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意义上的概念最低的标准就是一代人不卖,卖的话可能是下一代人的事情。现在很多所谓收藏家就是个商人,买来很快就卖了,这不能算收藏家。”
——马未都
上海长乐集团董事长 李建忠先生
社会财富结构的变化,会带来参与人群结构的变化
早在20世纪80年代,上海长乐集团董事长李建忠算是上海最早的一批收藏家。
他凭兴趣开始收藏各种老物件:在他古色古香的1872会所(由其所收藏的清朝的一所徽派民居改造),其中有第一代“爱迪生”老唱机,有样式古朴大方的第一代西门子冰箱,还有明代的石狮子。而到了1990年代,他开始收藏字画。
“收藏实际上是很享受过程的。”他回忆说,拍卖前要参加预展,会约很多行家、朋友一起去看,大家一起交流字画的背景、艺术家要表达的意思,然后判断真伪。
“到手也好,失去也好,都很享受的。因为你记忆里有这样一段。到手的会自己慢慢把玩,不到手的会一直惦记着它。”
不过,像李建忠这么有“古典范儿”的收藏,已很少见。
现在他有不少身价不菲的朋友都在做收藏,“都是派手下的一个经理去参加拍卖,回来拿个清单看一眼是什么就收起来了。”这样造成的结果是藏品品质很有问题,“东西是收了一屋子,就是用我的水准去看,觉得很多是有问题的。”
早在几年前,李建忠就很少参加艺术品拍卖了。“1990年代很好的字画也就几十万,现在动不动就是千万,你还怎么买?”每一次社会财富结构的变化,以及艺术品价格的上涨,都会带来参与人群结构的变化。
董国强 先生
买家结构:从港台商人到内地买家
在1990年代,活跃在中国收藏市场的,主要是港台商人。
“因为价格便宜,他们是一车一车地买。”董国强说,江浙一带做实业的企业和很多做股票的人也是主要买家。亚洲金融危机的重创,使得一批海外买家销声匿迹。
从1997年到2002年,艺术品市场基本处于停顿状态,价格和每年成交额基本上没有大的变化。“但是这几年买家的结构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内地的买家逐渐取代海外的买家,成为主力。”董国强说,很多房地产富豪都是那个时候进入市场的。2003年“非典”之后,艺术品价格突然爆发,与买家的结构变化有很大的关系。”
马未都 先生
在“亿元”时代 玩不转、买不起了?
从2005年起,马未都感觉到自己在拍卖市场已经“玩不转、买不起了”。
资本对于艺术品市场的影响在2009年形成一道不可逆转的分水岭。2009年保利春拍,刘益谦1.69亿拍得的《十八应真图卷》,直接把中国的艺术品市场带进“亿元”时代。
高品质的收藏彻底地成为财富金字塔顶上的人才玩得起的游戏。“就像是鲨鱼和鲸鱼们在海面上把猎物分了,海鸥盘旋着下来拣点剩下的。”马未都说,很多像他这样的人都成了“海鸥”。
刘益谦 先生
《十八应真图卷》 2009保利春 成交价1.69亿
就像刘益谦制造的一个又一个亿元天价一样,他注定会成为这个行业最有标志性、最有争议的人物。2011年齐白石的《松柏高立图》带来的巨大财富效应,让刘益谦成为艺术品投资的代表人物。
刘益谦说。就在卖出两天之后,他花费8000多万拍到陈逸飞的代表作《踱步》,此后又花费一亿买入宋代一幅书法作品。刘益谦的解释是,“今后的收藏会更倾向于古代和当代的作品。”
齐白石《松柏高立图·篆书四言联》
中国嘉德 2011年 成交价4.255亿
“现在很难用一个简单的东西,来表达我是投资、投机还是收藏。”刘益谦说。
他的这种状态在做收藏的企业家中很有代表性。富裕起来之后装点门面、投资投机获利、主动喜欢或者后来忍不住喜欢,都是这些企业家做收藏的动机。
“基本上我们这代企业家,在文化上都是缺失的。”刘益谦说。成长中经历过“文革”,30年前从一穷二白开始起步,“这30年企业家的精力都放在企业的发展上面,说句不好听的,主要在逐利。大部分人,包括我,都不知道逐利的目的在哪里。”
黄庭坚《砥柱铭》 北京保利 2010年
成交价4.368亿
自从1994年参加了嘉德的第一次拍卖之后,刘益谦就和艺术品市场结下不解之缘。在这将近20年的时间里,刘益谦积累的藏品规模已经非常庞大,其中有多件国宝级的艺术珍品。
仅2009、2010年,他在艺术品投资市场就砸下20亿元资金:2009年投入近13亿元,拍品囊括了拍卖成交额前十大艺术品中的四件,包括宋徽宗的《写生珍禽图》、吴彬的《十八应真图卷》等珍贵的艺术品;2010年,在拍场投入近七亿,其中以3.08亿拍得王羲之的草书《平安帖》。刘益谦的夫人王薇是油画市场最大的买家之一,曾有人戏称,“一旦王薇停止购买,价格立刻就会下降。”
明嘉靖 五彩鱼藻纹罐
“如果硬要说两岸收藏家为什么不一样,我认为可能是时代背景的问题,不是人的问题。”赖任辰说。中国的传统文化在台湾是没有断层的。“所以台湾的整个文化氛围,是可以让有心的企业家去理解这些文化的东西。”
但也有一些收藏注定只能在大陆,台湾的收藏家永远也做不到。
1990年代,退出书画收藏后的李建忠,因为生意中室内装修业务常用到古代建筑构件,接触了古民居。从那时起,他在江浙、安徽、山西等地一口气买下200余套明清时期的古宅,所有的梁柱榫卯甚至砖头瓦片都按编号整理,运回上海的仓库。每套宅子都有厚厚的影像、文字资料。
后来,100多套经过清洗、修复、还原的老宅,将会以一种崭新的面貌出现在上海浦西江边,延绵2.5公里。它们与浦东洋气十足的摩天大厦遥相呼应。
宋徽宗的《写生珍禽图》 2009年北京保利
成交价6171.2 万元
艺术品市场像刘益谦这样的大买家,只有为数不多的几个人。
上海民申企业集团董事长郑见明是其中之一。他和刘益谦背景相似,以做股票起家,涉及很多投资领域。郑为人低调,很少露面,主要委托上海天衡拍卖公司老板陈郁帮忙竞拍。新疆广汇集团也是大买家,主要收藏从1900年到1990年代的10位重要的近现代画家的作品。但从2010年开始,刘益谦也感觉到市场里面“下手狠的越来越多”。
国内外的收藏家对比
马未都曾经说过,“中国乃至华人圈子里最一流的富豪都不做收藏,做收藏的都是二流的。”
他讲了1996年的一件往事:李嘉诚在马未都的家里看中了一副明代的、用象牙做的象棋,市价四万,马未都主动打了六折,李嘉诚依旧砍价。“最后我说可以送给您,但是价格不能再低了。他才买走了。”
另外一位华人首富郭台铭,和李嘉诚一样零零碎碎地买过一些艺术品。“台湾的富豪圈子都笑他只忙着赚钱。”而首富频出的互联网新贵,几乎没人做收藏。“他们不了解中国的传统文化,也没兴趣。”而在国外,做收藏的都是一流的富豪。
马未都第一次在美国西雅图博物馆见到比尔盖茨的继母时大吃一惊,“金发碧眼,一口流利的中文,70年代在台湾学的中文,是中国陶瓷方面的专家。”西雅图博物馆因为比尔盖茨基金会的支持,在很多方面都做得很出色。
西雅图博物馆
“公平讲,这不能怪中国的企业家。”上海震旦博物馆总经理赖任辰认为,这些国外企业家从小就看博物馆、美术馆长大的,本来就有这个素养。而且国外有很完整的艺术品交易机制,上中下游的机制也是完整的,得到的信息比较全面。
“所以当一个有钱人要做这件事情,很快就有专家来协助他。”赖任辰说,在中国,“企业家就算要收藏其实也是很孤单的。”
震旦博物馆
事实上,企业家做收藏不但孤单,而且需要胆量。
“从这个角度看,有时候我反而佩服大陆的企业家,他们在这么短的时间里,愿意做这么大的投入,是很不容易的。”赖任辰说,对于大陆收藏界的问题,“其实某种程度上看是正常的,只不过他们速度太快了,很多东西根本来不及想。”
震旦博物馆由台湾震旦集团董事长陈永泰开设,他是台湾顶级收藏家,在玉器、佛像、陶俑的收藏上颇有建树,曾两度担任台湾顶级的藏家组织“清雅集”主席。成立于1992年的“清雅集”几乎汇聚了台湾收藏界的顶级藏家,这些人同时都是台湾最大的企业集团领导人,据称可抵“半个台湾”。
“富可敌国”的台湾收藏家与大陆收藏家
“中国的大收藏家主要在港台地区,尤其是台湾地区,他们很有中国传统文人收藏的风范。”董国强说,“台湾马志林收藏的瓷器、林百里收藏的字画、曹兴诚收藏的青铜器杂件,都是世界顶级的。
像这样的收藏家,台湾至少有10个。”他举例说明什么是“世界顶级”:“林百里收藏的古代书画是什么样的水平?除去台湾故宫、北京故宫、上海博物馆,全世界应该是不超过五家博物馆能超过他。他收藏的张大千作品肯定是全世界第一,傅抱石也应该是数一数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