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术是情感宣泄的重要途径,是自由精神的形象载体。艺术批评家阿瑟·丹托认为,艺术史发展到今天,作品本身的形式感已经不是最大的问题了,艺术家是否获得了自由表达才是更为重要的问题,此时,艺术的意义也更多地依赖于作品之外的上下文和社会、历史背景。因此,我们很有必要提问:越过艺术作品表面,我们还能发现作品之外还有什么样的启示?
改革开放以后的中国社会呈现出一种跨越式的发展状态,尤其是2000年以来,一部分艺术家在商业上取得巨大成功,而绝大多数艺术家又在经济的巨大压力下走向困顿。在很多时候,人们把作品价格的高低当做衡量一名艺术家成败的标准,在短短的十来年间,社会依据市场的成功与否将艺术家定性,细分出三六九等。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出生于70后、80后的艺术家们迅速地进入到了早熟的职业状态,这种状态一方面迫使他们更加懂得怎样多方面经营自我,另一方面却把过多的担子附加到了艺术之上。
以本次“越域”展的艺术家为线索,我们能看到当今年轻艺术家的一些共同处境。值得肯定的是,他们都以艺术家身份活跃于各种展览,每人至少具备一套较为成熟的个人语言和对话人群。虽然,日益丰富的艺术活动使他们个体语言的独特性更加成熟,但参与本展的艺术家们在此基础之上还希望超越自我,向艺术更多的未知领域迈进。
在艺术的界域更加宽广、生活与艺术的界线更加模糊的当今,有的画家意欲向前,以强烈的个人风格奠定自巳的艺术定位。比如曾杨、胡玲、黄淋、吴霜的作品,其抽象形式溢出于题材内容,曾杨鲜明强烈的笔触始终围绕生活中的计谋挣扎,体现出通俗文化里极具戏剧性的情感波澜;胡玲营造画面介于抽象与具体之间,模糊的叙事与情节通过偶然性得以展现;黄淋热衷于从热烈纵横的符号中找寻宗教和本能的暗喻;吴霜的主题似乎与梦境有关,画面形状与色彩具备强烈的象征性与暗示性。另有一些艺术家注重现实,创作大多以个人生存环境为依据,以问题、观念的呈现作为最终目的。秦晴、陈献辉、赵洋的创作述说了个体存在的复杂状态。秦晴与陈献辉对时空与记忆展开了深入的追索,所不同的是,秦晴借助记忆切片的交错衔接塑造了通往记忆深处的时光隧道,陈献辉则以“故地重游”的视角直面荒凉巨大的建筑遗迹;赵洋图像中的女子与花皆着讥刺色彩,漫不经心的恣意书写体现出对传统唯美气质的怀疑和抗逆。沈桦、聂正杰以描绘人物的荒诞感为线索。沈桦进一步锤炼现实主义的创作手法,以坚实的血肉之躯体现时代草根群体的特征;聂正杰更喜欢从写生素材中抽象变形,从现实中提炼出具有波普元素的喜剧趣味。还有的艺术家则意欲返向,避开纷争,回归传统士大夫一般的宁静境界,如蔡焕彬、李猛、杜海军等都惯与传统文化产生千丝万缕的联系。蔡焕彬研究传统水墨,其中的浓淡轻重、黑白韵律直接地反映在静物作品之上;而杜海军笔下的都市楼宇有种细腻的东方韵味,摒弃任何的张扬、过激,似以苍天之眼俯视蝼蚁之穴;李猛则更是迷恋水墨晕染中灰色痕迹的体现,将一种文人化的古雅情结充溢到整个画面。
需要看到的是,不同的创作态度都形成于他们各自的艺术风格,但一旦风格形成,艺术家就面临着如何挑战自我,如何面对艺术发展的瓶颈等问题。在进入更高层次的艺术探索时,艺术家们可能会遭遇形式、观念或是原创精神的匮乏的困境,此时,旧有的艺术面貌成为“鸡肋”,弃之可惜,因其攸关江湖地位、市场价格;留之无用,因其很难再出新意,于是陷入作茧自缚、进退两难的境地。因此,越出惯性的思考成为一种必要的自我追问。如何摆脱市场的束缚,追求艺术的独立和自由精神,似乎成为本次参展艺术必须面对和解答的课题。
笔者认为,在当下社会环境中,艺术家越过固有的思维定式远比越过题材、越过形式更为重要。更多的东西需要在作品之外去寻求。例如,注重形式探索的艺术家容易形成对某一种创作材料的过分依赖,当一种材料被彻底熟悉和掌握时,作品形式感也就掉入了懒惰重复的窠臼,如抛弃自我设定和成见,将更多的材料纳入个人的实践范围,对材料使用的新鲜感便能愈加持久;又如,注重个人修为的艺术家需要深入体验不同的生活方式,中国艺术家自古就强调“天人合一”的创作观,这样的观念在今天更为贴近当代艺术创作,即艺术不是象牙塔,而是人们日常生活的一个部分,因此改变生活常态,寻找新体验对于改变个人的艺术面貌往往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再如,注重观念表达的艺术家不能局限于艺术领域,而应跨越其它的领域,主动的参与到更多的社会实践领域中,通过实际体验发现其中的新问题。
当代艺术的发展越来越借助于作品之外的语境生效,杜尚的小便池启示了人们一个深刻的道理:艺术本身没有疆界,艺术自身最大的危险是被自己划地为牢的思维方式所束缚。如果将自由思想、原创精神看做当代艺术的精髓时,当今许多艺术家可能与当代无缘。因此,当越出守成的考量时,艺术家便能真切地发现个人的真实状态,对艺术的诠释才能进入到一种自由自在的境界。只有这样,艺术才能提供给艺术家心灵的真实与自由,阻碍艺术发展的界域才有可能跨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