弘一大师的护生护心

讲到弘一大师的“护生护心”思想必然要讲到丰子恺的《护生画集》。经过考证研究，丰子恺与佛教有关的行为，几乎都与弘一大师有关。

陈星

弘一大师“护生护心”思想至今仍极具当代意义。讲到弘一大师的“护生护心”思想必然要讲到《护生画集》，而讲到《护生画集》必定要讲到丰子恺。而经过考证研究，丰子恺与佛教有关的行为，几乎都与弘一大师有关。

1912年秋，李叔同应邀任浙江省立两级师范学校(次年改校名为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艺术教师。在该校任教六年。1914年秋，丰子恺考入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成为李叔同的学生。1918年夏，李叔同出家为僧，次年夏，丰子恺毕业离校。

李叔同的学生吴梦非、刘质平、丰子恺等创办于1920年4月的《美育》是中国第一种美育研究刊物。此固然没有问题，但是，就传播学角度言之，李叔同于1913年编辑发行的《白阳》实可看作是近代中国学校美育的先声。《白阳》杂志的内容是涵括了美术、音乐、文学、教育等诸多方面，对提高学生的文艺素质起到了重要的普及美育知识的作用。《美育》的创办者，实际上也是在传承和光大李叔同的艺术教育事业。作为李叔同的学生，丰子恺在艺术事业上取得了十分辉煌的成就，同时，他亦于1927年皈依弘一大师，成为佛门弟子。皈依后，弘一大师与他共同制订了一个弘扬佛法，提倡护生的创作计划：编绘“护生画”。丰子恺的漫画创作，有古诗新画、社会相漫画、儿童相漫画，学生漫画，有组画、连环漫画、漫画小说，还有插图及装帧画等等，而“护生画”在丰子恺的绘画作品中具有十分特别的意义。

《护生画集》第一册出版于1929年2月(开明书店)，马一浮在《护生画初集·序》中云：“……知生则知画矣，知画则知心矣，知护心则知护生矣，吾愿读是画着善护其心。”如果说此言是序作者对读者的特别关照的话，那么弘一大师则说明了作者编绘《护生画集》的意图，即“盖以艺术作方便，人道主义为宗趣”。弘一大师还在1928年给丰子恺的信中说：“今所编之《护生画集》，专为新派有高等小学以上毕业程度之人阅览为主。”又说：“今此画集编辑之宗旨……第一，专为新派智识阶级之人(即高小毕业以上之程度)阅览。至他种人，只能分获其少益。第二，专为不信佛法，不喜阅佛书之人阅览。(现在戒杀放生之书出版者甚多，彼有善根者，久已能阅其书，而奉行惟谨。不必需此画集也。)近来戒杀之书虽多，但适于以上二种人之阅览者，则殊为稀有。故此画集，不得不编印行世。能使阅者爱慕其画法崭新，研玩不释手，自然能于戒杀放生之事，种植善根也。”

《护生画集》阐发的核心思想是不杀生、是护生。历史上，无论中外，许多大智慧都有过关于护生的言论。白居易《子在巢中望母归》中写道：“谁道群生性明微，一般骨肉一般皮。劝君莫打枝头鸟，子在巢中望母归。”陆游《戒杀诗》中说：“血肉淋漓味足珍，一般痛苦怨难伸。设身处地扪心想，谁肯将刀割自身。”林肯则言：“我对人权和动物权益一样重视，这也应是全体人类该有的共识。”托尔斯泰说：“一个人如果向往正直的生活，第一步就是要禁绝伤害动物。”达·芬奇曰：“我在年轻的时候便开始吃素，我相信有那么一天，所有的人类会以他们现在看待人类互相残杀的心态，来看待谋杀动物的行为。”

其实世界上很早就有许多各种各样的保护动物的组织。早在14世纪，英国就有王家禁止虐待动物会。最早的动物福利法也起源于英国，1596年，英国曼彻斯特郡就制定了一项关于纵狗斗熊的禁令。到了1822年，英国议院接受了爱尔兰庄园主理查德·马丁提出的《禁止虐待家畜法案》，即马丁法案，成为动物保护史上的一座里程碑。根据该法案，在全国范围内残酷虐待动物的行为都将被视为犯罪行为而受到惩罚。1824年，马丁组织了英国王家禁止虐待动物会而展开保护动物运动。今天，我们仍带着非常崇敬的心情看待西方早期保护动物的观念和理念。

现代中国历史上有一位风云女性叫吕碧城。她是中国现代史上少有的奇慧，她善诗工画，倡导女权，呼唤女性应有独立自主之人格。她周游欧美各国，弘传东方文化，主张“世界之和平，断非国际条约及办法所能维持，必赖人心维持之。而和平之心，须由公道正义仁爱之精神养成之”。故致力于戒杀护生的宣扬与践履。1920年，谛闲法师在北京讲经，她曾前往谒见。谛闲法师为她讲说因果报应之说，使她对佛教有了初步的接触。她随后至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学习，1922年归国。1926年，她再度出国，漫游英、法、意、瑞士等国。写有大量游记，刊登于北京的《顺天时报》和上海的《半月杂志》上。1930年，吕碧城正式皈依佛教，法名曼智，并与太虚、常惺法师建立了密切关系。可以说，吕碧城是中国第一位具有世界眼光的佛教女性，自从与以太虚为代表的世界佛化运动建立联系后，她始终不渝地为佛法西传与中外文化交流积极奔走。1933年，吕碧城从瑞士回国，在上海寓居年，捐款10万元给红十字会，倡导动物保护。此后，她再次出国，辗转于欧美国家，致力于倡导佛教，希望用佛教慈悲的理念呼吁“护生戒杀”，阻止野蛮的战争。随着欧战爆发，她于1940年返国，寓居香港，潜心学佛，在此期间，她着成《观音圣感录》等。1943年1月24日，病逝，享年61岁。她将全部财产20余万港元布施于佛寺，并遗嘱“遗体火化，把骨灰和面粉为小丸，抛入海中，供鱼吞食”。

吕碧城提倡“戒杀护生”的思想，并以此来促进东西方对佛教慈悲理念的认同。早在1926年她出国前，就曾拟创办一份刊物，“以人类不伤人类及人类不伤物类二语为旨”。终未果。赴美后，又准备与日本人合作提倡戒杀，仍未有结果。她在欧洲时，见西方人士崇尚物质文明，不识因果轮回，食必甘肥，残害物命。1928年她偶见伦敦《泰晤士报》载英国王家禁止虐待动物会函，心灵深受震动。她称其为“天良上一线之明”。于是她当即致函英国王家禁止虐待动物会，陈述自己有关保护动物的见解并决计谋创中国动物保护会，起草了要谋创中国保护动物会缘起。是年12月25日，她在日内瓦断荤。她说“因食肉而习见流血之惨，养成凶残之性，人类且自相杀害，兵战格斗一触即发，酿成痛苦之生涯”。“故残忍之人，乃战争祸乱之发酵物。”她与欧美各国的“蔬食会”建立了广泛联系，并将资料寄回国内，大力宣传戒杀护生的主张。1929年，她接受国际保护动物会的邀请，赴维也纳参加该组织的会议，其作为唯一一个应邀与会的中国人，具有历史意义。在欧美考察时，吕碧城发现欧美人士虽然也提倡保护动物，但仅限于禁止虐待动物，而不及于保护动物的生命。碧城以佛家慈悲的精神，宣说于保护动物不受虐待外，还应进一步戒杀，以保护动物的生命。

吕碧城在为护生思想的传播奔走的年代，正是《护生画集》编创的时候。如今虽无证据说明吕氏的言论主张对“护生画”的编创有过直接的影响，但作为当时社会上的一种思潮，其影响或多或少应该是有的。《护生画集》纂集者李圆净在《护生痛言》中说：“实行素食，固然于我心有无限的安处，并且于我身也有无限的益处。年来各国素食的风气颇见盛行，考其原因，大概是因为各种科学都进步了，于是对于素食和肉食的利害上，便有了种种确切的证明，和种种惊人的警告。”有意味的是，这篇《护生痛言》与吕碧城介绍西方护生事迹的《欧游通信》居然在《护生画集》第二版中一并附刊在书上。

《护生画集》正是在如此素食主义“大潮”中孕育而生，画集本身，其宗旨亦与当时流行的素食护生思想基本一致，如弘一大师在护生画《农夫与乳母》的配诗中就写道：“西方之学者，倡人道主义。不啖老牛肉，淡泊乐蔬食。卓哉此美风，可以昭百世。”

《护生画集》始作于1927年，初集50幅出版于1929年2月(开明书店)，弘一大师配文。抗战期间，丰子恺在逃难之中又绘成《续护生画集》60幅，并寄往泉州，请弘一大师配文。大师在给丰氏的信中写曰：“朽人七十岁时，请仁者作护生画第三集，共七十幅；八十岁时，作第四集，共八十幅；九十岁时，作第五集，共九十幅；百岁时，作第六集，共百幅。护生画集功德于此圆满。”丰子恺收到此信，私下琢磨：其时寇势凶险，自己流亡在外，命运生死难卜。但大师既有此嘱，又岂敢不从？于是他回信曰：“世寿所许，定当遵嘱。”前两集护生画问世后，立即引起佛教界内外的广泛关注，诸如大中书局、大法轮书局、大雄书局、佛学书局等相继印行(《护生画集》鼓励翻印流传)。仅第一集就有十余种版本之多，还有英译本外销。由此可见，《护生画集》是当时十分受重视的一本护生读物。

《护生画集》用一种浅显的方式编绘，这跟弘一大师的持戒精神也有关系。陈慧剑先生在《弘一大师戒律思想溯源》一文中讲到弘一大师宏律、持律的见地与行履时为人们归纳了很好的结论。其中他说：“处于佛门风气陵夷的末世，佛教仍待出家人严持戒律才能振兴；出家不仅要严持戒律，持一分算一分……”又说：“在佛门戒坛，应回归本位，不要好高骛远，不可滥传戒法；比丘(比丘尼)受戒，或居士们受戒，不必贪多，更要明了每一戒的精神，能持几戒便受几戒；不管是出家戒、在家戒，还是沙弥戒、菩萨戒，都应随分受。”陈慧剑先生在这里论述了弘一大师的宏律持戒见解，我以为完全可以移用来看待大师在编绘《护生画集》时的用心。

弘一大师在《律学要略》中也说：“应先自思量：如是诸戒能持否？万不可受而不持！且就杀生而论，未受戒者，犯之本应有罪；若已受不杀生戒者犯之，则罪更加重一倍，可怕不可怕呢？你们试想一想，如果不能受持，勉强敷衍，实是自寻烦恼。”这些话既说明弘一大师要求受戒者遵守戒律，同时也表明了他希望出家、在家信众在持戒问题上的量力持戒的态度。虽然只是不杀生戒，一旦持受则须严格遵守。这是长养慈悲心，也是弘扬佛教的途径之一。之所以如此，弘一大师才在护生问题上一丝不苟、始终如一。

《护生画集》也是受到过一些批评，如柔石、曹聚仁等均针对当时国内矛盾或抗战现实有过对该画集的批评言论。丰子恺以为，这些批评是曲解了《护生画集》，未加深思，拘泥小节，不知大体。《护生画集》的序文中分明说是：“‘护生’就是‘护心’……救护禽兽鱼虫是手段，倡导仁爱和平是目的。”

就当下而言，《护生画集》仍有积极意义。至少可以归纳几条：第一，有助于培养着眼于全球的可持续发展意识。人与植物，人与动物，人与地球，人与环境等等各方面，若能做到和谐“相处”的话，有助于全球的可持续发展；第二，有助于长养体恤于人类的慈悲意识；第三，有助于建立众生和睦相处的平等意识；第四，有助于社会的和谐进步。这是我认为护生文化在当代最起码的，也是很明显的四个意义。涓涓细流汇大海，我们很难设想，一个不在细微品行上持守的人能够成为大德。同理，弘一大师正因为能在每一个具体的持戒问题上认真严格地对待，持之以恒、一以贯之，他才能成为如今被人们广泛景仰的大师大德。

当然，在宣传护生文化的时候，我们所需要的，是用真正的、科学的佛教理念去普及人心，而不能听信甚至采用愚昧的邪说。郑逸梅在《德国之不食牛肉运动》(载1930年《大云》第33号第99期)上写曰：“德国生理学博士利嘉氏，欧战时曾参列戎行，一尝硝烟弹雨生活，目击尸体遍野，肝脑涂地之惨，恻然而动仁者之心，乃着非战问题一书，传诵于世，并继续以学理推究人类好战与残杀。苦不得其肯綮，近顷忽恍然有悟，于柏林生理学社演讲，谓人类之好战与残杀，实关系于食牛肉与饮牛乳。西方之人，无不藉牛肉牛乳以为滋养要品。牛善斗，往往同类相残。人类食其肉而饮其乳，则人之性日以离，牛之性日以近，岁积累子孙继承，而不自觉于是弱肉强食，人民死亡，不可数计，其惨酷而不忍言者……”郑逸梅记述的是一则轶事，但此德国生理学博士的“理论”显然是难以为人们认同的，虽然他的本意是善良的。如今也有一些人做法类似这位德国博士。他们欲宣传佛教精神，这一点非常理解，但他们的方法是不可取的。他们向人们发送电子邮件，内容竟然是说，新西兰、澳大利亚作为牛肉出产大国，现在准备不再养牛了(依这种宣传的说法)，原因是经过“科学”的论证，牛放一个屁所造成的污染顶得过一辆汽车排放的尾气，新西兰和澳大利亚有这么多的牛，放那么多的屁，造成十分严重的空气污染。他们将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决定不养牛的“喜讯”广泛宣传，似乎人类环境前景一片光明。这种宣传太浅薄、太愚蠢，也不符合事实，读了让人既好笑又无奈。在我们在日常的修为方面是有很多方法的，区分愚和智临界点一定要找到。

《护生画集》从第1册出版到6册出齐历经半个世纪，在佛教界、文化界和广大读者中广泛流传，影响深远，是佛教界、文化界诸位先贤绝世合作的结晶。在一个日益技术化的时代，这种直接将文艺工作的终极目标定位在“人”，定位在“护心”，定位在广大的信众的心志，于当代中国佛教文化建设，尤其具有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