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文人苏易简《文房四谱》云:“四宝砚为首”。文房四宝中,纸易灰、笔易损、墨易碎,唯砚坚固而流传千载,故有“文人有砚,犹美人之有镜,一生之中最相亲傍”的说法。
砚之历史悠久。五千多年前,我国即已存在古砚的雏形,如陕西临潼县姜寨遗址中出土的一方石砚,从其结构及附带的器物推测,古时使用砚台需借石质磨杵来研磨块状的矿物颜料,其功能为研磨工具。
自然形态的石砚一直到战国和西汉早期仍在使用,西汉后期,出现了较为规整的刻有纹饰的砚;东汉时期砚的制作更趋精美,圆形三足石砚流行,尚未出现专用砚材,且往往配有磨杵。东汉至魏晋期间,古砚的发展出现了重大改制,这时的人工制墨可直接磨于砚面,因此不再需要磨杵来研磨天然或半天然的矿物颜料。至此,真正意义上的砚诞生了,其基本形制一直沿用至今。
歙砚,因产于古歙州(后改徽州)而得名。唐宋时,歙州下辖歙县、休宁、婺源、祁门、黟县、绩溪诸县。古歙州各地都出产砚石,其中尤以婺源龙尾山的砚石纹色最多、品质最好。清朝徐毅《歙砚辑考》记载:“不曰龙尾而曰歙者统于同也。”用婺源龙尾山的龙尾石制成的砚是歙砚的精华,也是历史上四大名砚的杰出代表。
歙县境内的黄山风光。新华社记者朱云风摄(1983年11月19日)
如果说端砚的发展还算得上是“一帆风顺”的话,歙砚的成长则可以说是起伏波荡。概言之:起源于唐,兴盛于宋,衰退于明清,复兴于现代。
“文人有砚,犹美人之有镜”
歙砚距今已有1200多年的历史。宋朝唐积《歙州砚谱》记载:“婺源砚。在唐开元中,猎人叶氏逐兽长城里,见叠石如城垒状,莹洁可爱,因携以归,刊粗成砚,温润大过端溪。”
南唐时,元宗李璟好诗文翰墨。歙州太守进献龙尾砚,同时推荐了凿砚高手李少微。李璟对龙尾砚大加赞赏,并提拔李少微为“砚官”,命令石工周全拜其为师,使以后的雕砚者受益匪浅。
由帝王设置砚务官督采砚石,可以说是歙砚在中国砚史上最辉煌的一页。从此,龙尾石的开采由官方组织,为皇室专用,歙砚成为御用之品。南唐后主李煜更是将龙尾旧坑砚与李廷珪墨、澄心堂纸三者并称为“天下冠”,称赞“歙砚甲天下”。
宋代,经济进一步发展,尚文治、重学术之风,促进了文化艺术的发展,其中也包括石砚采制业的繁荣,歙砚由此进入大发展时期。南唐灭亡后到北宋元祐年间,均对砚石进行过相当规模的开采,这一时期在龙尾山开发的砚坑最多,精品砚石不断涌现,石色之丰富,质地之细腻,均为诸砚之首,歙砚的影响力也越来越大。
南宋理宗时,徽州知府将澄心堂纸、李廷珪墨、汪伯立笔、龙尾旧坑砚作为“新安四宝”,每年定期向朝廷进贡。宋代对龙尾石过度挖掘,歙砚空前繁荣的同时也潜藏严重危机。元代虽仍在开采龙尾石,不过是在宋代旧坑的基础上进行,甚至只是捡拾昔日残石;宋代旧坑“石尽”后,紧足坑也很快告罄并最终坍塌。此后龙尾石长期没有大规模的开采,至于制砚,则如《婺源县志》所述:“自元兵乱后,琢者日拙。”
明代至今未发现有关龙尾石采制的文字记载。但从现存明代歙砚的规格与数量来看,歙砚生产应当维持着一定水平。
清初,歙砚持续着低迷状态,据清朝程瑶田《纪砚》记载:“乾隆丁酉夏五月,余以京师归于歙,时方采龙尾石琢砚,以供方物之贡。”这是清代唯一一次砚石开采的文字记录,而且是为了“进贡”而开采砚石。由此可见,从元末到清初,大约五百年内,歙砚石未进行过正规开采。歙砚在这期间只是小规模生产,断断续续地维持残局。
乾隆以后,清政府政治腐败、经济倒退,歙砚也“盛极而衰”,迅速萎靡。龙尾石的开采则如徽州《道光府志》云:“久闻山产石,此日始经行。地匪当时主,坑存旧日名。异材难鉴别,乱石但纵横。空谷寒烟锁,凄然百感生。”一直到新中国成立前,龙尾石的开采始终未能恢复,风靡一时的歙砚奄奄一息、难以为继。
雕有嫦娥奔月的歙砚局部。歙砚以雕工精细见长。新华社记者朱云风摄 (1988年10月27日发)
徽州砚石润无声巧施雕琢鬼神惊
中国传统文化可以用翰墨飘香来形容,“砚与文字同兴”“笔砚精良,人生一乐”等无不说明砚的重要性。
千百年来,歙砚因其材质与砚之功用相契合,加上奇巧的构思和精湛的雕琢,集诗、书、画、印、金石、雕刻、文字诸艺术于一体,成了兼具使用价值、欣赏价值和收藏价值的艺术品,深受文人喜爱。歙砚不仅是传播文化的文房用具,更是文化的载体。
一方歙砚的制作要经过选料、设计、雕刻、打磨、上光养护、包装等工序。
选料,其实就是砚石的石质鉴定过程,采用“看、摸、敲、洗、磨、刻”等方法鉴定出石质优劣后,将符合制砚标准的优质砚石挑选出来;设计,也是砚台制作过程中的关键工序,要反复比较和观察石料的形状、质地、颜色与纹理,充分发挥想象力,按砚坯形状大小、质地优劣、纹色变化等赋予不同图案,并将图描于砚坯上,以便循图雕刻;在砚雕环节,分为凿刻(打坯)和雕刻(出细)两步,要做到掩疵显美、不留刀痕;砚刻完成后,砚面和图案须磨光,先用细油石将砚通磨一遍,再用细砂纸水磨至手触无铓为止;当一件砚作完成后,还要施以一层薄油养护,以核桃油为佳,歙砚一般不做封蜡处理;最后,一方佳砚须配砚盒,以各种材质的木料为主,以保护图饰和铭文,防止尘埃入砚,且对砚起装饰作用。
歙砚的雕刻题材十分广泛和全面,山水、楼台、亭阁、树木无所不取,人物、走兽、禽鸟、虫鱼无所不包。值得一提的是,作为文房四宝的歙砚还特有一种文体,即“砚铭”。
“铭”是古代刻在器物上,用来警戒自己或者歌功颂德的文字,后来成为一种文体,一般内容简短押韵,言简意赅,富有哲理。“砚铭”便是刻于砚表面的文字,是砚雕的一部分,也是文学作品在砚面的表现形式,集佳石、文学、雕刻、书法于一体。砚铭也称“砚铭文”,不仅体现着文学、雕刻、书法等价值,还有着十分重要的史料价值。早期的砚铭,一般是文人墨客对砚台的赞美之词,也就是以铭说砚,后来发展为以铭立德、以铭抒情等多种形式。一方好砚,本身就是一件艺术珍品,再书刻上精美的铭文,更是锦上添花、身价倍增。
唐代制砚工艺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歙石、端石等优质天然砚材的发现与利用与砚的功用相契合,一经问世,便取代了其他砚品。自此,文人雅士追寻佳砚的热情,千年不退。
唐代砚雕的造型由前代的圆形渐向长形过渡,砚堂开琢由平面向斜坡演化,出现了最为典型的砚式“箕形砚”。箕形砚作箕斗状,前首稍窄而俯,后尾稍阔而翘,砚面斜凿淌池,砚底两侧留跗足,自“凤字砚”及“龟形砚”发展演变而来。这种砚式使用方便,储存墨汁量大。同时,前代出现的砚式如“凤字砚”“辟雍砚”等,在唐代继续流行,其雕琢更加流畅,选材日趋讲究。
宋代的砚台雕刻在唐代的基础上继续发展,砚台的实用性与赏玩性已经融为一体,精巧雅致,体现出极浓厚的文人品味。宋代砚式众多,且能推陈出新,故引人入胜,代表性的砚式有抄手砚、覆手砚、太史砚、蝉形砚、斧形砚、钟形砚、石渠砚、回纹长方砚等。以长方形“抄手砚”最具特色,抄手砚砚底挖空,两边为墙足,因可用手抄底托起而得名,从前代的箕形砚演变而来。宋代“兰亭砚”与“蓬莱砚”等砚式,雕刻精细、气势宏大,给后人留下了众多山水、人物雕刻的佳作。
因此,唐宋砚是中国砚史上的一个高峰,砚的形制与实用已经完美地结合在一起,唐代“箕形砚”和宋代“抄手砚”也成为后世砚台的典范,为后人所尊崇,故后人称“镜必秦汉,砚必唐宋”。
新中国成立后,政府非常重视歙砚生产,给歙砚带来了春天。上世纪60年代初,安徽歙县和江西婺源县有关部门派专人对婺源、歙县等地的古砚坑进行调查、勘测,并在婺源县成立了专业的砚石开采队(俗称砚石矿),对龙尾石进行了有组织有计划的开采,历史上的名坑先后得到发掘和恢复。其后,歙县、休宁、祁门、黟县等地的砚坑也陆续开采砚石,从此,歙砚的制作走上快速发展的道路。
1964年5月,新华社报道了“歙砚正式恢复生产”的消息,引起国内外文化界人士的关注。歙砚逐渐进入全面复兴时期,无论在品种、数量、形式、题材,还是在雕刻工具的改进、艺术风格、包装养护等方面,在砚台史上可谓盛况空前。特别是砚雕技艺,在继承传统风格的基础上,融合发展了徽派四雕(砖、木、竹、石雕)的表现手法,扩大了随形雕刻的范围,在探索写实手法和自然风韵相结合方面也获得了突出的进展。逐渐形成了因材施艺、巧借纹色、刀法刚劲、线条流物、造型生动、神态入微、层次分明、纹饰雅洁的艺术风格,歙砚的雕刻技艺更加成熟完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