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华灿烂的琢玉历史中，苏州琢玉工艺历来以技艺精熟、造型新颖著称。据宋代《吴郡志》载，早在唐、五代时期，苏州就有琢玉的工坊和知名艺人了，到了元明时期技艺更加纯熟。明宋应星的《天工开物》载：“良匠虽集京师，工巧则推苏郡。”巧妙的工匠促使苏州玉雕具有玉质柔润、雕凿细腻、造型优美、纹饰丰富、薄厚均匀等工艺风格。
苏州玉雕蓬勃发展的趋势在明嘉靖、万历年间达到高潮，出现了享誉全国的苏州琢玉名师陆子刚，其技艺高超，为文人徐渭、张岱等推崇，被誉为“吴中绝技”。从此，苏州玉雕正式成为中国玉雕最高工艺的代表，而苏州玉雕工艺由工匠的迁徙传播至北京皇宫，辅助促成清宫玉雕风格由北方浑厚、古朴的风格向南北融合之风转变。
苏州琢玉吸引清宫关注
苏州玉雕工艺经过明代的急剧发展，到了清初，已至臻完善。工艺材料、工具逐渐明确，工艺流程逐渐规制，工艺特征逐渐突显。苏州琢玉工艺流程繁多、精细谨慎，一般而言，一件苏州玉雕的制作分为制作解玉砂、粗雕、细雕、抛光四步。苏州玉雕的精美工艺吸引了清朝皇室的关注，由此引发了苏州工匠大规模北上制玉的现象。
清代苏州玉雕的发展较明代而言存在更多优势，首先是玉料的充足供应。乾隆皇帝平定大小和卓之乱后，将和田地区划入版图，玉料可以保持充足的供应，对清代玉雕产业的发展无疑为一大有利因素。
乾隆二十四年(1759)朝廷为采玉设和阗办事大臣，由皇亲国戚担任。此后和田玉大量开采，虽然清政府设办事大臣将玉器开采后直接运往京师，但走私现象依然十分严重。乾隆后期，朝廷开始打击走私，“1779年在阿克苏截获了走私玉石四千三百八十二斤十五两，其中楂子玉(即山料玉)四千三百三十五斤三两，子玉四十七斤八两，山料玉与子玉之比为91比1。”(详见林永匡、王熹著《清代西北民族贸易》)仅1779年一年，阿克苏一地就查获了4000多斤和田玉料，可以想象和田玉料在当时是以多么巨大的量进入内地。和田玉料的输入使苏州琢玉有了良好的基础，不但使苏州琢玉的规模进一步扩大，更通过对大量玉料的雕琢促进苏州琢玉技术的发展。
另一方面，工匠组织出现了新的变化，在明代苏州玉匠均为匠户，一日为匠，世代为匠。清入关以来为争取民心取缔匠户制度，之后“苏州的琢玉均为个体小手工业，主要以个体手工作坊为主，这种作坊都是分散的一家一户的小商品生产者，自产自销”(参见钱静著《苏州玉器工艺的传承研究》)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苏州琢玉工匠人数越来越多。“溯自前清时代，苏地业此者三数百，商而工则三千余人”。
工匠组织也由传统的家庭、师徒发展到行业工会，行会的作用主要是制定行业规则、整合行业内资源、避免恶意竞争、保护本行业经济利益并办理同业善举，在清代手工业行会中还需要同行之间均摊官府差务。嘉庆二十五年(1820年)苏州创立玉业公所。
“太平天国后，同业又通过捐资组织建立了同业公会称为珠晶玉业公会，地点在周王庙。”(参见苏州市工艺美术研究所编印的《苏州工艺美术》)光绪时此公会又改称为宝珠公所，周王庙玉业公所对各工坊业主、工匠的凝聚力很大。据《宝珠公所设立万年台木位，黄祝山英洋捐入公所碑》可知，一位黄姓坊主因无家人继承财产，便将身边所有财物变卖成洋钱用以玉业公所购买房产。在玉业公所的领导下，苏州琢玉行业在清乾嘉时期得到了空前发展。
专诸巷益出妙手
明清以来，中国有三大玉雕产地：苏州、扬州、北京。北京承袭元代宫廷琢玉基础，形成雍容大气的玉雕风格。在明代，著名琢玉大师陆子刚据传被征入宫为皇家琢玉(参见杨伯达主编《中国玉器全集》)，留下一批精美的玉器。可以说，此时苏州的顶级玉雕工艺就已经出现在北京皇室，并且受到皇家的青睐，但其工艺是否传到北京玉雕界，尚缺乏佐证资料。清代初期，苏州专诸巷已成为全国首屈一指的琢玉中心，已出现“光玉行”“打眼行”等明确的专业作坊，沙沙的琢玉之声昼夜不停，乾隆帝曾写诗称赞说：“相质制器施琢剖，专诸巷益出妙手。”专诸巷碾琢的玉器，器身柔和莹润犹如小儿肌肤，造型优美别致，轮廓清晰，胎厚薄均匀，玲珑剔透工艺奇巧，清代宫中的传世精品多出于此。
清宫皇室对玉器等特种工艺十分重视，自然对苏州玉雕青睐有加，苏州玉工开始进入内廷并主导玉器的设计与制作。清雍正初年，宫廷在造办处设玉作，下令征调苏州玉匠到宫中供职，并令苏州织造官员把好的玉料送往北京。乾隆元年(1736年)，宫廷建如意馆，苏州不但向朝廷提供玉匠、玉料，还担负为造办处加工玉器的任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