楚寻欢：丑陋的中国职业艺评家

引言：激烈的批评被消灭了，他们再来消灭温和的批评，等到温和的批评都没有的时候，他们就消灭那些保持独立不赞美的人，到最后，如果鼓掌不起劲，都会被消灭了。——《肖申克的救赎》

某日有艺友电话邀我为一位不认识的艺术家写评论，并说回头发作品图片给我，至于稿费不用担心，我当即婉言谢绝，对这种赤裸裸的市场好意我似乎还不太适应。

按字索酬，按名头论价，艺术家找艺评家写吹捧文章，少则十余元一字，多则几十元一字，这在艺评界是公开的秘密，甚至还涌现出很多寻求代笔的沽名钓誉之徒。不只是在艺评界，拍卖炒作、媒体报道、各种协会与画院的会员、主席等头衔同样明码标价，拉帮结派、艺术被金钱绑架成为贪腐的温床，各种乱象成为当下艺术过度市场化价值观的生动体现。

艺评需要“职业”吗？

艺评要客观反映观者的审美感受，艺评家首先是美学理论上有鲜明立场与态度的批评家。客观地还原自身的切身感受去表达，这是作为一个合格的艺评家必须恪守的底线。艺评家的言论代表了一种审美的标准与价值取向，会起到一种行业评判和导向作用，这就好比明星代言，越是名气大则更要审慎地承担起名人美誉度与公信力所承载的社会责任。

我对“职业艺评家”这个称呼一直是持质疑态度的。一个资深而受人尊敬的艺评家，我们欣赏更多的是他的思维模式以及艺评理论的客观公正与专业创见，而不是以是否以艺评为职业来定义。也许有人会说艺术家请艺评家写吹捧文章是顺应市场需求：周瑜打黄盖——一个愿打一个愿挨。这种同流合污的不正之风我委实不敢苟同，如果把写作与金钱联系太紧密就难免有失客观公允。“吃人嘴软，拿人手短。”艺评人一旦打上职业的标签，文人风骨荡然无存，难免不被贿赂变节，这就好比在圣洁的寺庙对信众收门票一样突兀。

国际艺术评论家协会主席马雷克-巴特里克说：“如果你是想通过写艺术评论来赚钱，那是不可能的。我相信如果写作者的思考既是独立的，又带有批判性，文章又保有客观性，那并不是因为收了杂志、艺术家、博物馆或者政府的钱而写。”

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昔日陶潜不为五斗米折腰，同理，在我看来，不至于为生计所迫走投无路便不应该向品评对象索取所谓的艺评费。作为行业导向的艺评人获取稿酬应有的道德规范属性与职业艺术家卖画的商业属性有着本质区别。艺术家可以职业靠手艺吃饭，艺评人写批评文章获取稿酬与各类作家向商业出版机构按劳取酬一样理所当然，但是这种撰稿不应该被功利所绑架，不应该妥协于品评对象或利益集团。当然，相较于发达国家，中国自由撰稿人稿酬普遍过低，中国文人的穷酸语境同样令人唏嘘尴尬，但这绝不应该成为艺评人出卖灵魂、逾越人格底线的借口。基于对自身行业的尊重，我们的艺评人如果真心爱好艺评，也尽量不要以艺评家为职业，这样才能真正保证艺评的独立自由与纯粹。优秀的艺评人与艺术家一样，理应得到国家类似艺术基金的扶持和应有的文化尊重。作为艺评界的行业协会也应真正还于民间，不为体制所缚的行业自律，才能真正为行业同仁服务解惑。如果说艺评人为了生计所迫暂时妥协应酬市场，好比母亲为了挨饿的孩子偶然涉险偷食尚可理解，但长此以往成职业依赖，失去批评精神的职业艺评家也必将成为艺术的敌人。

艺评家必须具有独立的立场与态度，一个独立的艺评人服之于众的是审慎的专业批评精神，绝不是籍此牟利的职业。如此，艺评人要么独立，要么职业，两者之间可谓水火不容。

批评不自由，赞美无意义——艺术家与艺评人的关系

艺术家与艺评人应该是什么样的关系？

选择做一位艺术批评家其实质是选择一种创意的生活方式，艺术家和艺评人两者之间首先是一个平等的对话机制，艺评家更享受精神层面，以及参与到艺术中去的生活。艺术是精神指向的，拥抱艺术的生活实乃人生一大快事。好的艺术作品对观者而言本身就是一种心灵的对话与洗涤，而艺评则是这种心灵洗涤后的自然流露与呼应，岂可强求？！一个真正热爱艺术的独立艺评人，将始终以敏锐地洞察艺术群体及市场动态为己任，其独立的立场与态度会让他（她）为发现好的艺术与艺术家而击节叹赏，为恶俗的艺术逆流愤慨批评，绝不会因为与艺术家的关系亲疏而左右判断，更不会被金钱所绑架。这种直抒胸臆的真性情实乃一位艺评人的大情怀与大格局，其情怀与格局所彰显的精神高度与艺术家的创作如出一辙。

我们欣赏陈师曾、老舍之于齐白石，傅雷之于黄宾虹的互相成就。君子之交其淡如水，他们交情笃深心有戚戚，用业余的心态做专业的事，非职业彰显真爱好，因为对人的深入了解故在看作品时更能入木三分。“不惜歌者苦，但伤知音稀。”艺评人与艺术家因为彼此欣赏而引为知己，他们以文会友，以作品互赠交流，以心灵相关照砥砺而共同演绎出一段美术史佳话。

批评不自由，赞美无意义。艺术作品是精神的产物，艺术评论同样是艺术修养与良知的观照。针对个人的鉴赏性文章也应该做到客观立体，我们理解艺评人对艺术家适当的赞美，不过分地夸张，更应该鼓励支持百花齐放，敢于批评的和而不同。

遗憾的是，我们的艺评界大多是被市场功利所收买的职业艺评人，这种顶着“批评家”光环作秀的职业艺评家实则是没有立场与态度的“好好先生”，所谓的批评家年会也不过是自拉山头的利益集团江湖分赃大会。如果说这种坐台小姐式的职业艺评人刚开始粉墨登场拿着红包还有那么一点战战兢兢的矜持与窃喜，入职稍长，就像受贿的贪官早已习惯成自然：评论的高度等于红包的厚度。

我们还有很多所谓的当代艺术批评家擅长自编自导，自说自话，他们喜于站在民主与道德制高点，旁征博引作俯视众生状，貌似逻辑严密实则行文晦涩绕弯子，这种脱离民众生活情感的自我意淫，一点也不接地气。他们的自圆其说尽管宏大壮阔却总是让人亲热不起来。更有甚者看到一幅作品照片就敢轻率的冠以各种主义或流派来加冕作者，殊不知这种加冕背后潜伏的名利魔咒已经昭然若揭。

在“大师”、“巨匠”满天飞的艺术市场，很多“职业美术批评家”也把他们的职业精神发挥到极致，他们热衷于为艺术家站台吹捧，为质量低劣同质化严重的展览写前言唱赞歌，他们冲锋陷阵的精神在所谓的“学术研讨会”上因为一个红包的到来而显得异常亢奋。

中国文化人，脱贫容易，脱贱艰难

如果说以上“艺评家”为艺术圈既得利益者站台发声，为在各自为政的艺术市场分一杯羹还算相安无事，那么去年9月份以来自媒体上持续发酵的“朱闻俞”论战中互相无节操的低俗谩骂则进一步揭示了艺术批评家之间的帮派斗争与恶俗语境早已掀翻了人格底线。

而今，我们的某些职业美术评论家已经不满足于写违心逢迎之评论或做有名无实的策展人、学术主持牟取名利，他们同样热衷于推广自己的“艺术创作”。美术评论家习书绘画本来无可厚非，但一定要下功夫把作品创作到一定水平才好意思拿出来亮相入市吧。历史上确实也有一些能评能画的全才，比如唐代张彦远、北宋的米芾、郭熙，清初的石涛等，显然我们艺评界很多职业美术评论家绘画水平还无法与前贤们相提并论，更令人大跌眼镜的是他们籍艺评家之名自卖自夸大言不惭。

举个例子，在我们的艺术圈有个披着“中宣部评阅员”外衣，当代“最负盛名”的美术评论家陈传席就是从苦大仇深的底层草根走来，因批已故的艺术名家刘海粟发迹，他曾拜请简繁引荐他认识刘海粟，想像柯文辉那样给刘海粟代笔写文章，或给刘海粟写一本传记。他的《评刘海粟》可谓用心良苦，时逢徐悲鸿势力蓄意对刘海粟展开新一波的杀伐（见简繁著：《沧海》三部曲之三《见证》（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年版）517页-519页），为他后期混入中国人民大学徐悲鸿艺术学院（现为中国人民大学艺术学院）任教授、博导铺平了“康庄大道”。陈传席的《画坛点将录》评骘人物、辨别优劣确有许多如实独到之处，但其文章漏洞百出，不堪卒读也是事实。《画坛点将录》中第七页写道：“宋诗有云：杜鹃夜啼犹带血，不信东风唤不回。”然而，宋王令的《晚春》原诗是：“子规夜半犹啼血，不信东风唤不回。”他评价黄宾虹“就那么黑乎乎的几张，给人总的印象：千篇一律。”并自诩：“据我目前所知，真正理解黄宾虹的只有两个人，其一是傅雷；其二是――我就不好意思说啦。读者读读《史记?太史公自序》吧。” 半桶水的陈传席以上帝自居：“中国画的优劣，我是一眼能辨的。”（《画坛点将录》P250）岂不让人贻笑大方。不由让我想起简繁笔下那个化名陈月耕（陈传席）的话：“我给范曾写文章，吹捧他是‘最好的画家’，‘中国画发展的指标’，他的画马上就卖到上千万。你以为中国出名要靠作品的艺术性？你傻呀！出名要靠忽悠，靠炒作！。。。。。。我说他好就好，不好也好。”、“想进我名下高研班的人很多，请客，我一概拒绝，我说我不喝酒，于是他们就送红包。哈哈，红包一定要收。就像医院的主刀，收病人的红包是善行，让病人安心，得到心理治疗。”、“简繁，我们都在骗，但是我要告诉你，在中国，比在美国骗容易！”（简繁著《沧海之后》）。随着这位“绝顶聪明”评论家的声名鹊起，他已经不满足于写艺评的发财路，开始大肆鼓吹自己不入流的地摊画和清洁工水平的书法，并在百度百科上宣传其作品荣宝斋定价：画每平尺5至10万元，书法每平尺2万元。遗憾的是，不管是山水还是花鸟，陈传席只会一味临摹古人构图与形式，其笔墨粗鄙拙劣。正可谓：“笔上无情，墨中无趣。”从古人那里东拼西凑的“剪刀手”陈传席画如其人，急功近利，善走捷径，其画面狐假虎威的装饰味极其浓郁，毫无生机，更谈不上新意，甚至还不如潘家园的很多地摊货。他却以“现代美术史研究之父”、“全国美术批评第一人”等名号广泛宣传，以“大器-陈传席画展”（2013年6月1日，徐州艺术馆）做展标，不可一世，甚至广播传言：鉴定家谢稚柳称其为“当代文人画的一个顶”，“文人画当代数他最高”云云。“我的文章也值钱，一篇千字画评五十万，先交钱，等我有时间了再写。写这类文章我有套路，不管他是传统还是现代，一挥而就。所以我告诉收藏家，我的画比文章值钱，因为我的时间宝贵，我画一幅画用的时间远比写一篇文章要多的多。”（简繁著《沧海之后》P203）如此，我们的“知名美术评论家”摇身一变又成为一位卖高价地摊画的大师。他还打着学术主持的旗号，既做学术主持又兼策展人，把自己难登大雅之堂的地摊货放在群展的第一位大肆吹捧，足见此类人的脸皮之厚已逾城墙（举例：《尚雅乐道 仰山秋兴》群展，2015年11月1-11月6日，北京炎黄艺术馆，陈传席是本次展览学术主持兼首席参展者）。以学术主持之名黄婆卖瓜亮相于群展如今竟已成一股风潮，屡见不鲜，大有媲美“笑贫不笑娼”之势。这种风潮得以盛行，此类职业艺评家“身先士卒”的表现可谓功不可没。陈传席，这位曾经痛批当代国画“一败涂地、全军覆没。当代国画‘很差’，皆因画家没文化”的“教授博导型艺评家”是不是也应该反躬自问？

如果说在改革开放之初的那个年代某些艺评人还敢于选择性地说一部分真话也难能可贵，似乎还葆有那么一点文人底线之可爱，那么今天在江河日下，文人风骨堕落成灾的大环境下陈传席之流无疑成为了首当其冲的媚俗典范。这种圆滑精致小文人的狐狸尾巴原形毕露与他们表里不一的龌龊行径互为呼应，凸显了当代中国文人风骨普遍缺失的可悲。无怪乎，有人疾呼：中国文化人，脱贫容易，脱贱艰难！充满妖魔化的皇帝新装你方唱罢我登场，让本身雾霾的当代艺术界像打了鸡血一样地勃起，我们的大国艺术也因此热闹非凡。

立足当下，立足人性，这是批评永恒的法则，艺术批评概莫能外。

艺术界永远推崇德艺双馨的艺术家，艺术批评家总是试图透过作品与作者所思所行的关联来窥其堂奥。正如戏剧家易卜生所言，如果编造意味着要“开庭审判”，那我们也不必畏惧，不时地把那些用谄媚逢迎和不择手段涂抹出来的历史人物传唤到我们的个人法庭前，为那些被遗忘者和被蹂躏者提供出庭作证的权利。

历史无言，精神不朽，我们永远呼唤有良知与社会责任担当的艺评家为时代精神把脉，历史的航灯也必将证明，它会一览无余地照亮人性的每一寸肌肤——黑白了然。（ 2017年3月21日初稿，2017年7月10修稿）

作者楚寻欢，原名王绍军，湖南武冈人，南蛮北漂客，媒体人、独立艺评人、环球文化网主编、东方禅社发起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