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孟頫逝世700周年｜一位绝世全才的喑哑与呼啸[图文]

1322年7月30日，宋太祖十一世孙赵孟頫病逝于吴兴（今浙江湖州）。据说，逝世之日，他仍观书作字，谈笑如常，至黄昏，悄然而逝。在他身后，留下了回荡中国艺术史长达700年的訇訇余响。然而，正所谓“如鱼饮水，冷暖自知”。由于赵孟頫不为士大夫所容的贰臣之举，无论是其身前还是后世，围绕着他的巨大争议一直不绝于耳，以至于这位擅画工书、懂经济、通佛志、嗜篆刻、明音律、冠文章、善鉴定的绝世全才，在无数光环和掌声的背后，留下了一段悲欣交集的复杂人生，也留下了一个中国艺术史上喑哑与呼啸并存的有着巨大丰富性的个案，既引人入胜，又令人唏嘘。

《元赵文敏公像》（局部）（清汪恭摹）美国大都会博物馆藏

人生的转折

1276年，是一个令人悲伤的年份。经过40余年与蒙古铁蹄的纠缠之后，元军主帅伯颜攻破南宋首都临安，年仅5岁的宋恭帝被俘。三年之后，厓山一战，陆秀夫身负宋末帝赵昺跳海而亡，南宋彻底覆灭。大元帝国，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由少数民族建立的大一统政权，这对当时的民族心理冲击极大，“厓山之后无华夏”一说广为流传。1279年，赵孟頫26岁。作为宋皇室子孙，他本应享有一个大好人生。赵孟頫的曾祖赵师垂、祖父赵希戭，皆仕于南宋。他的父亲赵与訔，官至户部侍郎兼知临安府浙西安抚使，置于今日，应属省部级高官。然而，奈何命不由我，世事无常，元军铁骑碾灭了苟且偷安、“直把杭州作汴州”的南宋王朝，也彻底改变了赵孟頫的人生。

对一名青年知识分子而言，亡国不啻为一场巨大的三观暴击。国已不存，读书何用？吾辈何为？这位早熟的年轻人最初选择温柔抵抗，隐居德清山中十年，专注诗文书画，凭借着“幼聪敏，读书过目辄成诵，为文操笔立就”的天纵之才，赵孟頫27岁时便完成了《尚书集注》，在江南文人圈声名大噪，渐从默默无闻成为“吴兴八俊”之首。文名鹊起后，赵氏之名很快“达于朝廷”。稳固统治局势的元政府意识到，仅仅用暴力只能夺取天下，却非治天下之法。元朝上层亟需征召南宋士人遗臣入朝为官，以收买人心——尤其需要关键人物压阵，身份微妙又才华横溢的赵孟頫正是他们所需。

于是，在经历三番举荐二次拒绝后，赵孟頫于1286年接下了第三次机会，入了仕。这一年，他32岁。实际上，当时的他已是箭在弦上，不得不发。接，是没有节气；不接，总抗旨可不见得有好日子过。乱世中人，有多少选择能随心而为？只是毕竟，人类的悲欢并不相通。当世与后世总有不少人喜用高标要求他人，试想同样的境遇落到自己身上，又能以同样高标坚持多久呢？无论家世或个人，都不允许他放弃这个机会。但现实的复杂又让这个敏感的艺术家心中羞愧甚至抑郁：我该如何让天下人都满意？入大中四年后，赵孟頫在一首诗中发出了“误落尘网中，四度京华春”的感慨。其后，他写了一首题为《罪出》的诗，内心的悲伤与哀恸溢于言表：

在山为远志，出山为小草。

古语以云然，见事苦不早。

平生独往愿，丘壑寄怀抱。

图书时自娱，野性期自保。

谁令坠尘网，宛转受缠绕。

昔为水上鸥，今如笼中鸟。

哀鸣谁复顾，毛羽日催槁。

……

这位中国艺术史上独一无二、空前绝后的全才，头顶着宋太祖十一世孙的显赫光环，却在王朝更迭的时代夹缝中艰难前行，他有太多的才华需要施展，也有太多的委屈无法倾诉。所幸的是，赵孟頫并没有消沉，而是将这份内心的煎熬与哀恸化作了艺术创作的动力。是的，他在诗书画印各个领域突飞猛进的开挂人生，正是在仕元前后开启并狂飙突进。对此，徐复观先生在《中国艺术精神》一书中对赵孟頫做了深刻评价：

一个过了气的王孙，在实际上与当时的一般知识分子，有何分别？而必须严其贬责？并且在他的内心，实际是以这种富贵为精神上的压迫，因而这便更加深了他对自由的要求、对自然的皈依、对隐逸生活的怀念。因而更加深了他艺术上的成就。不可能每个人都能得到现实生活与精神向往的完全一致。不因现实生活而埋没掉精神的向往，并加深精神上的向往，这种矛盾生活，常是一个伟大艺术家的宿命，也常更由此而凸显出艺术家的心灵。

《中国艺术精神》

这不禁让人想起中古时期另一位伟大的艺术家苏轼，他在人生的几番沉浮中，特别是十多年的谪贬生涯中，成就了艺术上的煌煌伟业。与之相比，赵孟頫似乎是幸运的，他在旧朝是王孙后裔，在新朝更是官至一品，荣际五朝。然而，他内心的屈辱和煎熬却更甚于苏轼，这两位伟大的艺术家在各自命运的坎坷与嘲弄中完成了一次艺术生命的蜕变与升华。凭借着一双颤颤巍巍的手，赵孟頫在幽暗、逼仄的通道里只身燃起了一盏灯，让整个元朝透亮光辉起来——这个本不谙文化的短命王朝，竟由此成为中国文化史的一大亮点。

艺术史的转折

颇有意味的是，若要管窥赵孟頫一生最伟大的成就，并不在那些鸿篇巨制，而恰恰是在一幅不起眼的小画之中，那便是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的《秀石疏林图》。从某种意义上说，整个以书画为代表的中国艺术史在此实现了最伟大的转折——中国艺术从这幅画开始，走上了一条崭新的道路：艺术并不仅仅是为了模仿现实，更重要的是写出物象所没有的东西。只见画中作一巨石；又画古木丛篁，分置巨石罅隙间；巨石前，生长着一簇簇的竹丛，地上长有小草。为了将这种全新的创作理念表达出来，赵孟頫特意在尾纸题七言绝句一首：

石如飞白木如籀，

写竹还于八法通。

若也有人能会此，

方知书画本来同。

在此，赵孟頫以飞白法画石，以篆书法绘树，以隶书的八分法（即隶书的撇、捺以及横挑的波折）来写竹，整个作品纯用水墨表现，却精神抖擞，神采奕奕。这首短短28个字的短诗将中国艺术引上了一条新路，这便是“以书入画”，用书法的笔法来表现物象，以笔墨抒发艺术家的心绪。从此，笔墨不再处于从属地位，不再机械地为物象服务；而是相反，艺术家之所以写物画象，是为了展现笔墨之魅力。如果说苏轼“写意”的理论及画竹石图的笔墨实践，对书法在绘画中重要性的认识还较为模糊的话；到了赵孟頫手上，一切都清晰明了了。我们可以更彻底地说，正是有了赵氏的“以书入画”的理论（及实践）才使苏氏的“写意”变得可能，并成为中国艺术的审美与创作的最高准则。从此，书法大踏步地进入绘画，中国的文人墨客们获得了一种前所未有的创作自由，他们可以不再拘泥于物象的生动与否，单是凭借笔墨便可以与天地沟通、与观者的心灵碰撞。

赵孟頫《秀石疏林图》尾纸题诗

至此，中国艺术新的黎明正式到来了——在13世纪异族统治的文化雾霭中，赵孟頫让我们再一次认识到中国书画的魅力之真正所在。更为重要的是，通过他的努力，“笔墨”二字的至关重要性在中国艺术中凸现出来，让人们认识到其独立的审美价值。沿着赵孟頫开创的这条全新的道路，中国艺术发展出了水墨画这一享誉世界的艺术形式，也诞生了黄公望、吴镇、倪瓒、王蒙（赵孟頫外孙）等一批杰出的艺术家，再往后出现了董其昌，出现了八大山人，出现了石涛……正是这条崭新的道路，使中国艺术成为了世界上独一无二的艺术，并对很多东方国家的艺术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在西方艺术史上，佛罗伦萨画派创始人乔托被公认为文艺复兴的重要先驱，是中世纪与文艺复兴的分界线，他不仅表现出卓越的绘画技巧，同时也奠定了文艺复兴艺术的现实主义基础——乔托作品最大的特点，就是开始强调表现自然和人本身。在此之前的中世纪，基督教要求不能停留在神像的表面，而要穿过圣像看到背后的真理，那个真理就是上帝。也就是说，看画不能看画本身，而要看到画后面的东西，画作本身不能阻碍对背后真理的理解。乔托通过恢复古希腊的伟大传统，一举打破了这一固化了上千年的艺术准则。从此，意大利文艺复兴让整个欧洲艺术走上了一条崭新的道路。到了达芬奇手里，这条道路发展到极为完善和精确的程度，以至于欧洲艺术达到了科学的高度。

赵孟頫《秀石疏林图卷》

如此看来，同样推崇复古主义的赵孟頫，却走出了一条和乔托截然相反的道路。赵孟頫之于中国艺术的重要性在于，虽然他似乎反叛和背离了绘画本来与自然之间的关联，但却探索了一条人类精神的内在表达之路。这一道路的终点，正是人的价值和诗意，以及笔墨的独立审美价值。彼时，南宋绘画将北宋时期原本变化且富有意味的丰富用笔简化成几乎一致的硬直笔画，笔意的忽略或简化，使南宋绘画蜕变成一幅幅精致的构图。在绘画艺术走向僵化与闭塞之际，赵孟頫的横空出世改变了一切。从此，追寻“古意”、追求超逸的境界，成为艺术家们的共识；从此，书法在绘画中具有了决定性意义；从此，文人士大夫正式成为绘画创作的主体；从此，简约、写意的水墨画成为中国绘画的主要形式。就这样，在赵孟頫手里，中国艺术史实现了最伟大的一次转折。

机缘、宿命与绝世全才

在中国艺术领域，像赵孟頫这样的惊世全才可以说是独一无二、空前绝后的，即便是多才多艺如苏东坡，也难以与赵子昂相提并论。众所周知，苏轼的行书独步天下，但赵孟頫却是“篆隶楷行草书，无不冠绝古今”（《元史·赵孟頫传》）；苏轼开启了文人画的伟大传统，但正如明代王世贞所言：“文人画起自东坡，至松雪敞开大门。”毫无疑问，无论是书法史，还是绘画史，赵孟頫都是无法绕开的关键性人物。在13世纪那个由不谙文化的异族所统治的时代里，中国艺术竟奇迹般地遇到了自己的托命之人，这种宿命般的机缘改变了中华美学的走向，在随后的700年间积淀为深厚的文化自信的重要部分。

从古以来，书道大体分为“帖学”和“碑学”。“帖学”与赵孟頫的机缘，就如“碑学”与傅山的机缘一样，是冥冥之中的命中注定。1284年，行走于上层、乞食于下层的赵孟頫，在吴兴的一家书铺里偶遇《淳化阁帖》二、五、八卷。次年，他又得阁帖卷一、三、四、六、七、八、十共七卷，只缺第九卷。一月后，打听到杭州康自许藏有此卷，赵氏便上门用多余的卷八，外加一卷柳公权帖将卷九换回，终于凑齐全帙。众所周知，“帖学”一脉，法门正在这十卷《阁帖》。对此，赵孟頫一生时时观摩、临抚，临遍全帙。1307年，黄仲圭题赵孟頫《阴符经》楷书卷，称其“笔力精到，不减右军”——这也是同代人首次把他与“书圣”相提并论。其后，类似的评价在中国书法史上屡见不鲜。

赵孟頫取法“魏晋之韵”，以日书万字的勤奋砚田耕耘，他的行书作品《洛神赋》《兰亭十三跋》《嵇康与山涛绝交书》正是向魏晋传统致敬的“神品”，成为书法史上的扛鼎力作。同时，他还遍临篆隶楷行草，一举扭转了宋人只写行书，不能写工楷，更无人写篆隶的境况。绝世的天才加上后天的勤奋，让赵孟頫的书法艺术水平可以“上下五百年，纵横一万里，复二王之古，开一代风气”，终成一代书宗。而在绘画史上，赵孟頫几乎扮演了与“欧洲绘画之父”乔托一样的关键性角色，后者创立的现实主义原则把人从神学的牢笼里拯救出来，请进了造型艺术的殿堂，并以其在绘画、雕刻、建筑等多领域的杰出成就开启了意大利文艺复兴运动。与乔托同一时代的全才赵孟頫（仅长乔托12岁）则以相反的路径作出了和他一样伟大的贡献，成就了中国艺术史的分水岭。

同时，赵孟頫还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参与篆刻创作的文人士大夫艺术家，他纯用小篆刊刻“圆朱文”印章，并用于书画作品，成为文人篆刻的开山鼻祖。他在书画美学观念上崇尚和提倡“古意”思想，影响了其印章审美观念。赵氏曾摹辑《宝章集古》340枚“汉魏而下”的印章成《印史》，并为之作序。在不足两百字的《印史·序》中，他批评了“近世士大夫”的“流俗”之巧，并明确指出：“近世士大夫”应从“汉魏而下”具有“典刑质朴之意”的印章中取法，从而在中国篆刻史上确立了影响后世的“汉印审美观”。

诗、书、画、印的结合虽然始自宋徽宗赵佶，但这位艺术家皇帝的用印目的仅局限于证明身份。印章在书画作品中的真正意义，还需近两百年后的赵孟頫来发现。可以说，赵孟頫在诗书画印融合的自觉意识上承接宋徽宗向前迈了一大步，他不仅根据前人的画作写了大量的题画诗，还推出了完全由自己创作的诗、书、画、印融为一体的综合艺术品。这一做法大大丰富了中国书画的艺术语言，极大地启发了后世艺术家的创作。正是赵孟頫的天才和努力，诗、书、画、印才融合为完整的艺术品，并成为中国艺术的一项伟大传统。

赵孟頫及夫人管仲姬墓

寻绎赵孟頫的一生，我们总是能隐隐洞见始终缠绕着他的人生困境——那便是隐藏于他一帆风顺的仕途和荣耀之极的身份之下的元朝统治者对思想的禁锢、对文化的漠视和对汉族知识分子的摧残。是的，赵孟頫忍辱于元朝，却又承载着恢复和弘扬中国文化和艺术的内心使命，他所提出的复古，更像是心灵上的溯源与寻根。在如此复杂纷乱的境遇中，你不能不膺服于他身上所具有的神性，多少怨尤，多少愤懑，多少委屈，都一一融化在他深刻的孤绝里。他从钟繇、二王处获得养分，从晋风唐法中汲取力量，以一种温和委婉的方式宣泄他的悲愤，去抗逆一个新朝，并最终创造了一个崭新的艺术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