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每日新报 作者:白颖文 臧楠
砚台,是中国传统的书写与绘画用具,与“笔、墨、纸”并称文房四宝。“笔之寿日,墨之寿月,砚之寿世”,砚台在使用和流传过程中,受到自然环境的影响较小,因此出土和传世品最为丰富,足以将其发展演变之概貌呈现于今人面前,使我们从历史发展中领略到砚台独特的魅力,也体会到它蕴含的文雅气质和深邃的传统文化内涵。而传拓则是中国传统手工技艺,用墨等染料将雕刻在器物表面上的文字或图案复制到纸张上,将凹凸对比变为色彩对比。清代以后传拓技术不断完善,砚台等器物均成为拓制对象。
砚台的“前世”是做饭用的农具
文房四宝产生于中华民族深厚的文化底蕴基础上,融合了雕刻、书法、绘画等多门艺术于一体,是古代文人雅士修身养性、挥毫泼墨的得力工具。从砚台来说,它的形状、铭文、图案等蕴含着丰富的历史文化信息,在传承历史文化的过程中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
书写用砚的功用是研磨墨,在砚台正式出现之前属于“研磨器”时代。研磨器通常由磨盘和磨棒组成,是原始社会人们用来研磨粮食的农业用具,与生存息息相关,满足了人们进食的需要。通过考古发现,新石器时代的遗址中开始出现了比较多的研磨器具,比如出土于陕西的一套完整的研磨器具,与现在的砚台形状极为接近。出土的时候,研磨器的研磨窝中还有红色的印记,说明当时曾被使用过。类似这样的研磨器,在陕西、山西的半坡遗址中都有发现。这些研磨器是后世砚台的母形,虽然在形式和功用上都有差异,但确实是砚台的起源。商周时期的研磨器是用于调色的工具,但不能归为专门的书写用砚。到了春秋战国时期,文字出现了,很多战国墓葬中出土了笔、墨、石物以及国画和带有墨色的竹简等,间接证明了当时已经出现了用于研磨的砚台。在湖北省出土了一套石砚,是由不规则的鹅卵石加工制成的,形制简单,此时已经没有研磨棒了,而是出现了一些研石,并且在墓中还出土了墨,这说明研磨器已经向砚转变,但在形式上依然保留有研磨器的痕迹。
“研”是砚台的“曾用名”
经历了新石器时代和春秋战国时期的萌芽时期,到了汉代,经济繁荣,文化发达,隶书成为当时的主流书体,相应促进了书写用具的发展,因此,汉代的砚形、砚种,都比前代丰富,不仅有石砚,而且出现了陶砚、溪砚,砚台逐渐步入成熟。像出土在广东南越王墓的非常早期的砚墨,砚石呈不规则的卵石状,砚是非常光滑的不规则的岩石,当时的墨,并不是常见的呈块状的书画用墨,而是墨丸,因此,砚形和它辅助的工具,都是与墨的形式相匹配的。因此不难看出,中国古代文房四宝的发展并不是孤立的,而是相辅相成互相联系的,这种形式的演变,往往牵一发而动全身,使得砚形以及其他纸笔都会相应的变化。
西汉时期是砚台显著发展的阶段。主要有两种,即圆形石砚和长方形板砚。将石板放入一个精美的漆盒内,漆盒通常是彩绘,并有几何纹、神兽纹来装饰,图案比较清晰生动。这种漆砚盒作为最早的砚台装饰形式,将绘画艺术与砚台本身的实用功能相结合。
在西汉时期,砚台有了专门的称谓,最初被称为“研”,在江苏连云港(601008,股吧)的一个西汉多宝墓中,发现有出土的长方形的石板砚以及一件木渎,木渎上写有“板研一”“墨坨一”,说明此墓葬里,既随葬了石板砚,也随葬了相应的墨。由此推测,此类砚在当时可以被称为“板研”。
到了东汉时期,砚台的发展日益成熟,在装饰上也发生了新的变化。从制作工艺上看,比之前有了相应的提高,开始注重砚台本身的装饰。像前代出现的圆形石砚,底部出现了三足,并且这三足呈现出逐渐加粗、加高的趋势,当时人们都是席地而坐,砚台的底足高一些便于使用,这可能与当时生活习惯有关系。尤其这种三足砚,从此时一般都带盖,从盖纽上就开始对砚台进行装饰,有的是立狮,有的是盘龙,不难看出当时的雕刻技法十分娴熟。并且汉代风格非常浓郁,显得栩栩如生,具有典型汉代艺术特征。在砚盖内部通常有凹槽,应该是存放研石所用,此时依然用墨丸,因此,在研墨时,还需用研石研磨,设计进一步人性化,使研石有了固定的位置,不易丢失。东汉末年,制墨技术成型,很多墨可以用手直接执用,因此砚也不需要有研石和凹槽的配置了。东汉除了三足石砚外还有一种鎏金兽形的铜盒石砚。此砚并不常见,乍看之下极像造型精美的工艺品,砚盒从兽的嘴部打开,内有砚板,这种砚非常珍贵,普通人家受用不起,一定是身份尊贵的人才能拥有的。到了东汉末年,“砚”字才被使用。“砚者,研也”。最终完成了由研到砚的转变,“砚台”成了此类器物的专属名称。但是“研”和“砚”二者并不是互相取代,而是共同存在的关系。
割据混战的动荡时期 砚质和砚形发生变化
随后进入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砚台不仅继承了诸多砚形,而且在此基础上有所创新,出现了以四足石砚为代表的时代作品,并且为隋唐时期砚形的发展奠定了基础。三国时期,石砚、陶砚依然是砚发展的主流,同时也出现了新的砚种。安徽的马鞍山朱然墓中出土的一件砚台,是在砚台上涂黑漆,并掺有沙粒,伴有沙粒是为了使研磨时更为粗糙便于下墨。这种砚台类似于清代所见的漆砂砚,在当时非常珍贵、比较少见的。
到了西晋,青花瓷被运用到砚台当中,瓷砚的成熟和发展也是这一时期最显著的特征,三足青瓷砚,是南方地区最主要的砚台特征。在北朝时期,砚面雕刻逐渐兴起。到了隋唐时期,文化繁荣,国力强盛,促进了文房用具的飞速发展,箕形(簸箕形状)砚台应运而生。此后,宋王朝建立,结束了晚唐割据的局面,文化艺术领域也进入了新的阶段,在唐代箕形砚台的基础上,制成了抄手式砚台。传说抄手式砚台是苏轼研究而成,而实际上,在五代时期,就已经有了这样的砚台。四四方方的砚台既实用又端庄,成为砚台史上重要的砚式。到了清代,砚台逐渐成了收藏品,材质也出现了木砚、玉砚、象牙砚、水晶砚等,凡是能见到的材质几乎都可以做砚台。但是像玉石、象牙、水晶等材质并不方便研磨,因此,这些砚台非常具有收藏和观赏性,其实用性就差很多。清代的砚台走向了巅峰。
传拓技术形成 砚与拓片相结合
传拓是中国传统手工技艺之一,通常指用墨等染料将雕刻在器物表面上的文字或图案复制到纸张上,可以将文字或纹饰的凹凸对比变为色彩对比,形成了人工美和自然美的高度结合。传拓技术在中国已有近1500年的历史。但非常可惜的是,南朝和隋代的传拓作品已绝迹,目前可以看到最早的传拓实物是原存敦煌千佛洞的唐太宗李世民《温泉铭》拓本,尾有墨书题记“永徽四年八月围谷府果毅儿”。目前收藏于法国的巴黎图书馆。
据史书记载,唐代的传拓早期是拓一些书法作品,拓碑、拓石刻。像唐代窦臮《述书赋》记载:“歧州雍城南,有周宣王《猎碣》(即石鼓文)十枚,并作鼓形,上有篆文,今见打本。”这里的“打本”就是我们所说的拓片。石鼓文相传是秦代的作品,记录了当时秦王游历的情景,是相当难得的文献藏品。
传拓以水墨为主要材料,墨韵精妙,气韵生动,砚台和拓片所展现出来的魅力是不尽相同的。在摄影技术还没有普及的时代,传拓技术完全反映了器物的面貌,是保存器物形象一种有效的方法。宋代以后,传拓技术盛况空前,尤其到了明清时期,传拓内容也多种多样,凡是能够见到的器物,都能进行拓片。砚台的拓片是在清代以后,拓砚的工具需要大量的墨、宣纸、打刷(打刷通常是用人的头发做成,因为头发弹性最好)、墨扑(通常是用棉花和海绵为原材料)。当时有两种比较重要的拓法:蝉翼拓,即墨色浅淡,如鸣蝉翅膀,通透淡雅;乌金拓,即墨色厚重,乌黑光泽,层次感强。随着拓片技术的不断发展,后来又出现了立体拓片,即全形拓,大体出现在清代的嘉庆道光年间。全形拓又称立体拓,是一种主要以墨拓技法完成,又辅以线描、绘画等技法,将器物原貌转移到平面拓纸上的传统技艺,最初是用于传拓青铜器。在民国时期,北京琉璃厂的一个经理,姓周,此人善于篆刻制印,当时此人被叫做“阴文周”。周先生借鉴了西方的素描和透视的手法,采用整纸的拓法,拓出的器型更为准确。
以砚为田,朝耕夕种,相磨相惜;与砚为友,相濡以沫,须臾不离。世人体验着它的功能,享受着它的艺术美。而传拓也不单是手艺活儿,更是要将传拓者的绘画功底、艺术鉴赏力完全融合到传拓技术中,是三者相结合的产物。拓片不仅是复制,更是一种艺术的再创造,将拓片者的情感融入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