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大千《芭蕉仕女》水墨纸本立轴125.5×63.5cm
大千居士曾在一幅画中题款“信笔为白描,气韵转胜。”中国画自从产生至今,尤重笔、墨二字,即使在“画重丹青”的前唐绘画中也极其重视用笔用墨,宋朝以后,笔、墨二字更成了中国画之灵魂,是中国画最基本的、又是最高的法门。而写意白描恰恰最能体现中国画特点。白描写意是常用的一种人物描写手法,它重在以形传神,不重形似而求神似。使用这种手法刻画人物时,要求作者紧紧抓住人物所处的特定环境及人物的个性、经历、言行的突出特点,用简洁的语言进行描写,用少量的词句点染,寥寥数笔就勾勒出活生生的人物形象来。
张大千的人物画先学唐寅进而效法赵孟頫、李公麟等诸家,得其神髓,线条优美,潇洒秀逸,赋彩辉煌浓丽,仕女雍容高华。1941年至1943年张大千带领弟子到敦煌石窟,用了两年七个月的时间,精心临摹了大量的壁画,这些临摹作品汲取了六朝至隋唐人物画的艺术精神和创作技法。此幅《芭蕉仕女》正是创作于1942年,三年敦煌画壁,张大千汲古代人物精髓,撷取其用笔、设色、服饰、衣纹带折的变化以及人体美的表现技法等,使其人物画技法有很大提高。叶浅予认为,张大千的唐装仕女,造型上已渗有敦煌供养人的仪容,用笔则仿吴道子的飞动飘逸,总之超越了明人情调,向唐人追踪而去。其作品雅俗共赏,除婀娜的体态外,更流露内在的精气神,成为他绘画中广获好评的一类作品。
“作画笔触,贵在文而不弱,放而不野,沉着而清润。”看《芭蕉仕女》一画,方显这句话的分量。此图绘一仕女依山石而立,身后绘芭蕉数株。仕女挽着发髻,弯眉凤眼,直鼻小嘴,勾勒精细,面容娇美。身着宽袖敞领衫,下着长裙。右臂搭在山石上,左手置于身后,体态婀娜,举止安详,神情内敛,气质娇贵。面相用笔不多,却笔笔到位,脸与手用笔圆润流利,衣裙领带线条勾勒细谨流畅,交代清晰。在画法方面,正是他所主张的“先用淡墨勾成轮廓……所有淡墨线条上,最后加一道焦墨。有时淡墨线条不十分准确,则用焦墨线条来改正”。这幅《芭蕉仕女》正是先用淡墨勾画,然后再用焦墨勾之,使衣纹浓淡相间,特别是画这种轻柔的衣裙,更能表现出它的质感,而且使衣纹的用笔增加了墨彩的韵泽。仕女的头发却是用写意法画的,一工一写,相得益彰,殊为不易,头发的墨色也极为丰富,眉毛也是轻扫两笔,配以精心刻画的眼睛和眼珠,却别具一种迷人的神情。
大千先生的写意花鸟用笔挺劲精练,毫无呆滞之感。用笔劲利,随意洒脱,柔和中见骨力,枝叶挺拔而有灵气。做背景的芭蕉正如他自己说的“画花卉用笔,要活泼而不是草率,要有活力而自然。“看蕉叶用笔,在意笔的基础上再用极细的线条勾出叶筋,无论意笔还是细笔都极随心、自然、生动流畅,这样的笔画出的蕉叶怎能不生机盎然呢?再加上墨色的变化和水分的恰当运用,使蕉叶娇嫩欲滴,还画出了随风翩翩之感。尤其前面晓得那株,他用浓墨描绘,水分得当,所以浓墨极为精神、滋润,再辅以几笔淡墨,对比之下神气盎然。
林百里曾说“张大千与唐伯虎虽然都爱美人和画美人,但唐伯虎画的确不如大千先生,原因是张大千是一个唯美主义者,既懂得欣赏美人,也很能表现美人的不同类型和情绪,特别是所表现的古代仕女见人羞怯的感觉。而这种含蓄之美的感觉却有画龙点睛之妙,具有很好的审美意义,是其他画家笔下无法体验和享受到的。”张大千的作品在拍卖场上一直有不俗的表现,成为藏家关注的热点,其仕女题材无论是早期作品还是中期作品都曾屡创佳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