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时书弊：书法有没有贵贱之别？
书法有没有贵贱之别？应该是没有，因为贵贱是道德伦理范畴的，书法只有优劣之别、风格同异。
书坛上的趋时贵书已不是什么稀罕事。读《水浒传》第三十九回，吴学究说：“如今天下盛行四家字体，是苏东坡、黄鲁直、米元章、蔡京四家字体。”第四十回，黄文炳说：“方今天下盛行苏、黄、米、蔡四家字体，谁不习学得些？”可见此四家为当时之热门货，效仿者众多，其余书家声名都被掩了。米芾《书史》也谈到李宗锷、宋绶、韩琦、蔡襄、王安石的书法也是被世人热学的对象，其势也汹汹，其热情也不可遏，以至于古法不讲。为什么当时会视这些人的书法为贵呢，这只能从两个方面来说明，一个是书写者身份贵，都是官僚，且非一般官僚，像韩琦，曾为相，执政十年辅三朝，被称为社稷臣。由于人贵，也就导致了第二点，即书贵。书贵可以释为两层意思，其一是书法作品的艺术水准确实非同一般了，是书法艺术之奇葩，那么，它永远是高贵的，为人景仰、效仿；另一种贵则是书因人贵，由于人的身份特殊，有很大的话语权力，使很寻常的作品也达到了普遍被赏识的程度，这就是虚高了。这两类等级不同的作品都能为人所趋所尚，不同的是，有一类是短命的，是短时间里的“时贵书”，另一类则是长盛不衰的。
现在再谈宋人书法，还有谁记得住李宗锷、宋绶、韩琦、王安石呢？他们的书法是何面目恐怕我们谈起时也是一脸茫然，更不消说以他们的书法作品为范了。宋四家中，苏、黄、米则不同，高贵至今，而蔡襄的书法，也只是时人想起时说他三两句。差别如此之大，可以寻绎其中的原因。“时贵书”命短是因为这些官僚过世了，这些作品又属一般没有过人的特色，也就随之烟消云散，没有什么人再去钩沉，因为不值得钩沉。每个时代都有“时贵书”，此时贵，彼时岑寂，真是兴也勃焉衰也忽焉，命该如此。用今日的话说就是流行书风，此时流行，彼时就不流行了，是有一定时间性的。所不同的是，如今不是趋附某些官僚的作品，而是某一种审美走向的书风、某一种具有集体感觉效果的表现形式，众人蜂起，推波助澜。当代信息传播如此之迅疾、广泛，可为需求者迅疾接受、传播，其地域之广大、人数之众多，已不是古时趋时贵书的状态了。忽而潮起，又如潮退，现在我们不再看到效王铎的大草书风了，而效王羲之小行草又甚为盛行。流行风的确使许多效仿者有了寄托，在追随中得到满足、受益，它与实惠是联系在一起的。从艺者都认为自己是有主见、有个性的，这只是在没有外力或外力微弱时，而在流行风面前就不是常态了。如唐刘禹锡所言：“风行草偃，其势必然”，外力太大了，甚至在自己浑然无觉时，已经卷入。
“时贵书”真像是一道风景，或在此时，或在彼时，与共时性生存中人相遇，使它的审美价值在那个时期达到最大化。风景是没有重复的，风景的差异才是最吸引人的。但是这些风景除了时兴之外，有多少长兴的成分？
有一些书法作品则不同，产生之后就是如此，平平淡淡，缄默不盛，不引人注意也不风行，但年复一年地被人效仿。像北朝碑刻，不知书者何人，亦身处僻野荒郊，不能与庙堂名碑相比，可是，它们离不开我们的视野，为我们的精神生活所需要。如果一个人笔下要拙朴一点、硬朗一点，就不能掠过北朝碑刻。北朝碑刻非官僚所作，没有因人而贵的理由，自然也不会因时日迁变而废。作品中具有永恒的成分，也是不会止于一时或兴于一时。这样，后人效仿也就有可靠性。南朝梁刘勰认为：“云霞雕色，有逾画工之妙，草木贲华，无待锦匠之奇。夫岂外饰，盖自然耳。”“时贵书”是因人而起的，非自然而然，其中就挟带起许多非艺术因素。这些因素最后随着人事迁变而消失，只有那些具备高超艺术性的作品留了下来，继续为后人追随，成为书法史上的恒星。
每个人的书风选择都是有私人之思的，在正常的情况下，依照自己的喜好进行。趋于高雅优质是我们的首选，也是需要长久奉行的，这样才不至忽此忽彼，因人贵书，因人废书。每一个人需有一条比较稳定可靠的审美道路，故明人胡应麟评说道：“务华而离实，若落花坠蕊，虽红紫嫣熳，而大都衰谢之风。”岂能不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