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唐 董源《溪岸图》 现藏于美国大都会博物馆
对于一张破损的古画,修复好之后,画面缺失的部分该不该接笔补全,业界一直存在不同观点的交锋,至今仍没有统一的标准来遵循。当下的普遍做法是,一些古书画修复师会倾向于在破损处进行补笔,而西方一些博物馆采取的做法是只有全色没有补笔。
何以如此?知名书画鉴定家、书画大家谢稚柳生前说,“西方修复不全色不接笔,是因为他们没有中国书画接笔的技能。如果说我们一千多年以来收藏、留下来的书画,修复时不去全色、不去接笔,全是斑斑驳驳的,这种书画还会有人收藏吗?博物馆还怎么展出?所以接笔是一定要的。书画修复已有一千多年历史,全色接笔这种技术一直是有的,这是中国人的传统!不能丢的!”
在古书画修复装裱过程中,接笔时常被提及。然而接笔并不属于书画修复装裱的必备流程。
对于一张破损的古画,修复好之后,画面缺失的部分该不该接笔补全,业界一直存在不同观点的交锋,至今仍没有统一的标准来遵循。当下的普遍做法是,中国大陆博物馆的古书画修复师会倾向于在画意破损处进行补笔,而中国台湾、美国、日本等博物馆采取的做法是只有全色没有补笔。
现已退休的上博古画临摹专家沈亚洲,1972年以绘画特长被招聘进上海博物馆,之后被分配到古画临摹组,师从徐又青。退休前的沈亚洲在上海博物馆除了从事书画临摹复制,还承担着大部分书画的接笔工作。“一般来讲,要请比较专业的,专门从事书画临摹复制的人来接笔。因为接笔跟创作是两回事情,画画得好不一定接笔就接得好。接笔的人要深知画意、用笔和画作在当时朝代的习性。北京故宫博物院的情况也一样,主要是由临摹古画的人负责补笔。”
董源《溪岸图》修复前局部原貌
董源《溪岸图》修复后局部
对于全色(全色就是在画心有破损的补纸或补绢上,使用颜料填入与画心基本底色相近的色调)与补笔(补笔又称接笔是更进一步将缺损的地方依照画意添加线条或颜色。)是不是应该适可而止的议题,沈亚洲说,上海博物馆有一位很有名的专家,改革开放以后,去了一次美国,回来后跟他们说,以后我们裱画,不要全色、接笔了,理由是国外修复都是不全色、不接笔的。为此,沈亚洲专门去咨询了谢稚柳,谢稚柳说,“西方修复不全色不接笔,是因为他们没有中国书画接笔的技能。中国书画用的材料是纸与绢。纸千年绢八百,是一种自然规律,到了一定的时间,它就会自然龟裂,自然老化。如果说我们一千多年以来收藏、留下来的书画,修复时不去全色、不去接笔,全是斑斑驳驳的,这种书画还会有人收藏吗?博物馆还怎么展出?所以接笔是一定要的。书画修复已有一千多年历史,全色接笔这种技术一直是有的,这是中国人的传统!不能丢的!”
美国克利夫兰艺术博物馆中国书画修复师萧依霞在2016年中国美术学院首届“古书画鉴藏与修复国际研讨会”上接受“澎湃新闻”(原《东方早报》)采访时表达了相左的观点,她认为:“除了中国以外的其他地方,例如美国两大博物馆或早期日本国宝修复联盟是怎么看待全色的?美国的修复协会最常讲的就是真实性、历史性和还原性。在我们克利夫兰艺术博物馆的立场是只有全色没有补笔,因为再怎么厉害的临摹高手都不是艺术家本人,我们不能代表艺术家本人连接画意,我们只能将仅存的画意好好保存,再用折中的方法全色到一个不干扰观者看画的程度。”
萧依霞在为克利夫兰艺术博物馆藏宋代马远《松溪观鹿图》全色(本文图片由中国美术学院古籍鉴藏与修复国际研讨会会务供图,图片版权归克利夫兰艺术博物馆中国书画修复师萧依霞所有)
宋代马远《松溪观鹿图》修复过程(从左至右):修复前、修复中(去掉了不当补笔)、修复后(全色完成)
台北故宫博物院书画处处长刘芳如在此前接受采访时表示,台北故宫博物院的态度也是只全色,不补笔。“现在的修复师即便会画画,也不见得会了解古代画家的风格,所以让他勉强去(补笔),肯定没有办法恢复到那件作品原来的面貌。与其那样,我们宁可说在远观的时候,整个色调能够掌握到原画的感觉就够了,笔触的部分,我们持保留态度。”
“古代的修复师都是做补笔的,几乎没有像现在博物馆这么保守的态度,就是牵涉到结果论,如果去补绘它结果是好的,那我们可以接受;如果说补绘反而让整件作品的程度降低,那就没有太大的意义,而且会干扰研究者去研究那位画家的风格。”刘芳如说。
书画装裱中的接笔、全色
书法接笔
在沈亚洲看来,改革开放前在国外博物馆从事中国画修复的大部分都是日本人,中国的裱画师在国外的博物馆从事古画修复工作已经是1980年代以后的事了,他们出去之后也逐渐开始有接笔了。比如第一位进到国外的博物馆工作的中国裱画师邱锦仙,她认为所谓的修复就是修复以后要复原,如果洞还是留在那里,那这样的要求对修复师而言其实是更方便,修复得跟原来一模一样让别人看不出来,这才是水平。“所以我认为全色和补笔还是非常重要的,西方人不赞成补笔,认为要留着不动,对他们是很方便,其实是技术不够。在大英博物馆我都是按照原来上海博物馆的要求,我师傅们传承下来教授给我的方法修古画,他们看了我做的以后,都比较尊重我的做法。”
(本文原刊于《东方早报·艺术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