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佛大学收藏的晚清老照片[图文]

戈鲲化照片，1879年

王振忠

（一）

十多年前，我在美国哈佛燕京学社做了将近一年的访问，其间，因对晚清时期哈佛大学聘任的第一位中文教师戈鲲化有兴趣，顺带收集了聘请他前往美国的杜德维（E.B.Drew）之相关资料。

戈鲲化是晚清时期徽州府休宁县人，他的一些著作和照片，迄今仍收藏于哈佛大学的各个图书馆、档案馆中。2000年，南京大学中文系张宏生教授编著《戈鲲化集》（江苏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首次将戈氏的绝大部分著作收录在内。不过，在当年，无论是戈氏的文字还是图片资料并未就此一网打尽。2005年，我就在哈佛大学档案馆收集到好几份相关的文献。凑巧的是，那一年正是哈佛燕京图书馆成立七十五周年，该馆出版有《燕京的宝藏——哈佛燕京图书馆七十五周年纪念展览目录》（Treasures of the Yenching，seventy-fifth anniversary of the Harvard-Yenching Library Exhibition Catalogue）。承郑炯文馆长惠赠，我得以收藏一册。书中收有一封梅花笺，是戈鲲化写给杜德维的信函——

杜大人阁下：敬启者，五月十三日奉布一函，谅邀

青睐。十四日起行，至七月十二日安抵美境，馆舍亦

甚宽洁。此时书院正当停暑，尚须两个礼

拜开馆，诸承

推荐，泐函申谢，以慰

锦念。还希

箴言时锡，藉度金针，即请

升安，不一。 戈鲲化顿首，七月二十一日。

戈鲲化致杜德维信函

这封信书写于蓝丝格信笺上，墨迹秀逸，显然是戈鲲化抵美后写给杜德维的第一封信函。而收信人杜德维则是哈佛大学毕业生，正是他在宁波海关税务司任内，物色到了戈鲲化。

（二）

杜德维是哈佛大学1863届毕业生，1865年进入中国海关，1867年在总税务司署管理汉文文案，1868年提升为署理税务司。1878年7月，杜德维在宁波出任浙海关税务司。其间，哈佛大学校长埃利奥特（Charles William Eliot）给杜德维写信，要求他在中国找一位合适的中文教师，他遂向学校推荐了自己的汉语教师戈鲲化。

除了宁波之外，杜德维还曾在九江、烟台、镇江、上海、广州和福州等埠海关任职。在各地公务及旅行期间，他留下了不少照片，现在收藏于哈佛燕京图书馆。这些资料包括杜德维的影集和散件，其中，影集题作“Views in China”（中国风景），具体内容反映了他在北京、福建、上海、广州、澳门、香港、宁波等地的旅行所见。

海关税务司杜德维及其妻子，1878-1880（Mr。 & Mrs.E.B.Drew， commissioner of customs at Ningpo， 1878-1880）

1876年至1880年，杜德维在宁波，并于1878年7月出任浙海关税务司。浙海关税务司始建于1861年，当时，清政府根据英国驻甬领事赫德的建议，在江北岸中马路设立浙海关税务司，征收对外贸易税费，俗称“新关”或“洋关”。杜德维在宁波期间，留下了不少个人工作和生活的场景。在这批图片中，就有1876年间宁波海关工作人员的合照。此外，早在十九世纪四十年代宁波开埠之际，英国人即聚居于宁波城外的江北岸。不久，江北岸便发展成英、法、美三国侨民的居留领域。在杜德维的影集中，保留有宁波的教堂、海关大楼、英国领事馆、美国传教士等外国人的房子，以及反映悠然自得的外侨生活场景。

宁波城内

早在1845年，英国传教士施美夫（George Smith）就曾说过，“对外国人开放的中国沿海城市中，宁波享有最佳城市之声誉”。较之其他地方，宁波人对西方人最为熟悉，也最容易打交道。在这种氛围中，杜德维夫妇在宁波的生活似乎颇为惬意。在影集中，有多张杜德维夫妇与其他外国人外出游玩的照片。如杜德维夫人与女儿多拉、儿子查尔斯前往宁波附近寺庙的照片，他们前往天童寺、普陀山等地，见识了寺庙中形形色色的神像，与一些僧侣交往，留下了不少照片。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这批照片中有数张与库克上校（Col.Cooke，近代史著作中多翻成“葛格”）、华生少校（Major Watson）相关的资料。库克上校和华生少校分别是出生于牙买加和新南威尔士的英国人，太平天国时期，他们率领上千名戴深绿色头巾的“绿头勇”（多系宁波、慈溪、绍兴之人）与太平军浴血奋战。其中，华生于1862年加入华尔的洋枪队、常胜军，还当过常胜军戈登的保镖，最终晋升为少校。太平天国平定之后，他与库克上校一起，继续负责宁波的警务工作。在这批照片中，就有中国士兵正在接受华生少校训练的场景。这批士兵绿布裹首，装束如洋人，仪表、队列颇为整齐划一。关于这一点，《申报》1873年6月13日就有“宁波绿头勇操练事”的报道，其中提及，“绿头勇日逐在和义门内城下大填滩操演，甚为好看。或扒墙壁，或钻填坑，或卧或奔，总要快疾为最，号令极严，阵亦齐整”。此一描述，似可与现存的图片比照而观。

宁波，中国士兵正在接受华生少校的训练（Chinese soldiers trained by Major Watson， Ningbo）

在宁波数年间，杜德维还记录了不少浙东的自然与人文景观。如宁波的河景、山谷、城墙、牌坊、古塔、廊桥以及城内景象和城外基地等，对于活跃其间、走街串巷的剃头匠，乘坐黄包车的日本妇女，以及宁波妇女、商人、新教教会小学生等，也多有展示。照片中有不少宁波著名的风景，如以船排形成的浮桥，横跨于宁波市奉化江上，是宁波最古老的大跨度浮桥。对此，1843年访问宁波的英国植物学家罗伯特?福琼（Robert Fortune）曾这样描述：

宁波离海有12英里左右，两条清溪在这儿相汇，汇成一条大江，……南来的溪水上建有一座船桥，方便对岸郊区的人们过河。这座桥非常简单，但建得非常巧妙。桥由很多大船相连而成，每条船都间隔一定的距离，用沉锚泊在固定位置，船与船之间铺设木板相连，这使得整座桥可以在一定范围内随浪潮的涨跌而起伏。这种方式也给渔船和过往船只的通行在桥下留出了足够的空间，而不用担心潮位有多高……

宁波的浮桥（Bridge of boats at Ningbo）

在这批照片中，还有数张是有关运河的图像。在浙东运河中，人工河段与自然河流平交处，因水量、水位、水流之变化不定，为了保持相对稳定的水运条件，人们通常要兴建堰坝等加以调节，于是，翻坝过闸便成为运河上一道独特的风景。早在明代，朝鲜人崔溥就在其《漂海录》中，记录了宁波附近的水闸：“坝之两岸，筑堤以石，断流为堰，使与外江不得相通。两傍设机械，以竹绹为缆，挽舟而过。”1845年7月30日，英国传教士施美夫（George Smith）前往宁波腹地，他也亲身经历过这种翻坝过闸：

我们晚上8点乘一条棚顶船出发，从城东溯江而上。船航行了两里来地，遇到一座堤坝，耽搁了一些时间。那座堤坝将甬江与我们必须进入的一条运河隔开。我们下了船，待在江岸上，6个中国人把绳子套在船上，然后慢条斯理地推着一架笨重的绞盘机。就这样，他们慢慢地把船绞到一个斜坡上。从斜坡顶上，船可以靠自身的重量，轻而易举地滑入对面运河里一米左右。总的来说，这是个代替船闸的不错的装置……

此类的翻坝过闸，似乎也引起了杜德维的强烈兴趣，对此，他为我们留下了生动的照片史料。

运河口的水闸，这是宁波市内各条湖泊的入口（Lock at head of canal， Entrance to “The Lakes”， Ningbo）

除了宁波之外，杜德维亦曾在福州税务司任职。在“Views in China”（中国风景）影集中，有关福州的照片计有14幅，其内容包括“闽江中的要塞”、“福州南郊”、“寺庙”、“外国人的房子”、“聚居地”、“墓地”、“大榕树”、“乌石山”、“鼓山”、“福州海关工作人员”、“税务司宅邸”、“外国人在福州的社会生活”（化装舞会）、“中国妇女的服饰”、“高官的墓地”、“福州风格的奢华墓地”、“福州附近的茶田和稻田”、“闽江”、“佛教寺庙”、“瀑布峡谷”、“竹筏”、“船屋”和“道路”。其中，有不少生动地反映了十九世纪福州城乡的民俗风情。

例如，第十一张照片题作“Costumes， Chinese women”（中国妇人的服饰），其中有坐着和站立的妇女各四人，她们的装束打扮颇为独特。

中国仆人（Chinese servants）

此外，编译者所附加的说明，基本上皆来自搜索引掣之简单描述，其中，有一些或可有可无（如页106-107“宁波的浮桥”之说明），或错讹频出（如页144“哈德门”条之说明）。特别应当指出的是，这批照片原为哈佛燕京图书馆所藏，“书格图书馆”上也见有相关的图片汇集。《晚清中国的光与影：杜德维的影像记忆：1876-1895》一书，完全是原封不动地照搬“书格图书馆”上的图片。从构成上看，全书内分五册，这种分类乍看本身就颇为奇怪，仔细核对，也完全是根据“书格图书馆”上的图片分类。值得一提的是，全书开头有“我们为什么要做这本书？”和“代序——老照片的‘意义’”，书末也有“摄影师简介”，但唯独从头到尾皆不注明照片的确切来源。如此这般的“做书”，在二十一世纪的今天，真是让人匪夷所思！

Costumes， Chinese women”（中国妇人的服饰）

在福州方言中，女子叫“诸娘 ”、“诸娘仔”，男子叫“唐晡 ”、“唐晡仔”，对于此类称呼之来源，虽然历来存在着诸多传说，亦未必可靠，但比较确定的一点是——福州的开发虽然并不太晚，但在其人群文化中，闽越人的底色仍然极为浓重。外地人或外国人来到福州，首先会特别关注此地女子与他处之迥然不同。“窄袖纤腰黑练裙，香花堆鬓髻如云，压肩鲜果沿街卖，贸易归来日已曛”——这首由清人曾懿所撰的《闽南竹枝词》，其中多有吟诵“福州”、“闽中”风物的诗歌。竹枝词虽题作“闽南”，但其实反映的却是闽东的民情风俗（顺便说一下，近数百年来，“闽南”一词颇被滥用，大概是闽南太有名了，所以人们只要一提到福建，马上就将之归入“闽南”）。该诗自注曰：“闽中凡耕田、挑负贸易者，半是妇人。”此种阴盛阳衰的风俗虽然由来已久，但在外人看来，却极感怪异。成书于光绪三十年（1904年）的《闽风杂记》（福州美华书局活板），就有“妇人劳力”条，曰：

世人动辄曰清国妇女缠足，劳力者皆男子之事耳，安知此州妇女，除富室闺阁、卖笑歌妓等外，大抵不缠足，短褐裸跣，或担薪水，或运粪壤，习以成性，开豁类陵髯丈夫，可谓奇矣！

《闽风杂记》出自晚清时期侨寓福州的日本人达山佐仓之手，作者对当地妇女之辛劳极感意外。由于妇人整日价抛头露面，故而街衢巷陌间的装饰打扮，引起了许多人的关注。《闽风杂记》一书中就有“头上带剑”的记载：

清国妇女之头饰，大抵有一定之样式，独此地之妇女，插银制之笄，笄长尺许，稜稜如剑戟，交叉饰之，宛然如钟将军像，奇亦甚矣！

作者达山佐仓接着又说福州女子“耳环如轮”：

妇女施耳环，阖乡皆然，而闽妇所著耳环，最伟大可惊，环以银制之，形如桶轮，头上带剑，耳朵亦施此物，其任重矣。

关于这一点，清人有诗曰：“大耳环垂一滴金，四时裙服总元青，蛇头簪插田螺髻，乡下妆成别样形。”根据晚近的调查，福州郊县农妇发饰上，都有雪白银簪三条，俗呼“三条簪”，大约寸余，长六七寸，插诸髻中，或仍满插小簪以示点缀。因其形似刀，中插一支，左右各一支，又叫“三把刀”。民国以后，一些乡绅认为此种妆束极为丑陋，遂公议禁止而普遍革除。

对于此类的妆束，现代著名文学家郁达夫在《饮食男女在福州》一文中就指出：“还有现在东门外、北门外的许多工女农妇，头上仍带着三把银刀似的簪为发饰，俗称他们作三把刀。据说犹是当时的遗制。因为她们的父亲丈夫儿子，都被外来的征服者杀了；她们誓死不肯从敌，故而时时带着三把刀在身边，预备复仇。”郁氏在文中所描摹的，显然源自福州人的传说——此地在春秋战国时期原是无诸故地，及至唐朝大兵入境，将福建男子杀尽，只留下女子婚配单身士兵，故福州人称丈夫为“唐晡人”，而“三把刀”则是心怀怨怼的蛮族妇女用以复仇的武器。

对此，另一位著名作家冰心，在其《故乡的风采》中也写道：“我也见到了日本、美国、英国、法国和苏联的农村妇女，觉得天下没有一个国家的农村妇女能和我故乡的‘三条簪’相比，在俊俏上、在勇敢上、在打扮上，都差得太远了！”

而在晚清，这显然也引起许多西方人的兴趣。二十世纪初美国著名旅行家威廉?埃德加?盖洛（William Edgar Geil）在其所著《中国十八省府》的福州篇中，专门插了数张“福州附近山上的拜狗族土著”、“拜狗族土著的头饰”和“福州的妇女”的照片和图片，反映的也是此类发饰。当然，盖诺笔下的所谓拜狗族，指的其实是市郊山中的畲族。而稍早出身于哈佛大学的杜德维，则显然是寻找四乡各不相同的妆束，作类似于人类学的影像记录。

在“Views in China”（中国风景）影集中，有关福州的第二张照片题作“Southern suburb of Foochow on fire： View from European side of R.Min。 ”，是1876年11月12日所摄，杜德维从仓前山的欧洲人聚居区远眺，隔着台江，但见福州城郊大火熊熊，烟雾弥漫。此一图片，对研究福州城市的灾害，具有一定的资料价值。

火灾

关于福州的火灾，与杜德维差相同时的美部会（American Board Mission）传教士卢公明（Justus Doolittle）曾指出：福州府城包围在城墙之内，出了七个高大的城门就是郊区。南门外的郊区约有六公里广阔，当地人称为南台。“外国侨民基本上都住闽江南岸的江滨小山坡上。站在山头眺望，东面远处屹立着鼓山，江水从山脚下蜿蜒而过，江面上舢板渔船风帆点点。朝北眺望，福州市区尽收眼底……”日本人达山佐仓也指出：“各国领事馆在丘垅之上，势高而望阔。”想来，杜德维就是在此远望福州城南郊的火灾，拍下了上述的照片。

在明清时代，火灾不仅是福州城市影响最为深远的自然灾害，而且也成为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近人林步瀛曾指出：“吾闽省会之地，负郭而居者常接屋而连扉，及其不虞于火也，则每数十家、数百家附丽而相随。”在这种背景下，火灾一向令人闻风色变。清代琉球官话课本《学官话》中就提到：

把灯吹灭了睡，如今秋天的时候，那东西都是干燥的，火烛要小心。上床的时节，就把火吹灭睡，也是放心的。

讲得极是，那前日南台尚书庙那里，一连烧了两三遭，多因是他们火烛不小心才会误事了。

讲起那火烧房，那些人好可怜，家里的东西，给人抢去的抢去，给火烧去的烧吊［掉］，到第二天来，一条草都没有了，吃也没得吃，穿也没得穿，住也没得住，那大男小女拢做一堆，在那露天地里，啼啼哭哭，我看起来，真真替他心痠，眼泪就要淌出来，实在伤心。

那火烧房，是最凄惨的，何消说，所以火烛小心要紧。

此处提及秋天时节应当小心火烛，这是因为受副热带高气压的控制，在秋天，福州的焚风效应极为明显，民间遂有“秋季火帝出动”的传说。南台尚书庙一带，也就是现在的上、下杭一带，在传统时代是著名的商业区，房屋、店铺鳞次栉比，极易发生火灾。一旦发生火灾，隔岸的仓前山确实可以称得上是“洞若观火”。

对话中提及由火灾引发的社会问题——福州人俗称的“火劫”，即乘着火灾混乱时的抢劫行为。此类的“火劫”，早在明代就相当严重，万历时人谢肇淛在其所著《五杂组》中，即曾提及火患时“恶少无赖利于劫掠”。而琉球官话课本，则更细致地描述了“火劫”之余的惨况。“蜀［一］条草”是福州人非常形象的比喻，“一条草都没有了”，形容火灾劫余赤贫如洗的窘状。关于这一点，传教士卢公明（Justus Doolittle）亦曾指出：

福州人很有理由怕火灾，他们的木头房子容易被点燃，而且一旦发生火灾，就有很多流氓赶来火场抢夺财物。除非失火的人家有许多亲友在现场苦苦守着，否则衣物、家具以及任何有点儿价值的东西都会被这些趁火打劫的“火鹞”抢走。

在福州，除了外国人聚居的仓山和作为商业区的南台之外，城内则是省会所在地，于山、乌石山、屏山三山鼎立，其中，又以乌山上的乌塔为制高点。对此，福建巡抚丁日昌曾说：“福建省城内乌石山为第一名胜，可以俯瞰全省形势。”

道光二十五年（1845年），英国领事翻译官租下了乌石山道山观。过了五年，两位英国圣公会传教士前来福州，他们在翻译官金执尔（W.R.Gingell）的帮助下，租得乌石山神光寺住屋两间。其时，正在老家养病的林则徐闻知此事，立即联合地方士绅，上书福州官府，强烈要求驱逐英国人。在福州绅民看来，神光寺为当地生童会课读书之地，外人不得租住，他们严词勒令两位传教士退租。在朝野的强大压力下，传教士无奈之余，只得搬至金执尔租住的道山观内。同治五年（1866年），圣公会传教士胡约翰（John Richard Wolfe）到达榕城后，向道山观董事续订租契，租借了包括文昌宫在内的大片房产。此后，山上教堂洋楼日渐增多，有不少名胜皆为教士所占。在民意的激烈反弹下，官府只得与英国领事交涉，要求乌石山上的教堂悉数撤移至城外。不过，在山上的传教士食髓知味，他们不仅不愿换地，而且还在肆无忌惮地继续扩张。为此，光绪四年（1878年）爆发了著名的“乌石山教案”，神学书院被拆毁、焚烧。此后，英国人被迫迁出了乌石山道山观楼房。不过，在此之前，不少外国人都到过乌石山上，从那里俯视福州城的全貌，杜德维自然亦不例外。

福州城内景

上图是杜德维从乌山之巅拍摄的照片（Inside city of Foochow，Wushih Shan， i.e。 Black Rock Hill， in foreground），颇为动人心魄。从画面上看，远远可见于山之上的白塔，以及其下的孔庙，近前闽式聚落独特的马头墙高低错落，……十九世纪晚期的古城风貌一览无遗。这张照片与差相同时的美国茶商Ted Francis Jones（特德?费兰西斯?琼斯）拍摄的福州双塔照片，并称为迄今所见最为经典的两张福州城市老照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