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眼高手高,高山仰止”。
顺利赶在撤展前欣赏了《长白遗珠:吉林省博物院藏“京津画派”作品展》,印象深刻的除了作品,还有北京鲁迅博物馆的留言簿上笔力遒劲的这句话。
近代以来的中国,经济地理的各个领域,虽也有其他城市在某方面星光闪耀,但大多都是靠长三角、珠三角和京津双核的首都圈带动的。民国美术史也不例外,除去孤悬西北的长安画派,海上画派、金陵画派、浙江画派来自长三角,岭南画派则为珠三角代言。
至于天子脚下的京津画派,称之为民国画坛的“御林军”或者“国家队”都不为过。虽然标榜结社自由、理念自由、创作自由,但四大艺术团体宣南画社、中国画学研究会、湖社和松风画会中,前三者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政坛北洋系的文化副产品:成立最早的宣南画社(1915),创始人是当时的司法部次长余绍宋,中国画学研究会甚至是时任总统徐世昌亲自关照成立。三家团体的领袖和主将,有金北楼、陈师曾这样的北洋政府在职官吏、“官N代”,出身“天津八大家”之“土城刘家”这样的地方士绅望族的刘奎龄。至于松风画会,成员有前后“四溥”这样的皇族,关松房这样的宗室,以及陈宝琛、罗振玉这样的清代遗老。“门槛”一个比一个高。
地处商品经济最发达、外向度最高地域的海上画派和岭南画派,虽也以各种结社为基础,但结社本质上是行会甚至商社,终极目的是卖画甚至出口。京津画派这几大组织,本质上全都是以画会友、为了兴趣走到一起——比如生性恬淡的陈半丁甚至不喜上海画坛过度逐利,“叛逃”北上来京。举足轻重的北京画院就是在中国画学研究会和湖社的基础上建立的,有的成员却一辈子不好意思提自己的画家身份——认为画画不过只是玩儿。
京津画派从来就不只是地域概念,更是文化概念。清代结束、改元民国,新文化运动也自然不会少了绘画领域的论战和实战。地处外贸和民间交往中心的岭南画派等,甚至一度主张全盘西化,这和深深植根于传统政治文化心脏地带、以保存和发扬国粹为基本宗旨的京津画派形成鲜明对比。正是京津画派的存在,在一定程度上从行动和思想两方面纠正了“美术革命”极端思潮对国画的损害,为弘扬民族艺术树立了典范,也划出了底线。
在京津画派看来,一直被奉为正统的清“四王”还是要学的,但不是一味学,否则就会走入清中叶以来末流稚弱画风那样的死胡同,“精研古法”是要着重于宋元名迹及以前的法度与技巧。而展厅内一幅幅“仿赵孟頫”“仿黄公望”,不难看出第一流的聪明人甘愿下的笨功夫。有的作品,如陈师曾的仿宋山水,尚未成年的童子功竟已十分深厚。
诚然,京津画派的指导思想有“精研古法”,可还有另一半是“博采新知”。后来那些留洋归来、以国立艺专等专业学府为根据地者,不仅艺术主张更为激进,主要领域也不在国画上。金北楼和陈师曾等领袖,都是正牌的海归大学问家,以更为宽广的学术背景和人生阅历立足于国画天地。
作为京津画派第一位真正意义上的开宗领袖,金北楼的作品被郑重放置在展览开头,其得意门生、后来湖社在天津的年轻领袖陈少梅 “随侍”在侧。从金北楼创作于1910年代的山水画里,分明可以看到印象派的影子——这意味着古老的中国画,在求新方面,即便是技术层面,也几乎和欧洲同步。
此次画展不乏溥心畬、齐白石这样的“顶流”,但占据展厅C位的却是陈师曾。他名气身价逊于前者,除了因为中年早逝,他的成就主要集中在美术史论研究上也是重要原因。其著作《中国绘画史》,特别是其中的《文人画之价值》,某种意义上正是京津画派的纲领。正是由于他对文人画的独到理解,发现了此时已年纪不小的“艺术北漂”齐白石,并告诫他“齐美人”在北京吃不开,不妨以“红花墨叶”打开局面,齐氏听从,后身价暴涨,也离不开政经科班出身的陈师曾的“经典操盘”。
更令人叹为观止的,要数京津画派中天津的领军人物刘奎龄,这位奇才一辈子没出过国、没上过大学,甚至没离开过天津,却成了自创简笔没骨法、湿笔撕毛法的“翎毛大王”。他有望族出身的家学底子,先后在教会小学、中国现代教育史“泰山北斗”南开中学第一班接受了新式教育,走入社会后,在最早的商业媒体从事美术设计工作。从刘奎龄的经历及其作品上,映射出的是天津这座昔日华洋杂处的北方第一工商都会的精神底色,它和北京在精神领域相生相伴,水墨氤氲而成这场“双城记”。其再传弟子何家英说,先生“不仅画了一个动物园,还画了一个植物园”,其栩栩如生,在于有日本朦胧派和大和绘的运笔技法,有欧洲印象派的光色运用,甚至还有在当时西方尚属先锋实验的夸张变形……一切适合表现创作对象的元素都可以为我所用。刘先生生活的天津,曾是侵华日军在华北活动的大本营。展厅里有他的三幅作品,恰好分别创作于沦陷前、沦陷中、光复后,呈现在后人面前的风物抑扬中,分明可以读出一位艺术上大胆开放地以日为师的画家,对侵略者的抗争姿态和对民生疾苦的切肤之痛,这无疑更难能可贵。
溥仪出宫后,“最后的皇弟”深受震动,好在还有一艺傍身,可以咏志,可以避世,还可以换钱糊口。比起其他三个京津画派的主要组织,松风画会更有合作社的味道。“旧王孙”“长白某某”等落款,暴露了他们一言难尽的内心世界和身份认同。
在这群皇族画家中年纪最长、威望也最高的溥伒,是大哥甚至也是弟弟们的恩师。溥佐赴日留学因故未遂后,比他大25岁、时任辅仁大学艺术系主任的溥伒怕弟弟消沉甚至走邪路,把他留在身边亲授其技艺。溥佐学成后,也成了大学教授。
金北楼的弟子在恩师故去后设立湖社,以志纪念静水流深、包容吐纳品格的藕湖先生,松风画会则是以劲松品格为精神和艺术宗旨,每个会员也要取个含“松”的号。前期以溥伒(松雪)、溥僴(松邻)、溥儒(松巢)、溥佺(松窗)“四溥”为核心,后来溥儒南渡,其最小的堂弟溥佐(松堪)补进来,并成为第二代画会领导,还是“四溥”格局,外加作为晚辈的启功(松壑)。尽管出世或入世的人生道路选择各自不同,但这群阿哥、贝勒们也的确在自己的阵地上坚持了独立风雪、宁折不弯的劲松品格。
1931年春天,张伯驹为袁克文写下“旧日王孙,新亭涕泪……无边风月,如此江山”的千古绝对挽联,前来吊唁的来宾中,就有雪斋、心畬等。同样是惺惺相惜的真朋友,几位生来就有顶戴花翎的正牌旧王孙,此时已是自食其力的文化、教育工作者,再对比自己那位昔日的“富贵闲人无事忙”、如今却在贫病交加中死去的挚友兼表哥,不知张伯驹作何感想。
30年后,作为吉林省博物馆主管文物鉴定的第一副馆长的张伯驹,亲自从各个渠道搜罗来旧友们的作品,并为之亲自打上鉴识入库。此前他被划为“右派”而被迫出京,吉林的工作还是在陈毅元帅的关怀帮助下落实。而陈老帅作为诗人的代表作《青松》,正是为这位出身经历很不相同、却一见如故的老朋友壮行而作。“大雪压青松,青松挺且直。要知松高洁,待到雪化时。”
正是在这样的鼓舞下,张伯驹在近十年的时间内,为吉林省博物馆(院)攒得了足以一跃成为国内一流大馆的家底。包括这次展览中,我们所看到的40余颗京津画派的“遗珠”:从“湖”的静水流深、包容生机,到“松”的高洁不弯、遗世独立,不一而足。
如章诒和评价她这位世伯,伯老这盏灯,只有他灭了,你才知道他多亮。一位眼高手高的鉴赏收藏大家,为一群眼高手高的大画家所能做的,就是把他们的作品以最好的面貌和完整的谱系,留给后来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