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论麦积山第142窟悬塑造像考辨[图文]

麦积山第142窟 正壁立面

开凿于北魏晚期的麦积山142窟，其窟内正壁上方近左右壁拐角处分别悬塑一身动物头像。对于这一动物头像的释读到底是牛头山瑞像和象头山瑞像，是象头瑞像和鹿头瑞像，还是待考的佛传故事？学者各执一词。本文笔者经过认真观察分析，并结合相关佛教经典文献，认为这并非原来所认定的瑞像，而是一组依据《大智度论》、《五分律》等南北朝时佛典而塑的反映和表现教团世界长幼尊卑、恭敬供养次序的本生故事图像。并进一步从麦积山142窟的规模形制、图像内容、造像技法等综合分析，表明开窟者应是当时秦州世家大族，且具有较高佛学义理修养。

佛教自东汉初年传入中国以来，以弘扬释迦牟尼生前事迹为核心的佛传、本生、因缘等图像成为佛教故事中最重要的表现题材。从克孜尔到敦煌，从河西走廊到中原腹地，从石窟寺壁画到单体造像碑，几乎无处不在。但就其载体形式而言。除壁画和浮雕外，采用泥塑形式来表现这类故事的案例，在整个中古时期佛教遗存中目前仅见于以泥塑著称的天水麦积山石窟。

一、麦积山第142窟正壁牛头与象头形象辨识

麦积山142窟开凿于北魏晚期，在窟内正壁上方近左右壁拐角处分别悬塑一身动物头像，在以往研究成果中，或被释读为牛头山瑞像和象头山瑞像，或被释读为象头瑞像和鹿头瑞像，或被释读为待考的佛传故事等。笔者经过认真观察分析，并结合相关佛教经典文献，认为这是一幅表现白象、弥猴、鵽鸟自分长幼故事的戒度类本生图像。

首先，窟内正壁左上角悬塑的是猴头，而非牛头或鹿头。仔细观察可以发现，该动物俯首姿，头戴冠，嘴角内敛，下颌尖削圆润。面部呈倒三角形，弧形眉，圆睛外突，双目下视。眼眶两侧各塑一圆形小耳。两腮削瘦，鼻梁高直。系典型的猕猴形象，其额头及腮、下颌部位有明显的细密阴刻线，应该是表现猴毛。值得注意的是，猴头部上方并列塑两根“丫”形装饰，应是头冠组成部分之一。非常容易被认作是动物头上的双角，这可能是被误认为鹿头或牛头的重要原因。实际上，这对“丫”形物和传统意义上的鹿角或牛角反差很大，具有鲜明装饰意味。猕猴右耳外侧有一束向上伸展的忍冬纹饰，其上塑一大鸟，正面造型，俯首弓首伸颈下视，紧收双翅，两爪紧扣，立于花瓣上，形态生动，头部细节已模糊不清。而正壁右上角悬塑泥质动物为象头则毫无争议。其两耳犹如蒲扇，分垂于两侧。双眼外突，形如枣核，呈倒八字形。象鼻斜下伸展，末端鼻孔上扬，鼻子左下方可辨塑一根象牙。象首一冠饰，大部残毁，可辨原有圭状或莲瓣状饰物，象耳右侧向上伸展出一束忍冬纹，末端已毁。

麦积山第142窟 正壁右上角

麦积山第142窟 正壁左上角

其次，这组动物并非佛教瑞像。众所周知，瑞像是佛像的一种，它最主要特征就是具有灵异或灵瑞色彩，能够按照自身意志行事，穿越时空，感应福祸，预知未来，守护住地，多以放光、腾空或飞来等形式来显示自己的灵异。在萧梁·慧皎《高僧传》和北魏·杨衒之《洛阳伽蓝记》卷5引宋云《出使西域记》中均有关于瑞像事迹记述。前者如慧达（刘萨诃）前往丹阳、会稽、吴郡觅阿育王像塔的事迹，谓其在京师长干寺发掘阿育王舍利塔，并见到阿育王第四女所造金像。又游至吴郡，礼拜通玄寺两身石像，据称石像系西晋建兴元年（313）在吴淞江口沪渎浮江而来；后者载新疆于阗捍摩城南大寺有金像，总是面向东方，而不朝西看，父老传说此像本从南方腾空而来。在敦煌莫高窟吐蕃至归义军统治时期，出现了大量以凉州瑞像为代表的佛教感通画题材内容，既有壁画，也有绢画，内容十分丰富。但总的看来，与一般意义上的佛像相比，瑞像数量还是十分有限。据统计目前仅存有92尊。从种类看，一般可分为诸佛瑞像（如释迦牟尼、过去七佛、阿弥陀、弥勒等）、菩萨瑞像（如观音、文殊、普贤等）、天王瑞像（如毗沙门天王）、罗汉瑞像等，但鲜有称佛教中某种动物为瑞像，国内外尚未发现类似例证。

第三，被误认为牛头山瑞像的原因。麦积山第142窟这组瑞像定名中，由于左侧悬塑动物被误认为是牛首，加之于阗牛头山圣迹及瑞像故事较为流行，如《大唐西域记》卷12《瞿萨旦那国》载：“王城西南二十余里，有瞿室餕伽山（唐言牛角）。山峰两起，岩隒四绝，于崖俗间建一伽蓝。其中佛像时烛光明。昔如来曾到此外，为诸天人略说法要，悬记此地当建国土，敬崇道法，遵习大乘。牛角山岩有大石室，中有阿罗汉，入灭心定，待慈氏佛，数百年间，供养无替。近者崖崩，掩塞门径。国王兴兵欲除崩石，即黑蜂群飞，毒螫人众，以故至今石门不开。”可知，于阗王城西南的这座山因形似牛角而得名，更因相传昔日佛陀在此为诸天人说法，宣扬大乘佛法而成为一处圣迹。而玄奘到于阗时，已有数百年前阿罗汉在牛角山石室中灭定以待弥勒降生的传说。北魏宋云西行求法路过此地时，亦有金像从南方腾空而来的传说。可见北朝至隋唐时期，于阗境内是十分盛行瑞像及相关佛陀圣迹故事的。麦积山这组图像最初定名中，显然是将牛头山圣迹和佛陀瑞像两者合一而成，其对称的右侧图像也就想当然定名为象头山瑞像。

蓝田水陆庵泥塑佛故事（局部）

这种解读方式显然有误。从时间上看，用《大唐西域记》所载圣迹和瑞像故事来释读北魏晚期佛教图像本身就存在一定误差的可能性，尽管这些圣迹或瑞像故事可能在唐以前就存在，但在没有相关同时期文献或实物材料支持的情况下，用后世佛教典籍记载来解释前代佛教图像的方法不可取。另外，《大唐西域记》中是有许多关于印度、西域境内佛陀本生、圣迹、弘法，以及佛传、瑞像等故事，其中不乏在唐以前佛教典籍中有明确记载者。但于阗牛头山圣迹和瑞像并不在其中，极有可能是后来于阗本地佛教信徒编撰出来的神话传说，这一传统在唐宋之际对毗邻的敦煌及河西走廊一带的佛教弘法过程中影响似乎更大一些，而对深受长安等中原佛教文化影响的麦积山石窟而言，其影响力则小得多。

二、象、猕猴、鵽鸟自分长幼故事的经典依据

麦积山142窟 正壁悬塑的迦频阇罗鸟

麦积山第142窟这组图像虽然残损较多，但主体内容清晰完整，除装饰庄重的猴头和象头外，值得注意还有猴首冠饰左侧忍冬瓣上站立的大鸟，以前解释中多将认为是灵鹫山上的灵鹫。实际上，它表现的是释迦为菩萨时化身而成的迦频阇罗鸟。

对此，后秦·鸠摩罗什著《大智度论》卷十二中有明确记述：“有时阎浮提人，不知礼敬。耆旧有德，以言化之，未可得度。是时，菩萨自变其身，作迦频阇罗鸟。是鸟有二亲友：一者、大象，二者、猕猴，共在必钵罗树下住。自相问言：‘我等不知谁应为长？’象言：‘我昔见此树在我腹下，今大如是。以此推之，我应为长！’猕猴言：‘我曾蹲地，手挽树头。以是推之，我应为长！’鸟言：‘我于必钵罗林中，食此树果，子随粪出，此树得生。以是推之，我应最长！’鸟复说言：‘先生宿旧，礼应供养！’实时大象背负猕猴，鸟在猴上，周游而行。一切禽兽见而问之：‘何以如此？’答曰：‘以此恭敬供养长老！’禽兽受化，皆行礼敬，不侵民田，不害物命。众人疑怪，一切禽兽不复为害。猎者入林，见象负猕猴，猕猴戴鸟，行敬化物，物皆修善。传告国人，人各庆曰：‘时将太平，鸟兽而仁！’人亦效之，皆行礼敬。自古及今，化流万世。当知是为法身菩萨。”

象、猴、鸟自分长幼本生故事（克孜尔第80窟）

通过这段记述可知，共同生活在必钵罗树下的大象、猕猴和迦频阇罗鸟通过阐述各自与这棵树之间的年龄先后关系，最终确立了迦频阇罗鸟最长、猕猴次之、大象最小的顺序，为教化万物及世人，他们出行时特地以象负猕猴、猕猴戴鸟的方式出现，不仅在禽兽世界，而且通过猎人的传播，在阎浮提国确立了佛陀提倡的礼敬供养长者制度，使之世代流传。故第142窟正壁左侧猕猴上方悬塑的大鸟当为菩萨化身而来的迦频阇罗鸟，系表示猕猴戴鸟场景。以此推之，正壁右侧象首上边原应悬塑有猕猴，以表示象负猕猴场景，惜已无存。这种礼敬供养长老的思想不仅在世俗社会被广泛弘扬，在僧团阶层内部也是重要戒律之一。如南北朝时，竺道生参译的佛教戒律《五分律》卷十七就有明确记述：

尔时诸比丘无上下坐，不相恭敬，诸居士见，讥诃言：“此辈沙门不知上中下坐，无有长幼。无沙门行，破沙门法！”诸长老比丘闻，种种诃责，以是白佛。佛以是事集比丘僧，问诸比丘：“汝等实尔不？”答言：“实尔。世尊！”佛种种诃责已，问诸比丘：“谁应受第一座、第一施、第一恭敬礼拜？”诸比丘或言：“剎利、婆罗门、长者、居士、出家者应受。”或言：“诵毘尼、法师、阿练若、行十二头陀，乃至得阿罗汉者，应受。”佛言：“不应尔！”诸比丘白佛：“若不尔，谁应受？”佛言：过去世时，海边有尼拘律树，覆五百乘车。时有三兽住彼树下：一者雉、二者猕猴、三者象。虽为亲友，而不相推敬，后作是议：“我等既为亲友，如何不相推敬？应计年长者为尊，少者为卑。”议已，问象：“汝忆何久远事？”象言：“我忆此树至我腹时。”复问猕猴，猕猴言：“忆我平立，啮此树头时。”复问雉，雉言：“我忆昔于某处食此树子，来此吐核，遂生此树。”于是推雉为上，猕猴处中，象为下焉。若欲行时，猕猴负雉，象负猕猴。雉教二兽行十善业，皆共受行。世人闻之，皆受其化，遂名行善为雉梵行。行其法者，命终生天。“诸比丘！畜生犹尚知有尊卑，况我正法而不相敬。汝等从今先受具足戒者，应受第一坐、第一施、第一恭敬礼拜，如是奉行。”

四兽自分长幼本生故事（库木吐喇第63窟）

可知在回答确立僧团阶层受供养礼敬的次序问题上，佛陀还是以鵽鸟、猕猴、象与尼拘律树的长幼关系为例加以说明，足见这一故事在佛典类似例证中的重要性。相同题材的本生故事在新疆克孜尔第58、80、99、114、224窟顶部壁画中均有发现，其表现方式均为绘制于菱格之内，鸟立于猴头之上，猴蹲于象背之上，象垂鼻迈步而行。其中值得注意的是，第58窟中这一图像略有不同，弥猴腋下还挟一白兔。根据学者研究，这种动物四友形象并不见于汉传佛典，属于藏传佛典中常见的戒律本生故事，在藏区寺庙壁画、唐卡中较为常见，类似图像也见于库木吐喇石窟第63窟和新疆巴州和静县巴仑台喇嘛庙大殿壁画中，表明龟兹石窟与藏传佛教之间存在着某种联系。克孜尔上述几个窟龛均分布于谷东区小峡谷及周边一带，其开凿时间据学者们研究， 约在公元六世纪中叶至七世纪上半时，库木吐喇第63窟也大致开凿于这一时期，在开凿时间上均与麦积山第142窟大致相当。值得注意的是，当时克孜尔所在的龟兹地区盛行小乘佛教，在“唯礼释迦”思想影响下，各个时期窟龛内均大量出现有数量和内容众多的因缘、本生故事，并对敦煌莫高窟北魏窟龛壁画题材产生了一定影响。但这类在新疆、敦煌一带盛行的本生和因缘故事，绝大部分并不见于陇右、关中，以及中原内地，只有睒子本生、萨埵那舍身饲虎、须大拏本生等几种题材较为流行。故麦积山北魏晚期出现的象、猕猴、鵽鸟自分长幼本生故事更具有代表意义，表明这一时期关中、陇右与西域之间可能存在着相关佛教思想的交流与传播。实际上，一直到唐代，在印度北部到西域一带，这个本生故事仍广为流传。其影响之大，可见一斑。

综上所述，麦积山北魏第142窟正壁悬塑猴头和象头形象并非原来所认定的瑞像，而是一组依据《大智度论》、《五分律》等南北朝时佛典而塑的反映和表现教团世界长幼尊卑、恭敬供养次序的本生故事图像。由于该窟正壁近顶部分残毁无存，整体原貌已无从可知，笔者推测正壁右上角象首上方可能原塑有一猕猴及相关佛教人物形象，从而以对称方式来表现这一本生故事主题思想。

三、相关内容问题讨论

1.窟内图像所蕴含的佛教思想

麦积山142窟 正壁影塑佛、菩萨与弟子像

142窟正壁左侧猴首旁坛台贴一组并列跪拜姿影塑弟子，右侧象鼻下方贴一组有组合关系的影塑佛、菩萨和弟子像。这两组造像中人物身份和白象、猕猴、鵽鸟自分长幼故事存在着对应关系。明·弘赞《四分律名义标释》称迦频阇罗鸟系如来昔日修菩萨行时，因“愍世无礼”而示为鸟身，该鸟“一名冠雉，形大如鸽，似雌雉，鼠脚，无后指，岐尾。”亦名“鵽鸟”。佛弟子舍利弗示为猕猴身，另一弟子目犍连示为象身，以此相问，定其长幼。因此，第142窟泥塑动物分别代表示菩萨身的释迦牟尼和他的弟子舍利弗、目犍连。而猴首和象首旁边和下方的影塑佛、菩萨和弟子则通过礼敬、说法等肢体语言来表达这则戒律故事的中心思想。

此外，类似表现礼敬尊卑内容的影塑造像也见于左、右壁各层坛台之上，其间穿插粘贴多身体态丰满，头戴笼冠，褒衣博带装束的影塑女供养人。这种窟内主尊造像四周满壁影塑或彩绘佛、菩萨、弟子、供养人的做法普遍见于麦积山北魏晚期窟龛中，是当时法华三世十方诸佛造像思想的图像表现。而本窟这些图像组合更具有明确经典依据，《大智度论》卷十二《释初品中檀波罗蜜法施之余》载：“复次，法身菩萨，一时之顷，化作无央数身，供养十方诸佛；…复次，檀有三种：一者物施，二者供养恭敬施，三者法施。…复次，三事因缘生檀：一者信心清净，二者财物，三者福田。心有三种：若怜愍，若恭敬，若怜愍恭敬。施贫穷下贱及诸畜生，是为怜愍施；施佛及诸法身菩萨等，是为恭敬施；若施诸老病贫乏阿罗汉、辟支佛，是为恭敬怜愍施。…或时从心大得福德，或从福田大得功德，或从妙物大得功德。…福田有二种：一者怜愍福田，二者恭敬福田。怜愍福田，能生怜愍心；恭敬福田，能生恭敬心。”

通过经文可知，壁面影塑造像系表现法身菩萨幻化而成的无数菩萨供养十方诸佛、弟子礼拜佛陀、佛说法、母子供养人持物供佛等内容，以及由此而表达的如何通过物施、恭敬施、法施达到檀波罗密满的过程。

四、结语

麦积山142窟 影塑佛说法像

戒律是历史上僧团强化内部管理和个人修行的经典依据，也是佛教发展壮大和弘扬佛法的重要保证。表现戒度思想的本生故事图像多见于西域，中原内地发现的实证十分罕见，但这不代表它在中国内地传播的真实情况。麦积山第142窟这幅采用泥塑艺术技法创作的作品，不仅是我们了解古代丝绸之路上外来佛教文化传播的例证，更是以儒、释思想为代表的中西方文明交汇、融合、创新的具本展现。

2.图像蕴含的佛教戒律与儒家礼制之间的关系

麦积山142窟 影塑母子供养人

麦积山142窟 影塑女供养人

从麦积山142窟的规模形制、图像内容、造像技法等综合分析，表明开窟者应是当时秦州世家大族，且具有较高佛学义理修养。正壁右下方坛台上影塑母子供养人位置十分醒目，极有可能是该窟功德主。母子形象和装束方面也透出很多信息：母亲身穿褒衣博带式汉装，手中所持之物类似倒置的细颈瓶，尚待于进一步考证。而小孩形象为中分式束发髻，上穿圆领窄袖袍服，外罩袖裲裆衫，下着裤褶，系典型胡服。这表明其身份的复杂性，一种可能性是当时秦州地区汉化程度很高的胡族佛教信徒。另一种可能性是受胡化风气影响较深的汉族佛教信徒。从麦积山北魏晚期至西魏阶段窟龛供养人调查成果以及这一时期秦州地区民族构成情况等综合分析，前一种可能性要大一些。

白象、弥猴、鵽鸟自分长幼本生故事虽然表述的是佛教戒律思想，但在麦积山第142窟出现，似乎还有更深含义。随着北魏孝文帝迁都洛阳，全力推行汉化政策，佛教也深受重视，僧团戒律和以儒家为代表的中国传统封建礼制之间也有了更多切合点。佛教戒律与封建礼制均体现出个人在群体中受到的约束，且长期存在于中国社会之中，两者之间既同中存异，又异中有同。儒家礼制核心“三纲五常，礼之大体。”在两千年的发展和强化过程中，礼制具有了自我约束和外在约束的双重性特征。而佛教戒律则是一种基于宗教基础上的高度自我约束，主要靠自我意志的坚定来实现，尚属于道德范畴之内。两者之间在净化或教化社会之目的和功能方面具有共性，儒家做为一种政治哲学，其治国之道着重于教化，其目的就是要移风易俗，将民间风俗纳入儒家的伦理道德规范之中。而佛教在中国化过程当中，世俗功利性也越来越强，与儒家的联系和复合也日益紧密，在“三教合一”的历史进程中，也慢慢地将其道德标准与儒家看齐，如开始接受并提倡儒家的忠孝观念。做为汉化秦州世家大族开凿的第142窟，在窟内显赫位置安排了这一当时并不常见的本生故事题材，其意义不仅仅在于强调佛教戒律的重要性，而是更多地迎合了儒家礼制思想，用以宣扬世俗社会的等级观念，正如《大周故兖州都督彭城刘府君墓志铭并序》所言“以孔教而饰事，用佛理而持心，折衷人伦之间，冥通寂灭之际。”从而使两者有机结合起来，具有了更强烈的教化功能和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