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联艺术和书法艺术都是建立在汉民族语言文字特殊性的基础之上，具有民族特色的传统艺术。因为对联主要是用书法的形式书写出来，悬之于廊间柱前、堂上壁间，使人既赏文字，又品书法，所以两者关系极为密切。正如《红楼梦》中写道：“若大景致，若干亭榭，无字标题，任是花柳山水，也断难生色。”这里的“无字标题”当指对联、匾额的文字与书法两个方面。
对联一产生就与书法结下不解之缘。我国书法源远流长，可以追溯到商周之前，经汉魏、历隋唐发展到成熟的艺术高度。目前大家所公认为文字记载较早的一副对联“新年纳余庆，嘉节号长春”就产生在这一时期，是后蜀主孟昶书写在桃符板上的。孟昶本人虽不是书法家，但起码是喜爱书法的。此后对联在千余年的过程中，一直与书法艺术紧密相联。古代和近代大部份对联作者，都有书法艺术修养，许多联、书俱佳的对联都是书法家自撰自书的。宋代著名书法家苏东坡、黄庭坚，元代大书法家赵孟頫等均擅此道，曾分别为广州真武庙、江西幕阜山月色江声楼、西湖灵隐寺等题有对联。到了对联鼎盛期的明清两代，众多的对联高手中，更是书家辈出：董其昌、祝世禄、杨慎、解缙、王铎、纪昀、翁方纲、丁敬、郏板桥、俞樾、邓石如、高凤翰、金农、黄慎、伊秉绶、翁同和、吴昌硕……近代的弘一法师、章太炎、康有为、梁启超，现代的张大千、徐悲鸿，郭沫若、齐白石、刘海粟、张伯驹、王蘧常等人也莫一不是一代书法宗师。
众多的对联大师出自书家，也有众多的对联在内容上与书法艺术紧密相连。有的书法家借对联谈书道。如近代书家翁铜士曾制一联：
如玺著刀，如漆注简；
以金写石，以帖入碑。
上联言挥笔当如运刀奏石，以墨写简，下联云佳书当兼取钟鼎、石鼓之长，熔碑帖子一炉。
清代古文字学家、书法家冯桂芬有一联云：
秦印篆分关内外；
汉碑派别陕西东。
这副对联概括了秦、汉书法、篆刻的风格与区域的关系。
还有不少对联干脆是从碑、帖之中集字而成，与书法的因缘关系更是显而易见。如岭南书家吴子复，桃李满天下，但他慨叹：“现在吴子复太多了。”为了让徒子徒孙们明白拘泥于师是没有前途的，他书晋《好太王碑》字集联赠其弟子：
若言创法先违法；
有道承师后远师。
碑帖集联既不失原碑帖之书法风貌，又容易切合与书法相关的内容，是对联与书法结合的奇葩。它也表明它们是互为内容，互为表现形式的。
对联的产生和发展，也使书法艺术增添了新鲜多姿的书写形式。书法的主要形式是条幅、长卷、横额、册页、扇面、对联等，而对联这种格式尤为明清以来的书家所喜爱。它在书体上不受拘束，真、草、篆、隶、楷，行、八分各体均可用来书写对联。在书写格式上也比较灵活，一般分上下两联，竖行由上而下，也可以上下联在一起书写成条幅、横批、扇面等。
对联的书写，最常见的是上下联字字相对各字相等、匀称、协调，点画粗细轻重和结构的大小正侧匀称统一，这种书写形式，以篆、隶、行、楷等书体居多；也有上下联字不相对的，这种书写格式以行、草书为多，特别是结构连绵不断的大草、狂草对联，行气、章法上强调气势和变化，不是一格一个字，而是大小相间，疏密互补。这种对联虽然用不对等的形式书写，但上下联的整体感仍然协调统一，用笔的轻重徐疾，点画的俯仰顾盼，结构的伸缩连断，布局的虚实参差，既要上下联各自独立，又要相互照应，既要变化，又要统一。
明清以来，对联的书写已经成为一门独特的书法艺术，受到越来越多的书家的重视。仅看清代以来的书家，对联的书写就各有风格。象傅山的草书联浑脱逸宕，王铎的行草联沉雄豪纵，郑板桥的行楷联隶、楷、行三体相参，奇趣横生，钱南园的楷书联奇崛雄浑，何绍基的行楷联顿挫沉郁，伊秉绶的隶书联力雄气满，赵之谦的魏碑联峻整严正，吴昌硕的篆书联郁勃沉雄。近现代沈尹默、马公愚、邓散木、曾农髯、于右任、王福厂等书家所书对联也各具特色。如果没有对联这种特殊的文学形式，书法艺术宝库中的蕴藏也就不会如此丰彩多姿。
对联与书法是独特的两朵民族之花，是珠联璧合、相映生辉的艺术瑰宝。它们之间的关系，还有许多值得研究的地方，本文只是为了抛砖引玉而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