墨色浓淡处 看丰子恺的“朋友圈”[图文]

作为上海海派艺术馆开馆展，眼下正在热展的“海上丰采——丰子恺艺术特展”吸引了众人的目光。该展不仅是近几十年来丰子恺作品在上海的首次大规模集中展示，更开先河地呈现了他的“朋友圈”。弘一法师、鲁迅、马一浮、夏丏尊、叶圣陶、朱自清、郑振铎、俞平伯……透过一张张泛黄的手稿和书籍封面，在墨色浓淡处，依然可以端详并体味那一代文化人之间的君子之交。

丰子恺不是一个善于交际的人。就像他的好朋友、作家郑振铎所说的那样：“态度很谦恭，却不会说什么客套话，常常讷讷的，言若不能出诸口。我问他一句，他才质朴的答一句。”丰子恺的另一位好朋友——作家、语言学家方光焘也有类似的描述：“悲哀愤怒时，你不过皱一皱眉头；快乐欢愉时，也不过开一开唇齿。你终于是‘说不出’‘不说出’的罢！”即便这样不善交际，丰子恺却拥有一个庞大的“朋友圈”，涵盖了文坛艺苑诸多闪闪发光的名字。

跨越近半个世纪，他完成了对恩师的诺言

丰子恺1898年出生于浙江桐乡，父亲是清末举人。他自幼便喜欢画画，边读《千家诗》边临摹《芥子园画谱》，10岁时就有私塾先生请他画孔子像，挂在塾中供人礼拜，成了镇上有名的小画家。

1914年，16岁的丰子恺考入浙江省第一师范学校。在这里，丰子恺遇到了指引他真正走上艺术道路的恩师——李叔同。当时，李叔同就在这所学校里教音乐和美术。

在这五年里，丰子恺在李叔同的教育和指点下，一心一意地画素描、弹钢琴，因此还养成了吃饭很快的习惯。到晚年也仍然是这样：喝酒喝很长的时间，酒后一开始吃饭，三口两口就马上吃好了。他总是说，这是李先生教课时养成的习惯。

跨越半个世纪的旷世巨作《护生画集》，是两人师生情的最好见证。1927年，师徒开始商量编撰《护生画集》，由师傅题字，徒弟作画。马一浮在第一集的序中解释了画册的名字，“故知生，则知画矣，知画则知心矣；知护心则知护生矣。吾愿读是画者，善护其心。”知道保护生灵，更是为了守护自己的心灵，作者希望将这份心境传播开去，在乱世中祈求天下和平。

弘一法师（李叔同出家后的法号）50岁时，丰子恺画第一集50幅为他祝寿。60岁时作60幅作为第二集。弘一法师嘱，以此类推，一百岁时作百幅，《护生画集》功德圆满。丰子恺向老师发愿：“世寿所许，定当遵嘱。”1942年，弘一法师在泉州圆寂，丰子恺仍坚守承诺。

前四集的出版还算顺利，第五集原来应该在1969年出版，但丰子恺像有先见之明，提早在1965年上半年就完成了。第六集按计划是1979年出版，想必是冥冥之中觉察“余年无多”，丰子恺毅然决然地在1973年筹划第六集。当时形势特殊，丰家一楼被无理占据，丰子恺只能蜗居在二楼那半个阳台上，每天4点起床画画，在这里悄悄完成了《护生画集》（第六卷），兑现了对师父的诺言。

仅仅两年后，丰子恺患肺癌去世。这是他一生中篇幅最多、耗时最久的一部巨著！该画集出齐共450幅作品，从开始作画到完成，丰子恺花费了近半个世纪的时间，这样的精神着实令人感佩。

白马湖畔，留下一群志同道合的文化大家身影

在丰子恺的人生道路，还有一位重要的恩师不得不提——夏丏尊。丰子恺说他若不遇到李叔同，就不会学画；若不遇到夏丏尊，就不会学文。在夏丏尊几乎手把手的指导与帮助下，丰子恺充分发挥了他的写作才能。他的散文集《缘缘堂随笔》就是受到夏丏尊大胆革新的影响而诞生的。“以往我每逢写一篇文章，写完之后总要想:‘不知这篇东西夏先生看了怎么说。’”他在文章中写道。

夏丏尊和李叔同一样，也是丰子恺在浙江省第一师范学校读书时的老师。在丰子恺看来，学生对他们的敬爱完全相同，李先生认真严格，是“爸爸的教育”；夏先生则博学仁慈，是“妈妈的教育”。

1922年秋，丰子恺应夏丏尊之邀，来到浙江上虞白马湖畔的春晖中学执教。由夏丏尊和经亨颐创办的春晖中学是“五四”时期非常著名的一所学校，有一大批文化艺术界的名流聚集在此任教，如匡互生、丰子恺、朱自清、朱光潜、刘熏宇等，短期来此讲学的也有弘一法师、俞平伯、叶圣陶、刘大白等名家。

彼时，丰子恺的“小杨柳屋”隔壁就是夏丏尊的“平屋”，闲余时他俩经常和朱自清、朱光潜、匡互生、刘薰宇等一起饮酒、畅聊。无形之中，代表一种风格象征的“白马湖作家群”产生了，而丰子恺的漫画生涯也由此开启。当年，大家在一起聚会，茶余酒后，丰子恺高兴起来便拈上纸，作几笔漫画，片刻后完成，同事间传看，各人心中欢喜，也不多加评语，要是谁觉得有味道就赠送给谁。

丰子恺公开发表的第一幅漫画作品《人散后，一钩新月天如水》，是发表在朱自清、俞平伯合编的《我们的七月》上。这幅作品虽只有寥寥数笔，但清新脱俗，别具一格。画面描绘的是一个小茶楼的一角，竹帘高高卷起，一张方桌上随意地放着一把茶壶和几只茶杯。夜深了，客人们已经散去，只有高悬天空的弯月久久不愿离去，好像在品味刚才茶客们的倾心交谈，深厚的友情在画外延续。在沪上编《文学周报》的郑振铎因此画发掘出丰子恺，一再向他约稿插图，1925年还为他出版了第一本画集《子恺漫画》，自此，其声名便不胫而走。有人将丰子恺称作“中国漫画之父”，他自己并不赞同，但的确是从《子恺漫画》出现后，“漫画”一词才开始风行。

在该画集的序言中，朱自清写道：“我们都爱你的漫画有诗意；一幅幅的漫画，就如一首首小诗——带核儿的小诗。你将诗的世界东一鳞西一爪地揭露出来，我们这就像吃橄榄似的，老咂着那味儿。”

俞平伯则为《子恺漫画》作跋，他说：“一片片的落英都含蓄着人间的情味，那便是我看了《子恺漫画》所感。”俞平伯还送了丰子恺一个“丰柳燕”的雅号。他觉得在丰子恺的漫画里，柳树和燕子出现的频率很高，而且特别生机盎然。1925年，俞平伯出版诗集《忆》，丰子恺为其作彩色插图十八幅，朱自清作了跋。该诗集一经面世，马上得到了内容美和装帧美“双美”之誉。

丰子恺也为叶圣陶设计过图书封面或作过插图。1931年他俩合作编写了一套小学生《开明国语课本》，叶圣陶的文字加上丰子恺的书画，图文并茂、珠联璧合，面世以来八十余年，先后印刷发行了四十多个版次。

为译书“撞车”，专程登门拜见鲁迅

如果说《人散后，一钩新月天如水》是丰子恺漫画人生的成名作，那丰子恺的文学道路，是从翻译起步的。1921年冬，24岁的丰子恺在日本留学10个月后坐船回国。在漫长的海上旅途中，丰子恺开始翻译英日对照的屠格涅夫小说《初恋》。这是他着手翻译的第一部译作，但其最早出版的译著却是《苦闷的象征》。这是厨川白村的文艺论文集。当时，鲁迅也在翻译《苦闷的象征》。两种译本同时译出并分别在上海、北京的报刊上连载，又分别在上海商务印书馆和北京北新书局出版。鲁迅在1925年1月9日写给王铸的信中提到此书：“我翻译的时候，听说丰子恺先生也有译本，现则闻已付印，为‘文学研究会丛书’之一。”

1927年11月27日，丰子恺为译书“撞车”专程登门拜见鲁迅。丰子恺见到鲁迅后很抱歉地说：“早知道你在译，我就不会译了。”鲁迅也很客气地说：“早知道你在译，我也不会译了。其实，这有什么关系，在日本，一本书有五、六种译本也不算多呢。”鲁迅的态度消除了丰子恺的顾虑，此时他俩之间的距离似乎也贴近了。

对于这两个译本，丰子恺曾说过：“他（鲁迅）的理解和译笔远胜于我。”而鲁迅认为他译的不如丰子恺译的易读，还在信中自嘲地说：“时下有用白话文重写文言文亦谓翻译，我的一些句子大概类似这种译法。

常惦念友人生活，自掏腰包解决燃眉之急

丰子恺有个十分形象的人生三层楼理论：一层是物质生活，二层是精神生活，三层是灵魂生活。他对物质看得很淡，但对友人出手极为大方。1943年初，逃难流离于四川的丰子恺，从泸州、自宫、五通桥一路来到乐山，去约请同样避难来到乐山的一代儒宗马一浮为弘一大师作传，并在这里举办了个人画展。

画展毕，丰子恺有了收入，便惦记起马一浮的生活。他看到马一浮的生活比较清苦，在离开乐山前交给前来送行的王星贤一千元钱，说是对马一浮的“香烟供养”。当时，马一浮目睹大量书籍遭受战火毁灭，十分痛心。为保存、传播古籍，给后人多留下一些文化种子，所以他所主讲的复性书院一直坚持传刻古书，自己还鬻字刻书。当王星贤告诉马一浮，丰先生留下一千元“香烟供养”钱时，马一浮便立刻决定用以刻书，同时给丰子恺写信，诙谐地说：“香烟供养如何敢当……拟请移作刻书特捐。此则以道理供养天下人，胜以烟云供养老夫，其功德何止千百倍耶！”

丰子恺因马一浮年长自己16岁，又是自己老师李叔同所敬佩的朋友，因而视马为老师；马因敬重丰的学识、为人和艺术成就，一直把丰作为朋友，但在学术问题上，又像对待学生那样尽其所知以教育、引导。这就形成了两人亦兄亦弟、半师半友的关系。

还有一件与钱有关的事，发生在上世纪六十年代。这时的马一浮，虽然得到周恩来和陈毅等领导人的关心与照顾，专门拨款让他安心著书立说颐养天年，但马一浮的白内障日趋严重，有时必须写的信也是“瞑目”而作。新加坡广洽法师等友人得知，特地觅得白内障药物寄到国内，再由丰子恺转交给马一浮。这个药需要交税，丰子恺每次都自掏腰包，前后共花费四十余元。那个年代的“四十余元”，是一笔不菲的开销！得知后，马一浮给丰子恺写信，坚决不肯再用此药。

丰馨梅骨共芳华，数学才子诗味纯

在丰子恺的友人中，有些既非文学圈也非美术圈。京剧大师梅兰芳便是其中一位。

丰子恺写过多篇有关梅兰芳的随笔。丰子恺曾说，他平生自动访问素不相识的名人，以访梅兰芳为第一次，可见梅兰芳对丰子恺来说有特别意义。早在上世纪二十年代的上海，半为友人所拉，半为好奇，丰子恺便去看了“伶界大王”的戏。座位在最后一排边上，既看不清姿态又听不清唱腔，当时的印象不甚好。但丰子恺不甘心，他开始选买梅兰芳的青衣唱片回来听。后来听惯了梅的唱片，竟然上了瘾，他的留声机几乎成了专放梅兰芳唱片的专用机。丰子恺就这样品梅渐入佳境，成了梅兰芳的知音。

抗战期间，丰子恺全家避寇居重庆沙坪小屋。一天，收到友人寄来剪报：梅兰芳蓄须明志！丰子恺极为欣赏，觉得这个留须的梅兰芳，有高尚气节，比舞台上的西施、杨贵妃更美丽，因而也更可敬仰。他怀着崇敬的心情将照片贴在墙上。抗战胜利后，丰子恺于1947年、1948年两次到上海马斯南路（今思南路）梅宅去拜访梅兰芳。二人一见如故，交谈十分愉快投机。

1961年8月8日，丰子恺得知梅兰芳逝世的消息，强忍悲痛，写了一副对联：

尽美尽善，歌舞英才惊万国；

如梅如兰，清芬高格仰千秋。

数学家苏步青也是丰子恺珍视的一位友人。两人是同乡，有较长时间的交往，苏步青还是丰子恺次女丰林先（后改名为丰宛音）和宋慕法的证婚人。丰子恺亲手为女儿女婿写了一张结婚证书，其中有：“证婚人：苏步青”。

抗战胜利后，苏步青知道丰子恺卜居杭州里西湖，便写了一首诗向丰子恺“乞画”。这首诗刚写好，还未寄出，苏步青就收到了一幅丰子恺主动寄赠的画。苏步青曾经说：“这幅画，是丰先生还不知道我要乞画，主动赠予的，所以我对此感受很深的。”丰子恺的赠画，是一幅以遵义生活为背景的《桐油灯下读书图》。得此画后，苏步青回想起了遵义的生活，就又写了一首答谢诗，连同乞画诗一并寄给了丰子恺。

丰子恺收到这两首诗后，又据“乞画诗”中“淡抹浓妆水与山，西湖画舫几时闲”之句作画，送给苏步青一幅《西湖游舸图》。这次，苏步青又回作了一首题画诗。

抗战胜利后，丰子恺卜居杭州里西湖。在他家的墙上有一幅由他本人手书的数学家苏步青的赠诗。

草草杯盘共一欢，莫因柴米话辛酸。

春风已绿门前草，且耐余寒放眼看。

丰子恺与苏步青的关系一直很好。1956年冬，苏步青荣获中国科学院颁发的科学奖。丰子恺赠了一幅《种瓜得瓜，种豆得豆》图，以示祝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