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印章作为信物，在我国已有很长的历史。可是，印章的使用究竟始于何时呢?因史无明证，后世遂产生种种猜测。
一、春秋战国说。马衡在其著作《谈刻印》：“凡将斋金石丛稿》）中指出，鉴于《周礼》、《礼记》、《左传》、《吕氏春秋》、《战国策》、《韩非子》等古代典籍记载和出土的古印实物，认为印章起源于春秋战国时代。他说：“稽之载籍，征之实物，大抵皆周金，且为晚周之物，夏商无闻焉。”又云：“古印之起源，约当春秋战国之世。 《周礼》虽有玺节之说，但其书绝非周公所作。春秋时始有玺书，至战国时而盛行。”罗福颐《对印章的认识》一文，也持同样观点，流传甚广。
二、商代说。尽管元代吾丘衍《学古编》主张三代无印，但仍有许多文献明载三代有印玺。唐朝杜佑《通典》说：“三代之制，人民皆以金玉为印。”明代甘畅《印章集说》引《逸周书》语“汤取天子之玺，置之于天子之坐”，进一步指出商代已有印玺。随着地下文物的出土，黄睿《邺中片羽》著录了三方安阳殷墟出土的铜印，引起学术界的关注。徐中舒《殷代铜器足征说兼论(邺中片羽)》和于省吾《双剑 古器物图录》等，都据此文物认为商代已出现铜质印玺。徐畅《商代玺印考证》，更提出夏末商初帝王有先行使用印玺的可能。如此看来，文献与实物交相验证，印章始于商代似无问题。
三、春秋说。沙孟海《印学史》，对那三方商代铜印作了一番研究后表示怀疑。他指出，那三方印玺有可能出自上层堆积，并说甲骨文中没有“印”字，也没有“玺”的初形“木”字，金文中有“印”字，但不是印章之印，而是“抑”的初文，他认为春秋时代始有印玺。
关于印章的起源，《周礼》，《左传》中都有使用印章记载，这些可以说明早在春秋中期，印章已应用于社会活动中。从近代考古发现的实物来看，殷商时期就已存在印章了，而战国时期的古印，已经达到相当高的艺术水准。这以前的印章，统称为“玺”。秦统一后，规定只有皇帝的印才能用“玺”，至于官员和百姓的印章，只能用“印”了。以后封建社会中历代王朝大体沿袭这一制度。汉代开始出现在官衔下加“章”或“印章”的印，如“广汉大将军章”等，而唐武则天，因“玺”同息灭的“息”谐音改用“宝”，如“皇帝之宝”等，此外，还有称为“记”、“朱记”、“图章”等。
印章上的文字最早是与当时通用的字体是一致的，如战国时期，采用的是各国流行的大篆、籀文，秦用李斯的秦篆，秦汉以后，用于印章上的字体范围扩大了许多，出现了缪篆、鸟虫篆等多种篆体。隋唐以来，不仅沿袭使用篆体类文字，而且把隶、楷等字体也应用于治印，以至殷代的甲骨文都被吸收进来。当然，始终处于主导地位的依然是篆体类的文字，这一点时至今日仍然没有变。
印章的用材，最初以铜、金等金属材料为主，这与当时的印章大多为铸冶而成是分不开的。亦有少量的犀牛、象牙、玉印和石印。古玺印一般比较扁小，并雕有坛、台、龙、虎等各种形态的印钮，通常挂在腰带上，以便随时使用。先秦古印用材、形制，各随其便，并无定制。秦以后，官印有明确规定，是区分官阶的标准。其等级次序为：玉最贵，一般为皇帝所专用，金次之，银再次之，一般官吏只能用铜印，私印印材则没有这么多讲究。隋唐以后，官印渐大，印材也更丰富。
元王冕发现了质地松软的花乳石，为篆刻艺术的发展开辟了广阔天地。这一发现使文人自篆自刻形成风气，篆刻艺术如雨后春笋迅速发展，更有明代文彭、何震拔地而起，师承秦汉，大胆突破前人樊篱，穷尽毕生精力为篆刻艺术推波助澜，此后印坛各种流派异彩纷呈，名家辈出。有清一代更是百花齐放、万紫千红，至近现代，篆刻艺术更为普及，各种流派不乏继承、创新者。如今，篆刻艺术这一传统艺术宝库中不可多得的瑰宝，以其特有的艺术魅力，屹立在世界民族艺术之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