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冠军帖》1
书法家、书法史家寇克让先生在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做了一个书法史的论坛,其中讲到张芝及其作品真伪的问题,对有关文献进行了颇有意思的解读,现整理如下。
自秦肇端,草书有2000多年的历史,但能够称为大家的只有四个半:汉末张芝、东晋王羲之、王献之、盛唐张旭,另外半个是怀素。其他几位后世耳熟能详,而汉末张芝,却基本被遗忘了。据寇克让先生介绍,关于张芝的情况,实际上早在两晋、南朝时期就已经不清楚了。
《冠军帖》2
张芝是谁?
张芝是汉代名臣张奂的长子,他弟弟张昶也擅长书法。张芝文武全才,但淡于仕进,一生没有做官,当时朝廷以“有道”征张芝,不就,所以时人尊称他为“张君有道”。在《后汉书》中,张芝的传是附在父亲张奂的传后面的。
张奂是酒泉人,为汉朝立下赫赫战功,汉朝廷想要给他封赏的时候,他却拒绝了,反而要求把全家的户口迁到关中。所以,在一些文献中,张芝籍贯是“弘农”,但实际上祖籍是酒泉。
书法史上关于张芝的记载非常少,流传下来的署名张芝的作品也只有四件:《冠军帖》、《今欲归帖》、《二月帖》、《八月帖》。其中,《八月帖》是章草,前三件都是狂草。
《冠军帖》3
《冠军帖》4
《冠军帖》5
《今欲归帖》1
《今欲归帖》2
《二月帖》之月
通过以上五方面的论述,可以得出结论,《冠军帖》所代表的张芝三帖应该是没有问题的,它们应该是一组渊源有自,传承不断的汉代古法帖。
《二月帖》1
《二月帖》 2
《八月帖》
草书是在西北战争中产生的,是为了写军事文书更快速,而出土的一些军事文书也与《八月帖》十分相似,所以,学者普遍不怀疑《八月帖》。但是,前三件作品的真伪颇受质疑,因为一般认为汉代的草书是章草,字字独立,不相连绵。
那么,张芝的狂草三帖是真是假?
第一,定伪有无充分依据?
最早把《冠军帖》定为伪作的是宋代鉴定家米芾和黄伯思,但他们没有给出任何理由。到了清代,王澍也是如此。到了现代容庚先生根据米芾、黄伯思、王澍等的结论,也认为是伪作,但他明确说自己是根据前人意见。
实际上,米、黄对书法史发展脉络出现了误判,毕竟在宋代已经看不到汉代草书。20世纪以来,西北考古出土的古楼兰、高昌的残纸,汉晋木牍,让我们看到汉代草书的面貌,虽然未见狂草作品,但有些字迹已经有狂草的影子。
第二,汉代末年狂草是否形成?
在这里,寇克让第一次提出 “西洲书派”的概念。
《四体书势》:“罗叔景、赵元嗣者,与伯英同时见称于西州(凉州),而矜此自与,众颇惑之。故伯英自称:‘上比崔、杜不足,下方罗赵有余。’”
西洲,是当时中国书法最活跃的区域,聚集了很多草书家,除了崔瑗、张超是河北人外,其他人基本是同乡。
王愔《文志》曰:“芝少持高操,以名臣子勤学,文为儒宗,武为将表。太尉辟,公车有道征,皆不至,号张有道。尤好草书,学崔杜之法,家之衣帛,必书而后练。临池学书,水为之黑。下笔则为楷则,号匆匆不暇草书,为世所宝,寸纸不遗,韦仲将谓之草圣也。 ”
寇克让指出,历代研究者错误地理解“匆匆不暇草书”,直到80年代,仍有一些文字在讨论这句话。实际上 “匆匆不暇草书”应该是“匆匆,不暇草书”,意思是草书写起来不容易,匆匆忙忙,来不及写。而非前人理解的“匆匆不暇,草书”,即匆匆忙忙的没工夫,所以写草书。
张芝有一个同乡叫赵壹,写过一篇文章《非草书》。他在《非草书》中说过一句话:“窃览有道张君所与朱使君书,称正气可以消邪,人无其衅,妖不自作,诚可谓信道抱真,知命乐天者也。”
这段话说明赵壹看过张芝写给朱赐的信,虽然不能说明赵壹和张芝是朋友,但至少说明两人的时代是非常接近的。
《非草书》曰:“龀齿以上,苟任涉学,皆废仓颉史籕,竟以杜崔为楷,私书相与,庶独就书,云适迫遽,故不及草。”(现代标点文献)
据寇克让分析,以往对这一段文字也存在断句错误,致史实不明。实际应该是“私书相与,庶独就书,云:‘适迫遽,故不及草’”,是引当年疯狂学草书的人的原话,意思就是说刚才忙,来不及写草书,与张芝的“匆匆不暇草书”是完全一致的。
《非草书》又云:“草本易而速,今反难而迟,失旨多矣。” 这句是赵壹自己的话,也说明,在张芝的时代,草书已经完全不同于本来的样子。
其实,对此的解读,唐人蔡希综与寇克让的观点是一致的,只是蔡希综没有拿出证据,后世的研究者对他的观点熟视无睹。
所以,寇克让认为,在张芝的年代,草书已经从求简转为求难,更为复杂的草书字体已经出现,即狂草。
为什么说是狂草?
首先,唐代张怀瓘的《书断》记载:“伯英章草,学崔杜之法,因而变之,以成今草,转精其妙,字之体势,一笔而成。偶有不连,而血脉不断,及其连者,气候通其隔行。”这段话说的显然就是狂草,说明张芝时代的草书谋篇布局观念已经非常成熟。今天我们看到的《冠军帖》,虽然是宋代的刻本,但是与唐代的文献描述如出一辙。
其次,字体发展变化有其时间规律。
比如,楷书的创始人是汉代王次仲,到钟繇才几十年的时间,到王羲之约130年;行书的鼻祖是颍川人刘德升,两个弟子是钟繇和胡昭,我们称此三人为“颍川门”,是书法史第二个流派,从颍川门到王羲之,行书的成熟不过150年;西周金文分为三期,每一期不过八九十年;隶书分为两期,从秦隶到西汉隶书的成熟为第一期,从西汉到汉末八分书的形成,是第二期,两期都不过百年的时间。
草书从产生到西汉元帝大概是170年,元帝时就有了史游的《急就章》,《汉书·艺文志》著录的《急就章》应该就是史游的真迹。从史游到张芝,足足有220年时间,难道期间草书没有发生任何变化吗?要知道草书几乎是当时使用频率最高的字体,如果不发生变化,是不符合字体发展的一般规律的。
大家质疑狂草在汉末已经产生,还有一个理由:既然张芝已经写狂草了,那么100多年后的王羲之为什么还是写字字独立的今草呢?
寇克让认为,这是因为草书的门槛太高了,王献之以后300年都没有继承者,直到天才张旭出现,狂草才又一次复兴: “狂草是连绵不断的,但狂草的历史是断断续续的。”
第三,宋代能否见到真迹?
南朝刘宋的虞龢奉命整理皇家藏书画,在《论书表》(工作报告)中显示,秘藏张芝笺素及纸书4825字,张芝的弟弟张昶笺素及纸书4070字,又有人进献张芝笺素398个字。
张芝的书法是稀世珍宝,但东晋以来,二王声誉日隆,张芝被二王的光芒遮蔽了,作品数量也很少。据当时的大书法家羊欣(王献之的外甥)说,当时所说的张芝的草书很多都是张昶写的。虽然的确存在这个问题,但不尽然。
张芝的作品越来越少,到唐代张怀瓘的时候,除了皇家尚存真迹外,民间已经不存。宋代张芝真迹是否存世,不见于文献,但大型官刻丛帖,距张怀瓘的时代并不十分遥远,所以宋代还是有可能见到张芝的字迹的。
第四,作伪水平是否足够?
实际上,当代的造假是空前的,而历史上所谓的作伪,远不如今天真赝莫辨,高手可能一眼就可以看出来。
王羲之喝酒后在自己家墙壁上写字,写完就出门了,王献之擦除之后,自己重题一遍,结果王羲之回来后感叹说自己真喝多了,不然怎么写成这样。
晋穆帝命令作假高手张翼模仿王羲之的奏章,然后把假的奏章御批之后还给王羲之,王羲之一开始没有留意,过了几天看出来了,非常生气,可见真伪是可以分辨的。虞龢《论书表》所论的秘藏,只关乎优劣,基本不关乎真伪。
既然说张芝的三件作品是伪作,那谁有这个水平?这与古代的作伪水平完全不匹配。
《淳化阁帖》和《大观帖》中的草书三帖版本并不相同,比如《大观帖》中的 “处”字完整,而在《淳化阁帖》里,“处”被当成两个字。《阁帖》的这些情况,被《绛帖》忠实地传承下来。这说明两个本子来源可能不一样,在宋代由某人作伪的可能性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