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田玉挂件
为祈求尸体不朽而制造的葬玉,有玉衣、丸窍塞、玉琀和握玉四种。玉衣因死者身份、官衔高低有别,又有金、银、铜缕之分。九窍塞是填塞或遮盖死者的耳、目、口、鼻、肛门和生殖器九个窍孔之用的,目的是防止人体内的“精气”由九窍逸出,以达尸骨不腐。汉代葬玉很多,但工艺水平不高。反映汉代玉器工艺水平的是陈设玉。这些写实主义的陈设玉有玉奔马、玉熊、玉鹰、玉辟邪等,多为圆雕或高浮雕作品,凝聚着汉代浑厚豪放的艺术风格。汉皇室装饰玉有衰落的趋势,多见小型的心形玉佩、玉刚卯、玉觹(xi希)等。近年,偏居岭南的汉代南越王国出土大批装饰玉,以龙虎井体玉带钩、镂空龙凤纹玉套环最为精美,堪称稀世珍宝。汉代玉器饰纹除沿用战国的勾连谷纹外,还大量使用饕餮纹和螭虎纹。东汉时,阴线刻纹又复苏盛行,绘画趣味有所加强。河北定远出土玉屏上的阴线刻东王公、西王母,即是一幅白描线画。
在中国玉器工艺史上,长达三个半世纪的三国魏晋南北朝时期,是高度发达的汉唐玉雕间的一个低潮,出土玉器极少,而且都具汉代遗韵,有所创新者,唯有玉杯和玉盏。这与当时风靡一时的佛教美术和陵墓石刻艺术极不相称。究其原委,当时不爱好琢玉,而盛行吃玉。在神仙思想和道教炼丹术的影响下,觅玉、吃玉达到了疯狂的程度。“玉亦仙药,但难得耳。”“服金者,寿如金;服玉者,寿如玉。”早期玉器的美术价值和礼仪观念,这时消失殆尽。隋代著名的玉器有李静训墓出土的金扣白玉盏,琢磨精细,质地温润,光泽柔和,金玉互为衬托,富丽高雅。
唐代玉器数量虽不多,但所见玉器件件都是珍品,碾琢工艺极佳。唐代玉匠从绘画、雕塑及西域艺术中汲取艺术营养,琢磨出具有盛唐风格的玉器。八瓣花纹玉杯,兽首形玛瑙杯,既是唐代玉雕艺术的真实写照,又是中西文化交流的实物见证。
公元960至1234年的274年间,是中国历史上宋、辽、金的对峙分裂时期。宋代承五代大乱之余,虽不是一个强盛的王朝,而在中国文化史上却是一个重要时期。宋、辽、金既互相挞伐又互通贸易,经济、文化交往十分密切,玉器艺术共同繁荣。宋徽宗赵佶的嗜玉成瘾,金石学的兴起,工笔绘画的发展,城市经济的繁荣,写实主义和世俗化的倾向,都直接或间接地促进了宋、辽、金玉器的空前发展。宋、辽、金玉器实用装饰玉占重要地位,“礼”性大减,“玩”味大增,玉器更接近现实生活。南宋的玉荷叶杯,北宋的花形镂雕玉佩,女真、契丹的“春水玉”、“秋山玉”,是代表这一时期琢玉水平的佳作。
元代玉器承延宋、金时期的艺术风格,采取起突手法,其典型器物是渎山大玉海,随形施艺,海神兽畅游于惊涛骇浪之中,颇具元人雄健豪迈之气魄。
明清时期是中国玉器的鼎盛时期,其玉质之美,琢工之精,器形之丰,作品之多,使用之广,都是前所未有的。明清皇室都爱玉成风,乾隆皇帝更是不遗余力地加以提倡,并试图从理论上为他爱玉如命寻找依据。定陵出土的明代玉囗、清代的菊瓣形玉盘、桐荫仕女图玉雕,都是皇室用玉。其时民间玉肆十分兴隆,苏州专诸巷是明代的琢玉中心,“良玉虽集京师,工巧则推苏郡”。
明清玉器干姿百态,茶酒具盛行,仿古玉器层出不穷。炉、薰、瓶、鼎、簋仿古玉器,器型仿三代青铜彝器,而其纹饰则反映了玉匠的见解,工艺更是典型的明清时作。玉器与社会文化生活关系日臻密切,文人在书斋作画、书写,往往也用玉做洗、注、笔筒、墨床、镇纸、臂搁等文具,或以玉作陈设装饰。玉山子是清代新式玉器,大禹治水图是我国现存最大的玉山子。清代兼蓄西域痕都斯但玉器的琢玉成就,琢制了一批胎薄如纸,轻巧隽秀的“番作”玉器。
明清玉器惜鉴绘画、雕刻、工艺的表现手法,汲取传统的阳线、阴线、平凸、隐起、起突、镂空、立体、俏色、烧古等多种琢玉工艺,融合贯通,综合应用,使其作品达到了炉火纯青的艺术境界。
中国玉器经过七千年的持续发展,经过无数能工巧匠的精雕细琢,经过历代统治者和鉴赏家的使用赏玩,经过礼学家的诠释美化,最后成为一种具有超自然力的物品,无所不能,无处不用玉,玉成了人生不可缺少的精神寄托。在中国古代艺术宝库中,自新石器时代绵延七千年经久不衰者,是玉器;与人们生活关系最密切者,也是玉器。玉已深深地融合在中国传统文化与礼俗之中,充当着特殊的角色,发挥着其他工艺美术品不能替代的作用,并打上了政治的、宗教的、道德的、价值的烙印,蒙上了一层使人难以揭开的神秘面纱。
软玉,英文写作Nephrite,它源于希腊语,有“肾脏”之意。古代欧洲人和美洲人与中国人一样,都迷信玉,认为佩戴玉石可以辟邪,可以治愈肾病。然而,在用玉历史、碾琢技艺和用途方面,无论是日本古玉,新西兰毛利族玉器,印第安人玉器,还是阿拉伯玉器,西伯利亚古玉,欧洲古玉,都无法与中国玉器相提并论,它们或是昙花一现,或源流无绪,或玉质粗劣,或碾琢草率,或种类单调,或用途狭隘。中国玉器在世界琢玉工艺史上占有绝对优势,中国既是产玉大国,又是琢玉大国。中国玉器在世界文化宝库中独树一帜,闪耀着迷人的光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