汉文字为载体，通过笔墨来塑造形象。书法之研修创作，是文艺家个体修为的一种状态、一种讲究、一种涵养、一种风致。游心于这种斯文状态中，寓目会心，遣怀适意，感受这种过程的美，斯文的美，乐以忘忧，以自令人怡然神远。然磨炼笔墨，却非笔墨本身，而是笔墨所承载的文化精神与审美境界。磨炼笔墨，实乃磨炼人之心性气质，丰富人之学养见识，涵养人之胸襟怀抱。盖笔墨之净化，亦即心境之净化，磨炼之过程亦即自净其心之过程。陆放翁有句云：“看似寻常最奇崛，成如容易却艰辛。”为人制艺端在一磨字中见出真机。
古人讲：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读书涵养心气，行路广博见识，古今学问端从读书行路中磨炼得来。沉浸其中，久而久之，乃知中国书法之文化气脉承载有艺术家鲜活的生命精神，只不过因人之志趣、天性、才情、悟境各别，而具不同境界，不同格趣，不同神情，不同风骨而已。中国文化之博大精深，早已汇入中国书法之笔墨中，且代相承传，若无穷尽。非深入斯道者难以言其工拙，明其雅俗也。
夫书画，小技耳，不足以喻道，然潜心翰黑，超然于笔墨之外，驰情烟霞，徜徉乎山水之间。恢宏八极，囊括万殊，寓不时之风骚，纳无限之思绪。镕裁世情，广博胸次，涵养心性，陶铸风骨，则忘怀得失，审物我于同心，合天人于一途，亦技进乎道也。
庚寅立秋脱稿于峨眉山圣水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