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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高一陈:开创国画革命的一代宗师

时间 : 03-07 投稿人 : 小海 点击 :

翻开近世岭南画人的长卷,“二高一陈”是人们无法忽视的一组名字。它如同一颗耀眼的启明星,划破了晚清死气沉沉的画坛夜幕,开创了一个属于“新国画”的时代。

“二高一陈”,指岭南画派三位创始人:高剑父(1879-1951)、高奇峰(1889-1933)和陈树人(1884-1948)。他们拥有相似的人生经历与艺术理想:早年深受岭南画家居廉熏陶,继而游学东瀛,投身辛亥革命;他们共同倡导“折衷中西,融汇古今”的艺术主张,探索建立与时代相适应的“新国画”,充分调动传媒与教育的力量,为岭南美术界培养出一批革新性的艺术人才,影响岭南画坛超过半个世纪,在中国美术界亦有相当的声誉。“二高一陈”开启了现代美术的风气之先,堪称岭南现代美术的“一代宗师”。

回顾“二高一陈”的人生传奇,其魄力之充沛、思维之宏博、阅历之庞杂,仍然让人叹为观止。然而,他们的艺术人生又是如此时乖命蹇:动荡的时局、频仍的战乱,让他们艺术实验多归浅尝辄止;他们曾经拥有大量的追随者,而生前身后却未能逃避被讥议的命运;就连他们自身的艺术理念,也因充满嬗变、矛盾和惶惑而变得一言难尽。尽管如此,他们变革国画的追求,仍然好比一道激流,义无反顾,一往直前。正如高剑父所言,艺术只有“永远地革命、永远地创作”,才能实现“永远地进化”。

或许,历史并未给“二高一陈”留下太多的时间沉淀,却让他们找到了国画的另一种可能性。当我们越过历史的急流险滩,回顾岭南画派创始人的遗踪时,不难发现:他们已将自己的一生,深深扎根在岭南这片开放和革命的热土里;而他们走过的道路,也正与吾土吾民的百年命运休戚与共。

东渡游学寻索变法良方

岭南画派的开篇,就是一部传奇。1879年10月12日,是传统历书的“大凶日”。一位中国美术史的划时代人物,却在这天呱呱降生。他的名字,叫做高剑父。由于生不逢时,高剑父差点被家人送到育婴堂去。在父亲力排众议之下,才将孩子留了下来。

民间俗讳不足取信,但跌宕坎坷的命运,却如影随形伴随着高剑父的一生。“少年孤苦,曾学绘画瓷器等工艺品以谋生活。”父母与长兄的早逝,成为高剑父踏上求艺之路的最早缘由。

在亲友引荐下,14岁的高剑父来到位于广州海珠区的“十香园”,走入了人生的第一位艺术导师——居廉之门。居廉与族兄居巢并称“二居”,是岭南乡土绘画的代表人物,首创真正意义上的“岭南画风”,在晚清画坛独步一时。高剑父颇得业师真传。他的《仿恽寿平水仙蟹石》牛刀小试,已深谙居派独特的“撞水撞粉”之妙谛,在清新润泽、光影毕现的花叶之间,流露出画家娴熟的运笔与着色功力。

与江河日下的国运相似,晚清画坛满目倾颓。陈陈相因的摹古积习,让时人笔墨生气全无。面对国画的深重危机,康有为大声疾呼:“如仍守旧不变,则中国画学应遂灭绝!”不过,以写生著称的“二居”门庭,却是充溢着别样的清新风气。他们“眼之所到,笔便能到;无物不写,无奇不写”。居廉搜集大量前人未涉之绘画素材,又在私宅植下十种香花,供写生专用。十香园的种子,也在高剑父心里潜滋暗长。

岭表之地素得风气之先。高剑父毕竟并非“池中之物”,按捺不住对西画的响往和好奇。赴澳门就读“格致学堂”时,他向传教士麦拉学习素描,不久又踏足东瀛三岛,展开求艺之旅。不过,到目前为止,尚无任何资料证明他曾在当地接受过正规教育。人们只能从一些画会活动里,找到他的蛛丝马迹。

在他去日本三十年前,日本画家也以同样方式游学欧洲。他们吸收西画光影技法,营造出朦胧飘渺的氛围。这一技法让高剑父心醉神迷。从《并蒂莲花》到《菡萏蜞儿》,层层隐隐的一波涟漪,为画面日渐添上一道烟雾氤氲的神秘气息。博物馆里的动植物标本和图谱,同样抓住了高剑父的眼球。他从中找到了科学的写生语言。在他留下的一批临摹稿里,每种昆虫的生命衍变历程都被展现得纤毫毕现。看似草草不工的一笔一划,推动着高剑父艺术生命的蜕变,最终破茧成蝶。

日本的求艺经历,为高剑父日后的“国画革命”酝酿思想。从日本画的笔调里,他似乎找到了暌违的“远亲”:以竹内栖凤为代表的京都派,笔墨可远追唐宋,精准的写生功夫又堪当国人范本。“折衷中西”的灵感即由此发轫。对日本画的推崇,也并未使他放弃自身的独立思考。高剑父将竹内栖凤推为“世界第一之动物画家”,同时又批评他“绝技尽于画面,未有东方之妙耳”。

师出同门的陈树人,很快就成为高剑父的知音。陈树人是居廉的侄孙女婿,才华也深受乃师赏识。高、陈二人同游写生,共商变革之道。在高剑父动员下,五弟高奇峰、六弟高剑僧也先后东渡旅日。二人早年学画于兄,画艺各有千秋:奇峰擅画走兽,笔下狮、虎炯炯有神,有革命气象;剑僧天资聪颖,少时即有画名,对“撞水”法有独到之见。高氏昆仲声誉日隆,一个属于他们的时代已渐见端倪。

可惜的是,正当剑僧学成归国之际,突然身染时疫,客死异乡。雏鹰折翼,成了高剑父一生的隐痛。

辛亥怒潮催生“国画革命”

日本的游学生涯,将“二高一陈”推上了新的艺术征程,也在他们的灵魂深处掀起了另一场风暴:革命。

与欲振乏力的晚清画坛相比,满目烽烟的破碎河山更令人痛心。甲午败绩的奇耻大辱,让每位海外游子皆深受刺激。革命风潮一日千里。相继成为同盟会会员的“二高一陈”,很快就被卷进这场风暴的核心。高氏兄弟奉命返粤从事革命活动。高剑父还参加了“支那暗杀团”的组织工作。轰轰烈烈的黄花岗一役中,也出现了他的身影。

辛亥硝烟渐渐散去,传奇生涯也归于平静。高剑父一度投身“实业救国”,赴景德镇重振瓷业。但树欲静而风不止,宋教仁遇刺的枪声击碎了他的梦想。天下重归乱局。他在陈炯明麾下履职,但不久便因故辞去。未几,陈炯明悍然兵变,炮轰粤秀楼。“战后河山认劫灰”。平叛之后,高剑父、陈树人随孙中山重登越秀山,胸臆间有着说不出的苍凉。不久,孙中山北上和谈,一去不归,在北京病逝。

“万劫危楼,只剩得曼草荒烟、淡鸦残照。”一次次功败垂成,让高剑父对政治现实产生了极大的无力感,他从此再没踏足官场一步。陈树人虽继续担任高官,但对宦海党争同样远引高蹈。政坛的失意,似乎让“二高一陈”回到原点,也使之以更专业的姿态投入到“艺术革命”的事业中来。

“兄弟追随总理作政治革命以后,就感到我国艺术实有革新之必要。”鲁迅将杂文视作“投枪”与“匕首”,高剑父同样坚信:“用形象来控诉,比任何文字有力”。画报就是他们推动社会变革最直接的方式。1905年,高剑父参与创办的《时事画报》,就以图画记事“开通群智,振发精神”。民国成立后,高氏兄弟又在上海创办《真相画报》,将“监督共和政治,调查民生状态,奖进社会主义,输入世界知识”的宗旨进行到底。

“二高一陈”深深感到,传统国画的笔墨程式,已无法承载政治革命的时代需求,必须“吸收各国古今绘画之特长”,方能造就“现代绘画的新生命”。1908年,高剑父便以“新国画”投石问路,在广州举办首次个人画展。高奇峰不久也打起了“折衷派”的大旗,昭显其“折衷中西,融汇古今”的主张。

“和现实生活有关的,方才是有价值的艺术。”既将“艺术大众化”视为革命目标,传统文人的“山林逸气”对高剑父来说,已显得不合时宜了。高剑父认为,自然界一切均有美感,凡物无分贵贱,都应成为“新国画”的素材。对于各种新式兵器和工业产物,高剑父都表现出极大的热情。他将飞机、坦克率先搬上中国画,呼之为“天地两怪物”。为了拿准飞机的神髓,他还特意乘机翱翔,在空中写生。

为了开辟“国画革命”的战场,高氏兄弟在上海创办了兼有画廊营销性质的审美书馆,以自产自销的明信片开拓“新国画”的市场。值得一提的是,这里还记录着高氏兄弟与徐悲鸿的一段画坛佳话:徐悲鸿少时潦倒落魄,在“二高”帮扶之下渡过难关。他初次面世的作品,便经由审美书馆出版。高、徐两家的友谊,也影响了徐悲鸿的艺术观,无形中为“新国画”赢得了新的盟友。

经过数年经营,“新国画”开始崭露头角,其阵地也由沪上回移粤中。1921年,由高剑父主持的广东省第一次美术展览会在广州文德路开幕。“二高一陈”的作品深得军政要人推崇。随后,高剑父本人也登上了“国画革命家”的盟主地位。“艺术革命之大旗”似乎将要“从广东发难起来”了。

然而,在这一胜利的背后,暗地里却在涌动着新的波澜。

新旧争鸣重溯折衷正源

“新国画”自诞生之日起,从来毁誉参半。高剑父的笔法,就被传统派批作“野狐禅”。《天地两怪物》等出格之作更挑动了不少画家神经。面对“二高一陈”的强势回归,一批岭南传统画人决意组织力量,分庭抗礼。1923年,赵浩公等14位画家组成了“癸亥合作画社”,不久扩大为“广东国画研究会”。国画研究会盛期会员几达数百之众,他们举行雅集、画展,出版画册,欲与“折衷派”一争高下。

一系列的短兵相接,终于在1926年的越秀山游艺会变成了正面交锋:因不满主办方将“折衷派”作品边缘化,高剑父授意学生方人定撰文,贬斥传统派因循守旧;黄般若代表国画研究会奋起还击,反讥“折衷派”剽窃日本画,欺世盗名。在长达数年的隔空论战中,针对剑父师徒“为鬼为狐”、“非驴非马”、“抱养之义儿”等谩骂之语,一时充斥报端。

“许多人以为广东人很新,富有革命性,不知粤人头脑顽旧的,正复不少!”“艺术革命”的主张不为接受,高剑父耿耿于怀。而最让他备受打击的,莫过于剽窃日本画的指控。然而,剑父师徒对此竟无还击之力。其实,“二高一陈”早年取法东洋,作品中生硬模仿的拼凑之处并不足为怪。高剑父就以“日本画即中国画”自我辩解。但耐人寻味的是,他的后期作品也在有意无意洗刷东洋风,晚年甚至声言“宁可有洋味,不可有日味”。

“他们每骂我一次,我便刻苦一遭。”面对传统派的批评,高剑父也在进行反思,暗下苦功,恶补传统画学。他笔下的《万壑争流》、《古松》,极具文人画意,让对手们也心生惊讶。事实上,“国画革命”从来都没有主张“打倒古人、推翻古人、消灭古人”。相反,高剑父一生都对传统国画怀着深深的眷恋。这为他晚年向宋院画、文人画的趣味转型埋下了伏笔。

尽管饱受非议,高剑父并没有改变立场,他对海外艺术的兴趣有增无减。这一次,他将目光投向南亚。1930年,借前往印度出席亚洲教育会议之机,高剑父对南亚、东南亚诸国进行沿路考察,期间还拜会了诗哲泰戈尔。泰戈尔对“折衷派”的主张亦颇为赞赏。这位特殊的海外知音,给身陷漩涡的“折衷派”注入了信心。

更重要的是,高剑父从南亚之行找到了折衷精神的正源。印度艺术便是将希腊、波斯、埃及诸家共冶一炉。在阿旃陀石窟里,出神入化的佛像壁画让他彻悟了东方美学的神髓。他花了一年多的时间,将这些壁画临摹回国。此行洗去了高氏在日本时期的模仿痕迹,留下了简练圆浑的线条、厚重稚拙的笔触、古朴深沉的红褐色调,幻化出宁静澄澈的佛家意境。画家本人也自信地表示,经过“一变、再变、三变”,敢说“摆脱一切,完全自我表现了”。

载誉归来的高剑父,走向艺术生涯的全盛时期。他已超脱新旧争鸣的是是非非,在大江南北频频展露身手:高剑父多次担任全国性美展评委,作品亦屡获殊荣。在他出任南京中央大学教授期间,“春睡画院展览”也随之带往宁、沪,将岭南发端的艺术新风吹送到长江流域。“新国画”的集体亮相引起画坛震撼,就连画家傅抱石也要慨叹:“中国画的革新或者要希望珠江流域了!”

作育英才汇入抗战洪流

高剑父一生都与教育结下了不解之缘。他漫长的教育生涯,几乎贯穿了20世纪前期中国美术教育的改革历程:早在辛亥革命前,他就在各类新式学堂担任图画教员;直到逝世前不久,他还在南中美术院和广州市立艺术专科学校执掌教鞭。他冗长的履历表里最闪光的一笔,当数1923年创办春睡画院。

与其说是一家教育机构,春睡画院更像是一所“艺术实验室”。画院由高剑父主持教务,设有中西美术课程。学生们可以旁观博涉,多方试验。春睡画风的多元化格局更让傅抱石惊讶:高剑父从不维护“血统”的纯正性,更反对学生模仿自己。“无论学哪时代之画,总要归纳到现代来;无论学哪一派、哪一人之画,也要有自己的个性与自己的面目。”也正因如此,观众才看到了方人定中西结合的人物,关山月昂扬怒放的梅花,还有黎雄才苍茫大气的“黎家山水”。

高氏兄弟将美术教育视为“国画革命”的重要战略。当时,春睡画院紧贴现实的风气对有志青年无疑极具感召力。高门弟子也一律“有教无类”:其中既有农民、报童、疍家,也有理发匠、茶馆学徒、打铁徒工。高剑父的识人慧眼,同样为人津津乐道:他在路过肇庆时发掘了黎雄才,关山月则是他在中大“揭穿”的“冒牌旁听生”。对于穷苦人家,画院一概免其学杂,有潜质者,高剑父甚至不惜重金资助他们出洋留学,黎雄才赴日深造就得益于老师的支持。

就在春睡画院蒸蒸日上之际,一场史无前例的全民抗战爆发了。他们倡导的艺术主张也遭受前所未有的考验。在日军轰炸下,春睡画院化作一片颓垣败瓦。高剑父避走濠江,长子失踪、夫人病逝的打击接踵而来。虽是见惯枪林弹雨,孑然一身的他,心中还是不免凄惶。手中的画笔,也收起了昂然出鞘的剑锋,转而变得怨愤苍凉。他的《白骨犹深国难悲》极尽凄厉之能事,观之大有老杜“新鬼烦冤旧鬼哭”的哀感。

战争的苦难,也让剑父师徒彻底融入到民族的“大我”之中。高剑父用自己的笔下丹青,为乱世点起一盏明灯。硝烟中诞生的《东战场的烈焰》,就以凌厉的笔触痛陈日寇侵华罪恶。《扑火灯蛾》则影射侵略者自取灭亡,油灯里的光芒照彻了整个画面,昭示抗战必胜的信心。春睡画院留澳师生还举办画展,义卖赈济难民,表达他们共赴国难的坚定信念。

八年离乱过去,剑父已烈士暮年,仍感到“时代之车轮”还在“不断地发动着、旋转着”。他回到广州,创办南中美术院,又为自己制定了“十五年计划”:出国考察、环球写生、研究“新宋院画”和“新文人画”、创办艺术研究院……他仿佛还要“永远地革命、永远地创作、永远地进化”。但动荡的时局没有给他留下机会,苦心经营再次流产。1949年,高剑父二度避兵澳门。这一次离开,他就再没踏足这片魂牵梦萦的故土。

油尽灯枯的高剑父,人生已经进入倒计时,脑海里却有太多夙愿没有完成。“高剑父不但生不逢时,死也不逢时。”他的学生黎明不无遗憾地说。就在旅欧办展前夕,高剑父倒下了。弥留之际,他对重执教鞭仍念兹在兹。1951年6月22日,一代宗师的传奇人生落下了帷幕。

奔腾不息的溪流,经历了千回百转,终于融入大海。“二高一陈”和他们的时代已经离我们远去,留下的种种喧嚣都被置诸身后,任人评说。然而,当我们仔细谛听他们的笔意时,还能感受到“世界潮流”的浩荡呼声。这道呼声召唤着他们一生上下求索,踽踽前行。广州美术学院教授李伟铭如此总结:“他们用自己的毕生努力告诉我们:艺术是变化、发展的,中国画是世界绘画的一部分。这也是他们留给后人最重要的启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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