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疆和田达玛沟托普鲁克墩1号佛寺图像研究[图文]

陈粟裕

位于新疆和田市策勒县南部的达玛沟水系南北长约120多公里，东西宽约20余公里。自20世纪以来，此地先后发掘出二十余处遗址，如丹丹乌里克遗址、喀达里克遗址、巴拉瓦斯特遗址、喀拉墩遗址等均集中于此。2002年、2005年、2010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所新疆队三次在这里进行抢救性发掘，先后清理出了毗邻的托普鲁克墩1号、2号、3号佛寺。这批新近发掘的佛寺遗址，出土了大批较为清晰、完整的壁画，特别是托普鲁克墩1号佛寺，尽管占地面积小，但是呈现了于阗6-7世纪的绘画风格与佛寺中的图像配置，对于材料分散于世界各地的于阗佛教艺术而言，是非常难能可贵的资料。本文即对此寺的壁画图像进行初步的判断。

一、托普鲁克墩1号佛寺的白衣立佛

托普鲁克墩1号佛寺坐北朝南，南北长2米，东西宽1.7米，面积仅为3.4平方米[1]，是现今发现的最小的佛寺（图1）。通过对寺内木料的碳14鉴定与相关风格分析，考古学家将其年代定在6-7世纪。佛寺内北壁正中为一身结跏趺坐佛塑像，肩部以上已经损坏。像连座高1.45米，佛像身着土红色袈裟，佛像双手已残，可能为禅定印，佛像背后有残留的浮雕背光。佛像下方为仰莲台座。

图1 托普鲁克墩1号佛寺

佛寺的四壁都绘有壁画：主尊的两侧壁面各绘有两身立佛像，东壁、西壁同样绘制着两身立佛，南壁门两侧绘有守护神像。各壁佛像的空隙间点缀着结禅定印、跏趺坐 的小千佛。六身佛像有五身穿土红色袈裟，从图像上看，五身佛像的姿势基本相同，为一手于胸前结印、一手自然下垂或握袈裟下摆，手指间有蹼连接，跣足，呈外 八字立于莲台之上。唯一不同的一身，为东壁南侧的立佛像。

此身立佛像身着白衣，胸部以上已残损。佛衣的衣纹线条较为稠密，腿部的“U” 形衣纹紧贴身体，佛左手自然下垂，掌心微握，跣足立于长方形须弥台上，佛足中间有一小人，可能为地天或供养人。佛身后有圆形大背光，背光内层绘满千佛，千 佛均为半身像，有的可以看到置于胸前的手。在须弥台两侧各有一身菩萨，高度大概在佛的膝部，两身菩萨均梳高发髻，戴三珠冠（北侧一身头部残损），微微仰头 上视。菩萨上身袒露，胸饰项圈，菱格纹的长帔帛绕臂，腰间系带，下身着长裙（图2）。这身佛像在小佛寺内显得非常醒目，也是我们进行对包括主尊塑像在内的七尊佛像身份判断的切入点。

图2 胁侍菩萨与千佛背光

背光有千佛的立佛在和田多有发现，热瓦克佛寺遗址是较为集中的一处。仅从此地的出土品中即可发现，这种背光中有千佛的尊像分为两类，一类为莲中坐佛，以斯坦因发现的浮雕像为代表[2]，结跏趺坐的小坐佛端坐在莲花之中，莲花花瓣呈圆形在背后展开。另一类则为以高浮雕的形式在背光中表现千佛的头部与上半身，所有的佛像排列整齐，均带圆形头光，面带微笑，手于胸前施无畏印，一般高度为30厘米左右（图3）。这种方式与托普鲁克墩1号佛寺的白衣佛如出一辙。

图3 热瓦克佛寺 千佛背光

与之完全一样的背光还在敦煌藏经洞中发现，斯坦因发现的绢画Ch.xxii.0023号 《瑞像图》中绘制了各地的著名瑞像，每尊瑞像上下排列，较为整齐，动作、服饰各具特征，有的旁边还留有榜题。这幅绢画分藏于印度新德里博物馆、大英博物馆 等地，最大的一片藏于新德里博物馆。画面上段中间一身为着白衣的立佛像，佛像头戴扇形宝冠，冠后有长头巾垂至脚边，身着白色通肩大衣，领口有衣纹表现，整 体的衣纹多为短弧线，紧贴佛像身体。佛像胸口装饰着珠宝连缀而成的璎珞，垂于胸前的装饰物宽大而华丽，右手于胸前结说法印，左手自然下垂，手指微握，跣 足、外八字脚立于莲台之上，两脚之间画面残缺，无法判断有无人物。头光为圆形，肩部有火焰纹，圆形的大身光中分三层排列着半身千佛像，同样为将手置于胸口 施无畏印的姿态（图4）。

图4 Ch.xxii.0023 号绢画（局部）

除了线条的运用方式、局部残损之外，Ch.xxii.0023号绢画中的白衣瑞像与托普鲁克墩1号佛寺中残留的白色佛像非常接近，不论是下垂、微握的左手还是背后的千佛背光，据考古报告称，1号佛寺的白衣佛胸前同样饰有璎珞[3]。而Ch.xxii.0023号绢画中的白衣瑞像的扇形头冠在于阗多有表现，通常为世俗人的头饰，如《蚕种东来》木板画中的女性即戴这种头冠（图5）。 用世俗冠冕装饰佛像在于阗也确有记载，如玄奘在《大唐西域记》对于阗勃伽夷城的记录中，提到的一尊来自迦湿弥罗国的佛像：“王城行至三百余里，至勃伽夷 城，中有佛坐像，高七尺余，相好允备，威肃嶷然，首戴宝冠，光明时照。闻诸土俗曰：‘本在迦湿弥罗国，请移至此。’……（王）与迦湿弥罗王谢咎交欢，释兵 而返，奉迎沙弥时所供养佛像，随军礼请。像至此地，不可转移，环建伽蓝，式招僧侣，舍宝冠置像顶。今所冠者，即先王所施也。”[4]

图5 《蚕种东来》木版画

不仅如此，在于阗的壁画与雕塑佛像中也有模仿世俗人物的装扮的倾向。如大谷光瑞从约特干收集的一尊铜质佛像头，佛像的肉髻之下束有发带，并在中间打结固定（图6）。斯坦因从喀达里克遗址带走的壁画残片同样有这种束发带的表现，只是在肉髻的两边打结。而这种简单的装饰在热瓦克佛寺遗址发现的供养人壁画上能够看到，在一位年长的男性所戴的头冠下部束有窄带，并在中间处系结（图7）。因此，Ch.xxii.0023号绢画中白衣瑞像的装饰，很有可能是对于阗人现实生活中所戴头冠的模仿。Ch.xxii.0023号绢画为各地瑞像的集合，其绘制年代可能在7世纪[5]，这与托普鲁克墩1号佛寺的年代也相差不远。能在敦煌发现，也说明了于阗的白衣装饰佛像已经传到了敦煌。

图6 大谷光瑞所获铜佛头

图7 热瓦克供养人像

而在敦煌的石窟壁画中，确有在背光中绘千佛的白衣立佛。在吐蕃统治敦煌时期的瑞像中，就有几身着白衣、戴宝冠的立佛像。其后的洞窟中也有延续，如在莫高窟72窟西龛西披中，有一身身着白色通肩袈裟，戴宝冠、耳环等装饰物、圆形身光中绘鳞片纹的佛像。其旁榜题为“结迦宋佛亦从舍卫国来在……”[6]，伯希和在76窟中也抄录了榜题“结（？）迦（？）佛（？）亦从舍卫……”[7]，这类白衣佛背光中的鳞片据张小刚考证，为背光中千佛图像的简化。结迦宋佛为拘留孙佛的不同音译，故伯希和在220窟抄录的“南（？）无拘留孙佛□□□□来住于阗国”。[8]也是指此佛像。

拘留孙佛，又译为结迦宋佛、俱留孙佛、鸠楼孙佛等，为过去七佛中的第四尊。过去七佛的名号在各个经典中不甚相同，根据《增一阿含经》记载，分别为维卫佛、式弃佛、随叶佛、拘留孙佛、拘那含牟尼佛、迦叶佛、释迦牟尼佛。[9]《长阿含经》载为毗婆尸佛、尸弃佛、毗舍婆佛、拘楼孙佛、拘那含佛、迦叶佛、释迦牟尼佛。[10]前三尊为过去庄严劫中成佛者，拘留孙佛则为贤劫千佛中的第一尊，道世的《法苑珠林》卷8“千佛篇第五”叙述了过去七佛的因缘：“初千佛者，华光佛为首，下至毗舍浮佛，于庄严劫得成为佛。过去千佛是也。此中千佛者，拘留孙佛为首，下至楼至如来，于贤劫中次第成佛。”[11]

北魏时的汉地石窟之中对于过去七佛多有表现，如云冈石窟第13窟南壁、11窟 西壁等等。七佛身形、手印相同，看不出彼此的区别。但是到了隋唐之际，这种现象显然有所调整。在佛经中并没有对拘留孙佛尊形的记录，但在敦煌石窟中此类佛 像的身形却是比较固定的，通常表现为白衣佛像与背光中的千佛（简化为鱼鳞纹）。由此可以推断，与敦煌壁画中尊像样式对应的Ch.xxii.0023号绢画和托普鲁克墩1号佛寺中的白衣佛当也皆为过去佛——拘留孙佛。

需要指出的是，此类背光中有千佛的尊像并不是于阗原创，在中亚地区即已有类似的表现方式。如巴米扬石窟222窟的窟顶即是交脚菩萨端坐正中，周围的禅定千佛呈圆形分层排列；338窟也是在尊像的外围环绕千佛。此外在敦煌壁画中榜题提到的“舍卫国”也以著名的神变故事而闻名：“何因世尊以手摩地，知佛大师欲现神变须此莲花，即便持花大如车轮数满千叶。以宝为茎金刚为须，从地踊出。世尊见已即于花上安隐而坐，于上右边及以背后，各有无量妙宝莲花，形状同此，自然踊出。于彼花上一一皆有化佛安坐，各于彼佛莲花右边及以背后，皆有如是莲花踊出化佛安坐。”[12]

文中所描述的释迦神变与背光中有千佛的尊像较为接近，有学者认为舍卫城大神变对于佛教造像的影响非常大。[13]因此，通过此类背光中有千佛的白衣佛的分析，可以看到于阗在佛教图像传播中的位置——在中亚与敦煌之间起到了有效的勾连作用。

图8 北壁立佛像

二、托普鲁克墩1号佛寺的立像与千佛

在对托普鲁克墩1号佛寺中的白衣佛身份进行判断之后，再来看看其他尊像的特点。表面上看，剩下的五尊立佛像服饰、身形、动作非常相似，皆为土红色袈裟，一手下垂（或握袈裟）（图8）。这种造像样式是一种在新疆地区非常流行的古老样式，克孜尔石窟与于阗各处遗址均有发现。同样，在敦煌石窟流行的瑞像中，这种样式有相当的数量。而不论是在洞窟榜题还是四篇著名的《瑞像记》P.3033、P.3352、S.5659、S.2113中提到的“腾空”至于阗国的佛像多为过去佛。如P.3352中载“毗婆尸佛从舍卫国腾空而来在于阗国住，有人钦仰，不可思议”“迦叶佛从舍卫国腾空而来在于阗国住，国人虔诚，无不遂愿”；S.2213A中有“结迦宋佛亦从舍卫国来固城住，其像手捻袈裟”“伽你迦牟尼从舍卫国腾空而来，在固城住，其像手捻袈裟”。[14]固城在于阗西境[15]，在这些从舍卫国腾空至于阗的瑞像在洞窟中有两种表现方式，一类为上文所述的拘留孙佛这样的白衣宝冠佛，一类则是身着土红袈裟、手捻袈裟的立佛像。而这种样式同样也能与托普鲁克墩1号佛寺相对应。因此，在将有榜题的敦煌壁画与于阗佛寺壁画进行比对之后，能够清楚地看到两者间的联系。而托普鲁克墩佛寺的建造年代在6-7世纪，与于阗佛法衰微，瑞像守护思想盛行的8世纪[16]还有时间差，因此笔者认为托普鲁克墩1号佛寺壁画、雕塑所表现、功德主所供奉的当是过去七佛，而不是腾空而来的七佛瑞像。这与敦煌壁画有所区别。

于阗的佛寺壁画中，千佛是常见的题材。丹丹乌里克（图9） 等多处遗址均有发现，这些像上下排列整齐，在墙壁上占据较大的面积。从佛教义理上讲，以过去七佛配置千佛，也是稳妥。《释迦氏谱》中对于过去庄严劫、贤劫 的千佛记载如下：“今此劫者名之曰贤，以劫初时大水弥满，生青莲花其数一千，第四禅天曾见往事，便相告白今此世界有千佛现，可目此时以为贤劫。故经说云 ‘即贤劫中千佛是也。从拘留孙为首，最后成佛号曰楼至。’是知第一拘留孙如来、第二迦那含牟尼、第三迦叶波、第四释迦牟尼。我等所师则贤劫中第四佛也。如小乘经贤劫之前，劫空无佛。九十一劫独毗婆尸，三十四劫三佛出世。接贤劫中四佛成七，如常所说如。大乘经三世三劫，劫有千佛。”[17]

图9 丹丹乌里克千佛残片

可见对于千佛与过去七佛的信仰是典型的大乘思想，这也为于阗作为丝绸之路上信奉大乘佛法之地的图像证明。于阗本土崇拜过去七佛也是有一定的传统的，如《于阗 教法史》中载：“（尉迟毗梨耶）王建瞿摩帝（窣堵波）时，携带一孩童，（后）遗失，循迹而觅，于今牛头山上和文殊住所二者间之一小沟谷内寻得，王于寻得孩 童之处。（即）小沟谷中，建一伽蓝，奉安七世佛之舍利。”[18]

从现存遗迹来看，对于过去七佛的崇拜可能也并不是这一座寺院的单独行为，除了背光有千佛的雕塑在于阗多有发现外，其他五尊佛像，也有一些值得注意的细节，如北壁主尊西侧的一身，在袈裟的鸡心领口有绘有豪光，考古报告将之判断为八十种好之一“三十二毛右旋”。[19]2011年 在当地公安部门追回了可能出自达玛沟东部地区的一片佛头壁画，在佛的衣领口露出一颗圆形的摩尼宝，豪光围绕，其表现方法与前者一样。故此尊佛像胸口豪光当 为表现摩尼宝。再如西壁南侧的立佛，右手下垂握住衣角，掌心中隐约可见花纹，这种掌心绘花纹的表现方式，与斯坦因于喀达里克遗址发现的佛手残片相一致。虽 然比对的对象皆为残片细节，但是可以说明，这些与众不同的图像细节并非偶然，可能为于阗表现过去七佛的特殊方式。

三、佛寺内的守护神图像

我们再来看位于南壁两侧的守护神图像，南墙西侧为一身男性武士（图10）， 腰部以下保存在壁面，上半身残块在遗址中发现，可以拼合成一尊较为完整的图像。此武士为正身直立，面部为四分之三侧面，眉目细长，唇上有蝌蚪胡，头戴卷草 纹装饰的头冠，中心有一圆形装饰片，当中绘有一只鸟，周围有联珠纹装饰。冠后发髻微微耸，淡黄色的卷发披于身后。武士戴圆形大耳环，佩项圈，身着圆领半袖 长锦袍，领口、衣襟、袖口装饰有卷草纹，锦袍之下穿有窄袖衫，菱格纹的长帔帛搭在右臂上，右手持长武器，顶部残缺，当为长枪、长戟之类。下身着宽松的白色 长裤，裤脚塞于黑色长靴之内。武士身后绘有一头长着犄角的鹿。在考古报告中将此身武士判断为毗沙门天王[20]。但是其身着的锦袍与披长甲的毗沙门天王完全不符，可能为另一神祇。

图10 南墙西侧守护神

在与于阗相关的文献中记录了此地流行的众多守护神，如敦煌石窟中榜题为“守护于阗”的迦迦那莎利神、莎那末利神、莎耶摩利神等八位神灵即是代表。他们以外，在经典之中还有其他神祇守护着于阗。如在《大方等大集经》“月藏分”中世尊安排神灵守护各地时就有如下记载：“而时世尊以于阗国土，付嘱难胜天子千眷属、散脂夜叉大将十千眷属、羖羊脚大夜叉八千眷属、金华鬘夜叉五百眷属、热舍龙王千眷属、阿那紧首天女十千眷属、他难阇梨天女五千眷属、毗沙门王神力所加共汝护持于阗国土。”[21]“月藏分”成立于于阗是学界所公认的[22]，其中参杂着大量关于于阗本地的传说，难胜天子、散脂夜叉大将、羖羊脚大夜叉等很有可能是于阗本土信奉的神灵。其中散脂夜叉在《摩诃摩耶经》[23]、《金光明经》[24]、《观海三昧经》[25]中都有出现，在《佛说观海三昧经》中，此神为夺食小儿的恶鬼，后被释迦化现千佛驯化。在《金光明经》、《摩诃摩耶经》中皆为护法善神。此外在一些陀罗尼经典如《七佛八菩萨所说大陀罗尼神咒经》[26]《孔雀王咒经》[27]等中，散脂夜叉也作为护持佛法的善神加以供奉。在经典中这位神祇通常变成鹿化现，如《大方等大集经》“宝幢分钟旷野鬼品第十二”中即有“散脂菩萨既现鹿身”[28]的记载。

同样在藏文《于阗教法史》中也有类似的记录：“尔后，（尉迟）毗梨耶王于于阗都城苏密堡上东南隅眺望，见城堡外似有一金银毛色之鹿。王及其侍从追之，来至今 牛头山下瞿摩帝，大窣堵波所在之处，见鹿化为散脂夜叉王，散脂夜叉王告（尉迟毗梨耶）王道：‘嗨！大王，你宜于此地建一窣堵波。’”[29]可见，在于阗的传说中，鹿与散脂夜叉是紧密联系的。在托普鲁克墩1号佛寺发现的此身守护神身后立有一只雄鹿，在其他地域的图像中比较少见，可能为于阗人信奉的散脂夜叉。类似的图像还在巴拉瓦斯特遗址有所发现，德国人特灵克勒在此地发现了一片壁画残片：长靴后露出一只食草类动物的头，角部已经遗失，格洛普（G.Gropp）将之补完为一头牛[30]（图11）。这只动物的头部与托普鲁克墩1号遗址的鹿几乎一样，并且同样位于长靴之后，可能也是表现的雄鹿，而长靴的主人可能同样是散脂夜叉。

图11 巴拉瓦斯特残片线描图

南壁门北侧同样为一身守护神，只有下半身保存下来。为一身穿着白色短裙的站立神灵，两胯之间有土红色衣物，最外垂有宽腰带，两腿赤裸，身两侧有宽帔帛垂下，重心放在右脚上，跣足立于棋格状的莲台之上，身后有椭圆形大身光（图12）。莲台的一侧绘有小莲花，上方有禅定小佛像。在考古报告中将此身人物比定为吉祥天女[31]。但是在于阗除了丹丹乌里克遗址的吉祥天女外，其他遗址并没有下身裸露的女子出现，在壁画与木版画中，女性多穿长裙，而这种在胯中缠布的穿着方式可能为男性所用[32]，如克孜尔17窟 的卢舍那佛，形似裸体，背光与身上遍布千佛，只有下身为此穿着。在敦煌石窟中出现榜题为“守护于阗”的八大守护神中两位女神阿隅阇天女和悉他那天女都是着 及地的长裙。而男性神祇莎那末利神、阿婆罗质多神都是着短裙，并且在胯间垂有宽带的穿着方式也与此身守护神相似。因此，虽然由于图像的缺失无法进一步判断 其身份，但当为一身男性神祇。

图12 南墙东侧守护神残片

上述壁画之外，在寺内还清理出一块较大的壁画，其位置可能在南门正上方。为一身倚坐的菩萨残片（图13），从现存图像上看，菩萨佩有半圆形的大臂钏，裙腰外翻出一段，束以腰带，末端垂于胯间，下身着白色长裙，跣足踏大莲花。周围有莲蕾、荷叶，可能表现的是莲 池。菩萨坐于双层圆垫上，两旁各有一身怪兽护持，怪兽尖爪竖耳，口较大，可能为狮子。菩萨身后有菱格纹圆形大背光。与之身形相近的菩萨像在敦煌石窟中有所 发现，莫高窟第237窟西壁佛龛盝顶的东披南起第二格中绘有一身倚坐菩萨。身形非常接近，不论是弯曲的手肘还是腿部的姿态基本一样，手臂所佩戴的臂钏、裙子的穿着也相一致。两者间最大的不同在于莫237窟中的菩萨坐于须弥座上，中间部分有叠涩，佛座旁探出两只龙首。此身菩萨榜题为“虚空藏菩萨于西玉河萨迦耶倦（仙）寺住瑞像”。由此看来，两地的菩萨之间存在着确定的联系，虽然无法明确判断托普鲁克墩1号的此身菩萨尊位，但可能与虚空藏菩萨相类。

图13 倚坐菩萨残片

小结

通过对达玛沟1号 佛寺的图像研究，可以发现过去七佛信仰在于阗的流行，这也契合于阗大乘佛法盛行的史实。图像样式上面，以拘留孙佛为代表，体现了于阗在丝绸之路上图像传播 的意义：一方面它吸收了来自中亚的造像，并在于阗本地加以改造，如饰以璎珞、头冠，最后以瑞像的方式传到了敦煌。于阗本地的守护神图绘在佛寺之中，也表现 了于阗人希望用本地神灵守护佛法，具有很强的地域特点。

注释：

[1][19][20][31]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新疆考古队：《新疆和田地区策勒县达玛沟佛寺遗址的发掘与研究》，载中国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日本佛教大学尼雅遗址学术研究机构编著《丹丹乌里克遗址——中日共同考察研究报告》，北京：文物出版社，2009年版，第293-333、296、325、325页。

[2][3]奥雷尔·斯坦因著，巫新华、肖小勇、方晶、孙莉译：《古代和田：中国新疆考古发掘的详细报告》，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图版XVIII。

[4]（唐）玄奘、辩机原著，季羡林等校注：《大唐西域记校注》，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1016页。

[5][英]韦陀：《西域美术》第二卷，11页。此处转引自张广达、荣新江：《敦煌“瑞像记”瑞像图及其反映的于阗》，载《于阗史丛考》，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89页。

[6][15]参见张小刚：《敦煌壁画中的于阗装饰佛瑞像及其相关问题》，《敦煌研究》，2009年2期，第11、12页。

[7][8][法]伯希和著，耿昇、唐健宾译：《伯希和敦煌石窟笔记》，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178、121页。

[9]参见（东晋）瞿昙僧伽提婆译：《增一阿含经》卷1，《大正藏》第2册，No.0125。

[10]参见（后秦）佛陀耶舍共竺佛念译：《长阿含经》卷1，《大正藏》第1册，No.0001。

[11]（唐）道世：《法苑珠林》卷8，《大正藏》第53册，No.2122，333页中栏。

[12]（唐）义净：《根本说一切有部毗奈耶杂事》卷26，《大正藏》第24册，No.1451，第332页上栏。

[13]参见[日]宫治昭：《宇宙主释迦佛——从印度到中亚、中国》，《敦煌研究》，2003年1期，第25-32页。

[14][16]张广达、荣新江：《敦煌“瑞像记”瑞像图及其反映的于阗》，载《于阗史丛考》，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69-176、214-215页。

[17]（唐）道宣：《释迦氏谱》卷1，《大正藏》第50册，No.2041，第84页中栏。

[18][29]参见朱丽双：《敦煌藏文文书P.t.960所记于阗佛寺的创立——于阗教法史译注之一》，《敦煌研究》，2010年第4期，第86、85页。

[21]（北凉）昙无谶译：《大方等大集经》卷55，《大正藏》第13册，No.0397，第368页上栏。

[22]参见羽西了谛：《西域之佛教》关于于阗佛典的叙述，载广中智之：《汉唐于阗佛教研究》，

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28页。

[23]（齐）昙景译：《摩诃摩耶经》卷上，《大正藏》第12册，No.0383，第1009页上栏。

[24]（北凉）昙无谶译：《金光明经》，《大正藏》第16册，No.0633。

[25]（东晋）佛陀跋陀罗译：《佛说观海三昧经》卷7，《大正藏》第15册，No.6043，第678页中栏。

[26]（晋）佚名译：《七佛八菩萨所说大陀罗尼神咒经》卷4，《大正藏》第21册，No.1332，第561页上栏。

[27]（姚秦）鸠摩罗什译：《孔雀王咒经》，《大正藏》第19册，No.0988，第482页下栏。

[28]（北凉）昙无谶译：《大方等大集经》卷21，《大正藏》第13册，No.0397，第152页上栏。

[30]G.Gropp，Archaologisches Funde aus Khotan，Chinesisch-Ostturkestan。 DieTrinkler-Sammlungim Ubersee-Museum，Bremen，1974.abb.41。

[32]此处感谢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廖旸老师的提醒。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博士）

来源：《世界宗教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