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些年中国的书画市场十分活跃,但是随之也出现了一些问题,其中最突出、最尖锐并涉及书画家(包括家属)和 投资者,即买卖双方利益的便是书画市场中伪品充斥的现象。古代的大量伪作已经够鉴定家们头疼的了,现在社会上还不断地制造出新的伪书假画 来。几乎可以这么说,凡是某位书法家、画家,只要一有点名气,也就是说他的作品有了可观的经济价值,并进入了市场,马上就会有伪作随之面世。
书画仿作并非始于当今,古已有之。唐代张彦远所著的《法书要录》一书中就有一段说及此类事:与东晋大书法家王羲之同时期有一个叫张翼的人,专门学写王羲之的 字体。一次王羲之拿着张翼写的字,端详良久,才发现不是自己写的,还说“小子几欲乱真!”这样哭笑不得的话。可见张翼临仿手段之高明。当然仿作的目的不尽 相同,有人是为临摹学习古人的技法,有人是为珍贵古书画留下一个副本,当然还有不少人是为了谋取利益。张彦远书中所举的例子,说明古代书画仿作乃一个并不少见的现象。
《清明上河图》是宋代张择端的名作,但全世界公私收藏共多达60件摹本及仿本。图为台北故宫收藏的清代陈枚等绘制的作品。
到了明代中期以后,商品经济得到了极大的发展,书法和绘画作品顺理成章地进入市场成为了流通的商品,许多书画家也以出售自己的艺术品谋生,书画作品有了经济 价值。由此,书画作伪的现象就变本加厉,愈发不可收拾,甚至有人以此为业,专门从事这样的营生,甚至还出现了若干具有地域特点的作伪场所,如行话所称之的“苏州片”、“长沙货”、“河南造”、“后门捯”等等,呈方兴未艾之势。
在新中国成立后的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中国几乎是没有文物市场的,至于到了“文化大革命”期间,所谓“文物”这样的东西一律变成了“四旧”,烧、砸都唯恐不 及,哪会想到它们还有值钱的一天。近些年来,文物拍卖市场日趋活跃,书画的拍卖价格又呈上升趋势,古画且不去说了,价格十分惊人,就连当今的大小名家,行 情也颇为看好。由此便出现了众多假冒伪劣之作,搞得拍卖行当内防不胜防,于是打假呼声渐高。但是喊归喊,局面并未见根本好转,伪作仍然招摇过市。
书画作伪的现象为何屡禁不止,还愈演愈烈、花样翻新呢?这里面除去有利益可以获取这样的客观因素之外,在人们的主观意识上,似乎还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某些禁忌不无关系。
清代龚炜在其《巢林笔谈》一书中,曾经提到有所谓“十二戒”之说,这“十二戒”属于中国民间的禁忌。即意在说明如果犯了这些戒条是“伤阴骘”的,是正派人所不肯干的,也就是说干了这样的事是犯忌讳的。其中的第四、第九两戒,“……见人交易,而偶谈价值,意非不公也;而卖者之情,急于买者,有难言之隐焉。其所 当戒者四也。……人以无能滥竽,正于借人包荒,而或出一精察之语,使彼无可容身。其所当戒者九也”。
前一条是说断人财路,后一条是说破人饭碗,其实是一样的,都是坏了的事。龚炜认为这些禁戒是“人心风俗之厚薄系焉,亦祸福灾祥之机所由伏也”。明朝“吴门四家”之一的沈周,画史上说他“与物无怵”(清·姜绍书《无声诗史》)。便有人制作伪画,冒充他的作品。凡是有人拿了这样的赝品请沈周题字时,沈周明明看出 这不是自己的手笔,但是却从来不说穿,“欣然为书”,一点也不计较。以上这段故事一方面说明沈周为人的宽厚,另一方面未必不能说是沈周心存禁忌,不愿意说 或不便说。但是写下这段故事的人则是把它作为沈周的高尚品德加以颂扬的,丝毫没有认为其中有何不妥。
书画大家张大千亦是作伪高手
古代有这些禁忌,难道现在就没有了吗?其实这些东西,都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糟粕,多多少少积淀在当代人的心中。书画作伪普遍,却很少见到有人详细将作伪者的 姓名和作伪的过程用文字记录下来,将其“曝光”;当今社会中书画作伪现象又十分常见,同样也极少见到有人指名道姓说,某某是专门伪造哪位名画家的,予以揭露。
其实大家心里未必不知就里,或心有顾虑,或心存禁忌,总之不能“刺刀见红”。笔者就曾听说,有人对台湾学者傅申所做张大千作伪画的专题研究颇不以为然,认为此举不够厚道。只要大多数人还存有这样的心态,书画作伪的打 假,仍然只能是“纸上谈兵”。反过来再说了,如果书画市场没有了伪品,岂不也砸了鉴定家们的饭碗了吗?(作者系故宫博物院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