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艺先生谈草书系列文章之二：《草书的历史演变及成就》[图文]

第一节 草书的起源

目前存在的篆、隶、楷、行、草诸书体中，篆书最为古老，盛行于秦以前。隶书也很古老，盛行于汉代。楷、行、草三体则出现于汉魏之间。草书的历史不短于楷、行书，也不是由楷书或行书演变出来的。

草书究竟什么时候正式出现，很难确切说清。在篆书以及隶书通行的时期，便存在着所谓的“草篆”和“草隶”，本世纪（20世纪）初大量出土的“刑徒葬砖”，上面刻的文字就是一种潦草的隶书。广义的草书，也就是潦草书写的文字，可以说在篆、隶盛行时就已经出现了。汉代，更由隶书演变出一种有明显隶意的草体字，名叫“章草”。唐代书论家张怀瓘认为“章草即隶书之捷”。章草虽是隶书的简化和速写，但不同于“刑徒葬砖”那样的潦草书写，而是形成了有一定之规的法度，自成一个系统。这便进入了狭义的草书范畴，也就是开始了草书作为一种新书体的存在。这种脱胎于隶书的草字为什么叫章草？历来说法不一，大概有这么几种解释：一是说汉元帝（西汉）时史游作《急就章》用这种书体，因而称为章草；一是说汉章帝（东汉）诏令善草书的杜度用草书上奏章，杜度的草书便称为章草；一是说汉章帝喜爱这种草字，也有的说是汉章帝所创，因而得名章草，等等。这些都不过是传说，没有遗迹可以证实。清代书论家刘熙载又把章草分为两种，他说：“章草，有史游之章草，盖其《急就章》解散隶体，简略书之，此犹未离乎隶也；有杜度之章草，盖章帝爱其草书，令上表亦作草书，是则用章，实则草也。”意思是，史游的草书解散隶体，是带隶意的一种章草；杜度的草书用作奏章，虽叫章草，但只是一种名义，实际上是不同于史游的另一种草书。按刘熙载的说法，在东晋王羲之以后盛行至今的草书（也叫今草），汉章帝时在杜度之手已经开始了。不过，刘熙载晚于东汉一千多年，他的说法难以得到证明，仍属于推断。

章草这种古老的草书字体最早的原型要算三国时吴国皇象的《急就章》，西晋索靖的《出师颂》、《月仪帖》等翻刻帖，是流传下来的最古老的书法墨迹，字体不是典型的章草，已介于章草、今草之间。元代赵孟頫临写皇象《急就章》，并在六体《千字文》中写了章草一体，明初草书高手宋克也临写了皇象的《急就章》，这些都为后世提供了章草墨迹。元明以后章草得到复活，民国以来章草好手不断出现，今天章草更受到广泛的爱好与重视，善于章草的书家已超过过去。

按照清代刘熙载的说法，东汉杜度的草书虽名为章草，实则与解散隶书的西汉史游章草不同，是另一种草书。不管这个说法有没有根据，在杜度之后，到东汉末年，张芝的草书确实是与章草不同的另一体，一般认为那是今草的开始。唐张怀瓘在《书断》中说：“草之书，字字区别。张芝变为今草，如流水速，拔茅连茹，上下牵连，或借上字之下而为下字之上。奇形离合，数意兼包，若悬猿饮涧之象，钩锁连环之象，神化自若，变态不穷。”由这段文字可以看出，张芝的今草，有书写速度快、字与字牵连、字形变化大等特点，已经与章草字字不相连属大异其趣。古人称张芝草书为“一笔书”。可见他的草书已经相当放纵，为草书日后向狂草演变埋下了伏笔。可惜张芝的书迹到唐代就已罕见，仅留下一些记载和少量刻帖。宋代《淳化阁帖》收有据传为张芝所书《冠军帖》。张芝之后，在三国魏晋时期，善草书者仍是以章草为主，如前述的索靖、皇象，以及介于章草与今草之间的陆机等，张芝也是一位章草高手。东晋以后，今草经过王羲之之手得到了完善，打下了独立发展的基础。

第二节 东晋的草书

在今草出现的时候，行书和楷书也在创立。汉魏之间的钟繇，是最早有楷书遗迹流传下来的书法家。他师承东汉蔡邕、刘德昇（据传是行书的创造者），博取众长，兼善隶书、八分、行书等书体，尤精楷书，小楷刻帖《荐季直表》等，传为钟繇所书。东晋王羲之继承张芝、钟繇，被誉为“古今莫二”的书圣。他的楷书有《黄庭经》、《乐毅论》等传世刻帖，行书有被称为“天下第一行书”的《兰亭序》传本墨迹，以及《奉桔帖》、《快雪时晴帖》等。由这些代表性作品可知，由东汉经三国、西晋，到王羲之时，行书、小楷已达到十分成熟的地步。《六体书论》一书评价王羲之的书法，认为其隶“骨肉相称，婉态妍华”，其行“动合规仪，调谐金石，天资神纵，无以寄辞”。这里所讲的“隶”，已不是汉代通行的隶书（也称古隶），而是钟繇、王羲之变体后的今隶，后来叫做楷书。

王羲之不仅在楷、行书体方面把前人的成就发展到了空前的高度，而且在草书方面也是一位集古成今的奠基者。其草书遗迹《十七帖》可算是今草达于完备的代表。章草是隶书的简省与迅捷，结字虽简化了，用笔并未全改，仍有隶书的波磔笔势。今隶（楷书）是古隶的变体，结字没有大变，但用笔变化很大。今草在东汉出现后，既与章草不同，更不同于行、楷，王羲之擅长楷、行书体，他的草书也许与他的行、楷有些关联，但今草结字更接近章草，而且王羲之也善于章草，《豹奴帖》就是他的章草遗迹。楷、行、草书在王羲之一人身上，可以说是平行发展，各有开创性的成就。这是非常了不起的。

以《十七帖》为代表的王羲之草书，其历史成就大概有以下几点：

1、奠定了今草结字的法度

《十七帖》共二十九个单帖。第一帖《郗司马帖》以“十七”二字开头，所以全帖总称《十七帖》，共一千一百六十四个字。此帖篇幅与字数都是前所未有的。一千一百多字中，重复使用的字如“足下”“书”等，以及一些文言虚字，可能占去了数百字，所剩虽不如《千字文》有上千个不同单字，但仍是范字多变的一本法帖。常用部首的草法和草书结字的规矩，在此已大体具备，至今人们书写草书仍是以《十七帖》为依据。《十七帖》形成的草法，成为后世书法家共同遵循的法度。

2、奠定了今草用笔的规则

今草的草法不是凭空而来的，它与章草密不可分。但是，今草的用笔则与章草有明显区别。章草仍保留着隶书的波磔笔势，每字最后一笔无论是点是横是捺，大都用粗重的一画向右收笔，这成了章草的一大特点。今草则完全放弃了这类用笔，一字的收笔一般是向下或向左下出锋，以便连接下一个字的起笔，或者与下一个字的起笔相呼应。这个变化在《十七帖》中极为明显。通读全帖，除第一帖《郗司马帖》第二行的“慰”字最后一点有章草的意味外，可以说已洗尽章草用笔的痕迹，代之以今草更为流畅的使转。唐代孙过庭《书谱》中说“草贵流而畅，章务检（简）而便”。这是对今草和章书特点的概括，其特点不同，主要由于用笔不同。《十七帖》摆脱章草的用笔，形成今草的风貌，为今草在后世的千变万化提供了用笔的准则。

3、奠定了今草审美的取向

《十七帖》作为今草最早的典范，不止在技法上为后人奠定了基础，而且在审美上也树立了样板。如果草书只是一种草法，那么，只要记住草法就算会写草书，岂不是把草书降低到了单纯的写字方法！章草虽是隶书的简洁写法，但它的造型和用笔产生了独特的古拙生动之美，这是章草书体吸引人的地方。

今草的结字用笔也有自己的美。从《十七帖》来看，它给人的美感除了古朴典雅之外，还增强了富有生命的流动美和含蓄蕴藉的中和美。《十七帖》为人们提供了今草审美的范例，也以其内在的高雅神采，为今草的格调立下了标度。后人学写草书，不止有法度可依，更有格调可追。只有高格调的草书，才具有动人的艺术魅力。

王羲之《十七帖》不但对中国晋唐以降草书的发展有深远影响，而且对东邻日本也有很大影响。日本明治时代的著名书法家中村不折曾评论《十七帖》说：“汉代草书尚未具备书体资格，也未具威容。草书到晋代方始完成，以王右军（羲之）为权威，其《十七帖》是代表性杰作。《十七帖》是单体草书的范本，是后世各种草书流派的始祖，连绵草、狂草等皆出于单体草书。故尔《十七帖》为诸草之宗。若谓东洋草书亦皆《十七帖》之子孙，也不为过。”由此可见，《十七帖》在草书史上的地位多么重要。

王羲之第七子王献之，对今草的继承与发展也有重大贡献。他曾极力建议其父王羲之变法。王羲之继承张芝、钟繇，使楷、行、草体在他手中得到了最大的完善。王献之却未亦步亦趋地继承其父的衣钵，在草书方面他实际上承袭了汉代张芝的风格，擅长“一笔书”式的草书，明显区别于《十七帖》的单体草字。唐太宗李世民独尊羲之贬低献之，也证明“二王”是有差异的。王献之草书代表作有《鸭头丸帖》、《中秋帖》等。

东晋时代除王羲之、王献之对草书的完备有巨大贡献外，还有不少善于草书的书法家。王羲之出身于东晋有权势的大家族，他的堂叔伯王导、王敦、王廙，堂兄弟王洽，儿子凝之、涣之、徽之、操之，王洽之子王珣、王珉等，还有东晋另一大家族的谢安、谢万等，都有刻帖或摹本传世。唐代诗人刘禹锡有一首《乌衣巷》诗，内中两句是：“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可见王谢二族在江南声名之著。不过，“月明星稀”，王羲之的光辉使其他人的形象大为暗淡。可以说，今草在东晋时期不但臻于完备，而且能草书的书法家很多，是一个以王羲之为中心的众星拱月的辉煌时期。

第三节 唐代的草书

东晋以后，南北朝时期的北朝，包括北魏、北齐、北周等，碑刻大为盛行，书法艺术进入了雄浑粗犷的时期。南朝包括宋、齐、梁、陈，则仍以墨迹和刻帖为主，今草由王氏后人王昙（王导曾孙）、王慈（王僧虔子）、王志（僧虔次子）等人，沿着王羲之、王献之的路子继续着。王羲之七世孙智永，临写梁朝集王字《千字文》八百本，是南朝至隋继承王羲之草书的代表性遗迹。

进入唐代，北碑演变为唐楷，出现了初唐的欧阳询、虞世南、褚遂良以及后来的颜真卿、柳公权等楷书大家，形成了唐人尚法的走向。

唐太宗李世民宝爱王羲之法书，传说曾煞费苦心赚得《兰亭序》真迹，死后随葬于昭陵，使这一书法神品永绝于世。李世民还令怀仁集王字成《圣教序》一册，他自己书写的《晋祠铭》也是王羲之风格的行书，开了行书入碑的先河。这些都说明，他以帝王的审美眼光，更垂青王羲之雍容华贵的行书。王羲之的草书，在《兰亭序》大行其道和唐楷正襟危坐之际，并不太时兴。

到了武则天垂拱三年（公元687年），有位孙过庭写了一册对后世有很大影响的《书谱》，现在只能见到其上卷，文章是论书之作，笔墨则是学习《十七帖》的草书。这样，三百多年之后，王羲之草书的形质和神采在唐代重又闪烁出光辉。《书谱》的文字极力推崇王羲之，书法上努力再现王羲之，成为后人窥视与学习王羲之草书的门径。在尚法的唐代书坛，《书谱》使草书取得了应有的重要位置。

其后，唐朝出现了被称作“张颠素狂”的两位狂草大家。张旭，这位新的“草圣”，活跃于唐代中期。由于好诗书好酒量，被杜甫列入“饮中八仙”之一。传说常在酒醉之后以头发濡墨在墙壁上磨写狂草，也被称为“张颠”。历来对张旭的草书称颂很多，如宋朝苏轼在《东坡题跋》中说：“长史（张旭官职）草书颓然天放，略有点画处而意态自足，号为神逸”。宋代《宣和书谱》中说：“（张旭）草字虽奇怪百出，而求其源流，无一点书不合规矩者，或谓张颠不颠者是也。”意思是张旭的草书虽然狂怪，但都合乎法度，可见张旭并不疯癫。张旭的草书出于汉张芝和晋王羲之、王献之，楷书也很精到，所以早有法度于胸，即使在醉酒后，方寸也没有乱，反而在兴奋中写出了气势跌宕的狂草大字。可惜，张旭盛名远播而书迹绝少，常被列举的《古诗四帖》草书墨迹，有的专家认为是后人之作，另一刻帖《肚痛帖》，是否张旭所书也说法不一。因此，对张旭狂草的成就，更多的是通过他人的诗文记叙来认识，少量书迹则只能作为参考。与张旭同列“饮中八仙”的贺知章，也是一位草书好手，留下了《孝经》墨迹一册，仍属于小草，而非张旭那样的狂草。

晚于张旭的另一位狂草大师怀素，被人称作“以狂继颠”，足与张旭并驾齐驱。不同于张旭的是，怀素留下了许多书迹，使人得以饱览狂草的万千仪态。怀素字藏真，湖南零陵人，生活在唐开元至贞元年间（公元725 ——758年），是“西天取经”的玄奘法师门人。他的书法学前人张芝和同代人颜真卿，自称观看夏云随风变化，顿悟草书三昧。怀素草书，在他生前和身后受到许多赞誉，如唐朝韩偓《题怀素草书屏风》诗：“何处一屏风，分明怀素踪。虽多尘色染，犹见墨痕浓。怪石奔秋涧，寒藤挂古松。若教临水照，字字恐成龙。”以形象的语言称颂了怀素草书生动如龙。在怀素的狂草代表作《自叙帖》中，也记叙了不少称赞其草书的诗文。怀素的狂草，在他在世时就已闻名遐迩，身后留下的传本墨迹和刻帖，更广泛流传，对后世的狂草书家有很大影响。传世作品有《自叙帖》、《圣母帖》、《藏真律公帖》、小草《千字文》、《苦笋帖》、《食鱼帖》、《论书帖》等。

怀素之后数十年，又有僧人高闲以草书闻名，曾在唐宣宗御前挥毫写草字。其书法学张旭、怀素，书迹仅留下草书《千字文》残本。诗人评论他的草书：“笔墨俱佳，笔法奇伟，有自然淳古之气发于毫端。”从《千字文》残本墨迹来看，他的草书功力可观，但气韵略显不足，尚未达到怀素的境界。

唐朝在中国历史上曾盛极一时，文化艺术因而得到很大发展。唐诗自不待言，唐楷也是盛世的产物。作为唐代书法的代表并一直影响后世的唐楷，在当时居于主导地位。人们一看到法度森严的楷书，就会联想到歌颂盛世的一座丰碑。然而，与威严的唐楷迥然不同的狂草，也勃兴于唐代，并为达官贵人所宝爱，成为唐代书法的另一个顶峰，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类似的现象在清代也可以见到。在康乾盛世，皇帝偏爱赵孟頫、董其昌书法，后来形成了所谓的“馆阁体”。但当时，却有“扬州八怪”的郑板桥、金农等在标新立异，也颇受士大夫喜爱。这种同一时代存在着不同取向的书法现象，也许正是书法艺术具有巨大涵量的反映。书法作为艺术，不仅在书体上，而且在风格上、审美上，给不同的书法家留下了不同追求的广阔天地。各种书体、风格和流派可以并行不悖地发展，因而创造了丰富多彩的书法面貌。

唐代狂草的成就，比起东晋王羲之的小草是一个新发展，而且是在庄严肃穆的唐楷占统治地位时发展起来的，这是很了不起的。

第四节 宋元两代的草书

唐朝之后进入战乱不已的五代十国，书法大大衰落。这时期，有位大书法家杨凝式（公元873——954年），是唯一的佼佼者，被称为“由唐入宋的一大枢纽”（清•李瑞清语），是唐代书法传至宋代的纽带人物。他的书法初学颜真卿、柳公权，以后向上追学二王。明代董其昌评价说：“自颜柳氏没，笔法衰绝。加以唐末丧乱，人物凋落，文采风流扫地尽矣。独杨凝式笔势雄杰，有二王颜柳之余，可称书之豪杰，不为时代所埋没者。”杨凝式为趋避灾祸，洋装疯癫，人称“杨风子”。他的代表作有行书《韭花帖》、《卢鸿草堂十志图跋》，行草《夏热帖》，草书《神仙起居注》等。其草书属于古典小草，没有癫狂之意，与张旭、怀素的大草相去很远。不过，他却起到了使后人通过他的书迹上窥二王形影的作用，成为宋代书法家学习的榜样。

宋代书法，虽有五代杨凝式传递过来唐以前书法的意象，但随着时代审美意识的变迁，行书上升到了主导地位，形成了“宋人尚意”的取向。被称为宋四家的苏轼、黄庭坚、米芾、蔡襄，就是这一时代的代表。宋四家都擅长行书，并且各有所长，都留下了传世的不朽名作。他们都能作草书。苏轼的《梅花诗》刻帖，可以说是唯一能见到的草书遗迹，短短二十八字，由小草到狂草，跨度很大；蔡襄曾被评价“行书第一、楷书第二、草书第三”，其草书作品有《陶生帖》、《入春帖》等，颇有二王遗韵；米芾有“集古字”之称，临写二王法帖几乎可以乱真。苏轼评价他说：“海岳（米芾号）平生篆、隶、真、行、草书，风樯阵马，沉着痛快，当与钟、王并行，非但不愧耳。”他的草书作品与蔡襄相似，以小草为主，有《论书帖》、《元日帖》等传世，都是二王风格。宋四家中，黄庭坚不但行书个性鲜明，别具一格，而且草书也有巨大成就，是唐以后狂草的主要继承者。

黄庭坚，字鲁直，号山谷道人，生于宋仁宗庆历五年，卒于宋徽宗崇宁四年（公元1054——1105年）。书法师承颜真卿、杨凝式，大字学《瘗鹤铭》，草书学怀素。《宋史•黄庭坚传》称：“（黄）善草书，楷法亦自成一家。”宋代居简《北磵集》中评价：“山谷草圣不下颠张醉素，行楷弗逮也。”认为黄庭坚的草书优于行、楷。元代赵孟頫评价：“黄太史书有张长史（旭）圆劲飞动之意，望之如高人胜士，令人敬叹。”这些评论都给了黄庭坚草书很高的评价。确实，黄庭坚的草书不但在宋代是出类拔萃的，而且在草书史上也具有里程碑的意义。这主要是因为黄庭坚的草书，不是在形质上与情性方面贴近二王古风，也不是在小草信札方面偶尔一露，而是沿着张旭、怀素狂草这一脉络，倾心创作了长篇巨帙的狂草作品，使草书与诗歌结下了不解之缘，留下了一批不朽名作。代表作有：《花气诗帖》、《李白忆旧游诗卷》、《刘禹锡竹枝词》、《诸上座帖》、《杜甫寄贺兰铦诗帖》、《廉颇蔺相如列传》等。

宋徽宗赵佶（公元1082—— 1135年）是宋代帝王中酷爱和擅长书画的一位。他不但精于山水、花鸟、人物画，而且书法也很有成就，创立了名为“瘦金书”的楷书，反映出帝王唯我独尊的自满和悠闲自得的心态。他也善草书，这更是帝王中少见的，比唐太宗酷爱行书又进了一步，表现了沉溺于书画艺术而奔放不羁的性格。代表作有草书《千字文》，草法熟练，下笔如注。纨扇草书诗格式布局新颖，气韵连贯，远非循规蹈矩的拘谨作品能够比拟的。

元朝定鼎后，身为赵氏宗室而担任元朝高官的赵孟頫，成为传承书法的第一人。

赵孟頫，字子昂，号松雪道人，宋理宗宝佑二年生，元英宗至治二年殁（公元1254——1322年）。其书法上追二王，下学唐代李北海而自成一家，楷书被称作“赵体”，与唐代欧体、颜体、柳体并称，有很大影响。他精于篆、隶、楷、行、草各体，书写速度极快，被尊为元代第一。人们评价他的草书“饱《十七帖》而变其形”。“多从二王中来，其体势紧密则得之右军，姿态朗逸则得之大令献之。”他不但擅长二王式小草，而且章草也有造诣，使东晋以后近于绝迹的章草又重行于世。草书作品有《千字文》、《雪晴云散帖》、《临<急就章>》等。

与赵孟頫同时期的鲜于枢（公元1256—— 1301年），是元代另一位有影响的大书法家。他的书法主要取法唐人，长于楷、行、草各体。赵孟頫曾说：“尝与伯机（鲜于枢字）同学草书，伯机过余甚远，极力追之而不能及。伯机已矣，世乃称仆能书，所谓无佛处称尊耳。”赵孟頫与鲜于枢交往很深，鲜于枢早逝，赵孟頫对他的草书特加赞颂，不是言不由衷，而是符合事实的。鲜于枢的草书，不像赵孟頫那样谨遵二王，而是更多地继承了唐代张旭、怀素的癫狂气势。他的草书墨迹《论张旭怀素高闲草书帖》，文为：“张长史、怀素、高闲皆各善草书。长史颠逸，时出法度之外；怀素守法，特多古意；高闲用笔……粗十得六七耳。至山谷乃大坏，不可复理。”他在此帖不但盛赞张旭、怀素，而且笔法也酷似怀素《自叙帖》。至于对黄庭坚的贬抑，固然反映了元人尊唐卑宋的心理，但以同是学怀素的两个人相比，鲜于枢自己觉得比黄庭坚学得好，也是他小看黄庭坚的一个原因。

赵孟頫、鲜于枢之后，出身于西北边疆的康里夔夔（公元1295—— 1354年），是元代又一位草书好手。他的楷书学唐虞世南，草书学二王，草书代表作有《述笔法卷》，酷似孙过庭《书谱》，很有晋唐遗韵。

从宋元两代草书大家的作品来看，二王小草与张旭、怀素大草各有所传，并且交相辉映，为其后明代草书的繁荣打下了基础。元代由于赵孟頫的复古追求，章草又重新受到重视，康里夔夔等人也能作章草。这是元代草书的特殊成就。

第五节 明清两代的草书

进入明代，书法有了新的发展，竖式作品日益增多。尤其是明朝晚期，竖式条幅愈来愈长，往往长到一丈以上。长条幅的激增，可能与明代商品经济的发展有关。腰缠万贯的达官巨贾，宅第建筑的高大，需要有与环境相适应的书画作品来装饰。同时，造纸技术的提高，可以生产较长的纸张供书画家挥毫。竖式作品更适于草书的发挥。草书造型与线条的变化，行气的连贯，行与行的呼应，墨色的变化等等，在竖长的空间里可以得到充分的表现。用大纸写大幅作品，字形也随之加大，这又要求改进笔墨和提高技法。由于作品形式的改变更有利于草书的发展，因而明代写草书的书家比宋元时代多了很多，可谓高手如林。

明代前期，宋克（公元1327——1387年），是明初第一位草书高手，被当时的人誉为草书“国朝第一”。他不仅擅长二王风范的小草，而且精于章草，也曾临写皇象的《急就章》。他的不少草书作品，往往将今草、章草乃至狂草揉合一气，形成了独特的个人面貌。与宋克并称“明初三宋”的宋广、宋璲，也都善于草书，但成就不如宋克。与宋克同期的草书高手，还有陈璧、沈粲等人。明朝陶宗仪《书史会要》中说：“璧与二宋齐名，用笔俱从怀素《自叙帖》中流出。”陈璧的草书取法怀素，笔画飞动，连绵不绝，很有气势。人们常说“连绵草”到明末才出现，其实陈璧的草书条幅已经是“连绵草”的开端。沈粲与其兄沈度都是明初的大书法家，二人有“大小学士”之称。沈粲更擅长草书，作品有草书《千字文》传世。以上几位草书高手活跃于明太祖洪武年间。他们之后，在明成祖永乐年间，有解缙、刘珏等人擅长草书。解缙（公元1369——1415年）草书相当狂怪，始转盘绕不绝于笔，字形几乎由旋转不断的圆弧组成，抒情性很强，但字迹很难辨认。明人认为他“狂草纵荡无法”，确实言之有理。解缙之后，张弼（公元1425——1487年）是一位颇有成就的草书好手。他的草书学习怀素，有时掺入章草笔意。好饮酒，酒后乘兴挥毫，如疾风骤雨，有“张旭再世”之誉。

明代中期，“吴中四才子”中的祝允明、文徵明，以及同时期的王宠，是又一批成就很高的书法家。祝允明（公元1476——1526年），号枝山，精于楷、行、草各体。楷书学钟繇、二王、初唐四家和赵孟頫。草书学王献之、张旭、怀素等。明人评其草书“风骨烂漫，天真纵逸”。他的草书作品留传较多，既有大幅立轴与长卷，也有小幅册页与扇面。草书的风格也不单一，既有出于《十七帖》的典雅小草，也有出于张旭、怀素的癫狂大草，显示了能动能静的不同才能。文徵明之子文嘉称赞他的草书长卷《苏轼前后赤壁赋》说：“枝山此书点画狼藉，使转精神，得张颠之雄壮，藏真（怀素）之……法意咸备，盖其晚年用意之书也。”认为是祝允明晚年的精心杰作。与祝允明交往密切的文徵明（公元1470——1559 年），擅长绘画，书法也很高明。他的楷书学钟繇、二王，行书学智永、集王字《圣教序》及苏轼、黄庭坚、米芾、赵孟頫等，草书学怀素。其草书作品《诗卷》，既有怀素的笔法，也有黄庭坚的气势。但平日写行、楷较多，草书之名不太响亮。他诗书画皆精，是历史上文人的典型。王宠（公元1494——1533年）也是一位诗书画印兼通的文人，书法与祝允明、文徵明齐名，精于小楷，也能草书。所作草书《诗册》，深得二王、米芾神韵。作品以小草手卷、册页为主，精细有余而奔放不足。也许是因为小楷太精，影响到草书不敢太过开放吧！

此三人之后，文徵明之子文彭、文嘉，以及丰坊、徐渭等都善草书。徐渭（公元1521——1593年）字文长，号青藤，工诗文绘画，书法以行、草为主。由于性情孤傲，生活坎坷，影响到他的草书偏重于宣泄胸中块垒，相当狂怪奔放。其大幅中堂，字形欹侧无常，排列密不透风，与祝允明近似，只是笔画较为粗重。

明代晚期，虽然乾坤震荡，江山动摇，但书法大家仍层出不穷。晚期四家董其昌、邢侗、米万钟、张瑞图，以及黄道周、倪元璐等，是这一时期的佼佼者。董其昌（公元1555——1639年），字玄宰，号香光，是万历到崇祯年间最享盛名的书法家。去世数十年后，到清代康熙皇帝时他的书法更被奉为圭臬，红极一时。董其昌写字以天真烂漫著称，自言属于“率意之书”，擅长楷、行书体。他的草书秀逸淡远，其《行草书卷》尾部狂草完全是怀素笔法。

张瑞图（公元1570——1644年）由于为奸党魏忠贤写过“生祠碑”（为活人立碑），崇祯皇帝即位后将其列入“逆案”，一向被认为人品不好，因而影响了书名。其实，他的书法确实别具一格，清人评价说：“瑞图书法奇逸，钟王之外，另辟蹊径。”又说：“明季书学竟尚柔媚，王（铎）、张（瑞图）二家力矫积习，独标气骨。虽未入神，自是不朽。”他的字几乎处处方折而无圆转，草书也带有这样的笔法，加上结字紧瘦，上下牵连，字密行宽，确有一种峥嵘气势。但晚年所书《杜甫秋兴八首诗卷》，却像磨光了棱角，方折极少而圆转大增，显得宁静平和多了。黄道周（公元1585—— 1646年）和倪元璐（公元1593—— 1644年）同为明王朝灭亡时忠义死节之臣，人品受到崇敬，书品也受人推重。黄、倪二人同以行、草书见长，对后世很有影响，至今仍有不少人学习他们的书法。黄道周草书结字横向取势，字形左低右高，错落成行，有一种动荡感。倪元璐草书结字多取纵势，字形瘦长，行笔较凝重。二人留下的墨迹不少，但草书少于行书。从黄道周书《济宁闻警诗轴》既可看到他的草书特有的倾斜造型与流畅节奏，也可看到晚明连绵草书共有的气势。

清朝定鼎初年，草书作家都是跨明清两朝的人物，其中王铎、傅山最享盛名。王铎（公元1592—— 1652年），字觉斯，书法尊崇二王，吸收米芾笔意，形成了忠于古法、笔墨奇巧、圆熟畅快的个人风貌。他一生不停地临写二王及魏晋法帖，笔法烂熟于胸，下笔势不可遏，最擅长痛快淋漓的长条幅和长卷。他的书法对日本书坛很有影响，日人称他的草书为“连绵草”。实际上，王铎的大量作品属于行书或行草书，他的连绵草主要是临写古法帖的作品，离开古帖独立书写的草书较少，这当中立轴又少于手卷。《高适诗轴》是少见的不是临帖的草书立轴。《临<豹奴帖>》则是他将王羲之带章草笔意的小札改写成大幅连绵草书立轴的代表。傅山（公元1607—— 1684年）与王铎身居高位不同，长期过着隐居生活，拒绝出任清朝官职，是一位平民书法家和学者，但两人的书法却有相似之处。傅山曾经学过王铎，后来极力脱出但未脱尽。他的草书也被称为连绵草。近人马宗霍评论说：“青主（傅山字）隶书，论者谓怪过而近于俗，然草书则宕逸浑脱，可与石斋（黄道周号）、觉斯（王铎字）伯仲。”傅山行笔缠绵，点画间或字与字间的牵连多是实线，因而字形较繁，不易辨认，像是草书，但仔细观看，仍是行书或行草书，实际上是“连绵行草”。他的纯正草书在临写古帖或横式诗卷中才可以见到，这一点和王铎也很相似。

王铎、傅山二人虽都被列为清代书法家，傅山的书法还被清人誉为“国朝第一”，但他们的书法与明亡殉国的黄道周、倪元璐属于一类风格，反映了明朝末年书法家的心绪很不安宁，追求快节奏大幅度的痛快淋漓，以宣泄胸中块垒。王铎、傅山将他们的书风带入了清朝，但时代已变，他们的连绵草随着他们离开人世而结束。清朝后起的书法家，没有继承他们的衣钵，而是逐渐转向盛世君王所喜爱的赵董书风。唯有“扬州八怪”之一的黄慎，与当时的主流书风相反，学习怀素，善作草书，粗犷放达，表现了不肯随俗浮沉的艺术个性。随着碑学的兴起，许多学者型的书法家转向北碑及秦汉篆隶，草书在清代退居次要地位。伊秉绶、邓石如、包世臣、吴熙载等人写的少量草书作品，与草书前贤的辉煌成就相比，根本无法相提并论。可以说，清代是草书衰落的时期，除了明朝遗老王铎、傅山外，没有出现草书高手。这种草书不振的现象，对其后民国初期的书法，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第六节 当代的草书

民国以后，书法基本上延续清代书风，草书作家依旧寥寥，草书作品中章草多于今草。擅长章草的有王世镗、张继、张默君、王薳、卓君庸、郑颂先、王蘧常、沙孟海等。王世镗（公元1868—— 1930年）精研书法，尤精章草，被于右任誉为“古之张芝，今之索靖，三百年来，世无与并”。张继（公元1871—— 1949年）为国民党元老，书法善章草，参以今草笔意而自成面目。郑颂先（公元1892—— 1976年）以“二爨”笔意融入章草，苍劲雄浑，格调高古。王蘧常（公元1900—— 1991年）是当代章草大师。他初学欧字，后专攻二爨、魏碑，又专攻章草，临《急就章》、《月仪帖》几可乱真。他的章草不独古拙朴茂，而且能写气势雄浑的大字对联，是章草的一大进展。

今草方面，国民党元老于右任（公元1878——1964年）称得上是民国时期不多见的大手笔。他的书法初学赵孟頫，后转攻魏碑。草书来源于二王和张旭、怀素，融入魏碑笔意，自立风范。他为了普及草书，精心创立了一种“标准草书”，将草字部首加以规范。以求易认易写，还亲自写了《标准草书千字文》，作为示范，他的行、草书作品很多，行书似乎多于草书，草书基本上属于造型简练，点画凝重的单体草字。也许是受魏碑笔意的限制，不能像张旭、怀素那样奔放，但是能将草字写得很大，则是功力深、气魄大的结果。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后，主席毛泽东（1893—— 1976年）堪称当代草书的大手笔。他的书法明显是取法怀素，但气魄宏大，并不拘泥于成法，因而有强烈的个人面貌。笔者所作论书诗，其中一首《论毛泽东书法》是：“气概非凡透笔端，随心所欲自蹁跹。书成一派雄浑貌，足与古贤相比肩。”但是，毛泽东并不以书法家名世，也不像书法家那样进行创作。他的作品常是在信纸上写成的，更显得“闲庭信步”般地轻松自在、从容不迫。

于右任和毛泽东都是在草书方面有强烈个性和很大成就的非专业书法家。在以书法为专攻的老书法家中，林散之、沙孟海、启功、董寿平、谢稚柳等，则是当代草书的一批代表性大家。这些老书法家在数十年的艺术实践中，为草书在当代的复兴做出了巨大贡献。他们处于当代书坛的顶端，擅长各种书体，但都很重视提倡草书，并以自己高水平的作品，改变了由清代至民国草书不振的局面，对后起的中青年书法家研习草书、从事草书创作，起了带动作用。在王铎、傅山之后，时隔三百余年，若不是出现了一批有影响力的草书高手，也许中国目前草书创作还难以很快繁荣起来。只要翻翻清代至民国的书法图录，再看看近十几年的书法图录，就不难看出，今天，草书又重新活跃起来了。

二十多年来，随着书法艺术在中国大地的空前普及和提高，草书有了长足的发展。从事草书创作的作者不断增加，有成就的草书书家不断涌现，可以说，掀开了草书历史新的一页。目前，中国草书艺术的发展，呈现出各种风格各展所长的多样化繁荣局面。在王蘧常、谢瑞阶等章草大家的影响下，不少中青年书家倾心于章草的学习与创作，在历届全国书法篆刻展览中，常有优秀的章草作品参展及获奖。今天的章草，除了力求古拙简朴之外，对笔墨情趣乃至篇章气势，都有所追求与创新，其发展余地是很广阔的。今草方面，上追二王以及孙过庭、米芾、赵孟頫、文徵明等的典雅草书，是当前许多中青年作者学习和创作的一个重要取向。近几年的重大展览中，古色古香的小草书、横批、斗方、信札、扇面等作品，表现了继承与发扬传统的精心求索，受到了书法专家及广大爱好者的重视和肯定。由张芝、王献之这一脉络发展起来的张旭、怀素、黄庭坚的纵逸大草，为另外一些书法家所喜爱。这个领域的创作显得更广阔多样，既包括传统较清晰、功力较扎实的大草作品，也包括抒情性较重、个性较强的狂草作品。明末清初的张瑞图、王铎、傅山、黄道周、倪元璐等的草书在当代中国书坛重新得到继承与发扬，不同年龄的书法家，都有学习这几位书家的好手。这一类作品在大型展览会上，总是以其长篇大幅的气势和密锣紧鼓的节奏，吸引观众的注意。于右任和毛泽东的草书，也有不少爱好者与学习者。于右任的“标准草书”得到了继承，他那厚重简约的草书风貌，经常在大型展览会上从一些中青年作者的作品中得到重现。此外，在学习传统和充实功力的基础上，具有个人面貌的草书正日益增多。由于草书的创作天地非常广阔，个性鲜明的作品将使草书的面貌更加丰富多样。

在草书技法上，除了传统的笔墨技巧之外，当今更发展了用长锋羊毫写草书的技法。细长的羊毫软笔，使转纵横与短锋硬毫笔大不一样，更富有飘逸潇洒的效果，墨色润枯变化也比较丰富。在纸张方面，一些作者也有新的实验。用洒金宣纸写小草，显得华贵典雅；用做旧的宣纸写条幅或横批，更显古朴凝重；用本色的桑皮纸写大草，润枯变化常有意想不到的趣味。在形式上，空灵的小草多是小幅作品，有晋唐余韵；大字草书或狂草，则多是大幅立轴或长手卷，颇有古人规模。

总之，历史悠久、名家辈出、姿态万千，佳作如云的草书，经历清初至民国三百年的萧条后，近二十年又重新繁荣起来。这个被誉为层次最高、难度最大的书体，不但乐此不疲的书法家日益增多，创作水平日益上升，而且爱好者和收藏者也日益广泛。从前几届全国书法展览的入选与获奖作品来看，草书在数量上仅次于行书，质量上则不亚于行书，技巧和情趣都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随着审美情趣的变化，生活节奏的加快，室内装修的更新，草书的线条与形式正日益为一般的书法爱好者所理解和喜爱，这在客观环境上更有利于草书的繁荣和提高。今后的中国书坛在继承和宏扬传统的基础上，草书必将会有更大的发展，达到一个新的高度。草书在当代中国书坛得到了复兴，这算是书法史上的一大变化，也应当说是当代书法家对书法艺术做出的历史性贡献。

本文选自孟云飞主编的《翰墨人生——刘艺书法著述及同行评论选集》（大众文艺出版社）

刘艺先生(1931-2016)，出生于艺术世家，其父刘锦堂(又名王悦之)先生为著名油画家、美术教育家，与徐悲鸿、林风眠等同为中国新美术运动先驱者之一。刘艺先生书法诸体皆善，尤以“章草”最负盛名，雄长坫坛。所书皆高古淳朴，“如幽燕老将，气韵沉雄” ;而又清新刚健，“似建安风骨，秋水为神”。为我国当代书坛泰斗级人物，中国书协顾问、原副主席，被誉为中国当代书法展览和评审的奠基人，中国书协“特别贡献奖”及“兰亭奖终身成就奖”获得者，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