刻铜是一门古老的艺术,也是中华文明园圃中的奇葩。
中国书画艺术中的精品力作,之所以具有深刻而持久的感染力,因为它是艺术家的人格外化、性情流露,亦是人类文明的结晶、时代风气的注释、民族精神的承载,有些还隐约留下了历史的擦痕。抒发家国情怀的宏大叙事,一经流传便融入主流话语,但信手拈来的珠玑小品,往往更能彰显作者的天性真情。也因此,当我们站在艺术家的小件佳作前,总会感到扑面而来的温热气息,仿佛汗泽与呼吸,那么的亲切,那么的和蔼,那么的真实。
一通信札,一条题签,一张扇面,一枚便条:“鸭头丸故不佳,明当必集,当与君相见。”再比如张大千亲笔开出的菜单:“姜汁鸡去骨、嫩苜蓿炒鸡片……”人情世故,音容笑貌,风土人情,时尚潮流,砚边余墨,耐人寻味。
尤其在书山乱叠的文人案头,笔墨纸砚、水丞砚滴、镇尺臂搁、笔架印盒……犹如万水千山的铺陈,涌动着云蒸霞蔚的气象,给青灯黄卷的笔墨生涯平添了不少情趣,恍若雪压青松时款款飘来的一抹暗香。
刻铜艺术家孙梦臣先生
在书画家眼里,文房用品应是曲径通幽、漱石枕流的极妙载体,可咏、可志、可书、可画,因其逼仄而一逞剑走偏锋之凌厉,因其峻峭而一展猿臂轻舒之矫健,论及材质,又因金、玉、石、角、陶、瓷、竹、木等各显媸妍,须借助丹青妙墨赋予它们诗情画意。
刻铜是一门古老的艺术,也是中华文明园圃中的奇葩。铜刻源自錾花,发轫于青铜器时代,源远流长,幽光熠熠。最早的铜刻可以从青铜彝器的铭文中一窥奥秘,唐宋以降,以铜治印逐渐式微,但以绘画为底本的铜刻艺术如铜板、铜牌、佛像等样式随之问世。它们多为线刻,挺拔而隽美。
在世界文明进程中,勤劳智慧的中国人为世界奉献了许多开创性的生活器具,又因在关键时刻吸引文人的热情介入,移诗词书画于器物之上,注入了精气神韵,提高了文化品位,文质彬彬,然后君子,物以人贵,人以物传。比如紫砂壶、家具、刺绣、玉器等,就因为有了金手指的“点拨”而成为独特的艺术品。
刻铜艺术发展到清末民初迎来一波中兴,刻铜艺术以墨盒、镇纸等文房用品最为常见。文人墨客借此来勾留一种文化生态和心情,在心底与外来文化进行轻微而坚贞的抵抗。因为刻铜器物与文人目光对接,朝夕相处,手摩心驰,偏能寄托志趣,怡性悦情。所以文人书画的刻铜,经艺人匠心的再造,在方寸曲直之间,完成心心相印的对话,使原本寻常的工艺品“一山飞峙大江边,跃上葱茏四百旋”,升级为具有独特审美价值的文房雅玩,其文化含量远远高于西方的墨水瓶、鹅毛笔和裁纸刀。
陈三立、傅沅叔、袁寒云、陈师曾、姚茫父、齐白石、陈半丁、溥儒、吴待秋、吴湖帆等艺术大家的积极参与,推动了刻铜艺术的发展,甚至连梁启超也与姚茫父有过一场无声的“二重唱”,用他的如椽之笔在方寸之地尽兴挥洒。一首小诗、一句隽语、一叶小舟、一椽茅屋、一拳丑石、一剪寒梅,文以载道,诗以畅怀,清隽飘逸,回味无穷,为这门亦小亦美的小众艺术增添了勃勃生机,茂朴雅意。今天,刻铜文玩在艺术市场上不再孤芳自赏,回望先贤,重返墨池,也被青年一代书画家供养在案头。最能衡量其价值的就是与士林的缘分深浅及所体现的美学价值,简而言之,即为历史性、艺术性和珍稀性。
浙江海宁刻铜艺术家孙梦臣先生,早年潜心研习书法绘画和篆刻,有着扎实的笔墨功底与审美修养,从事刻铜艺术也有十余年,从摹刻近现书画家作品入手,得窥堂奥,勇于精进,不懈努力,成绩斐然。十几年前初试啼声,与著名画家韩羽、武怀一等合作过数十件作品,别开生面,神清气爽。后与浙江画院数位书画家合作十分和谐,与浙江画院姚晓东的珠联璧合,助他渐入佳境。近年来,梦臣与韩天衡、刘一闻、陆康、徐云叔、陈茗屋、裘国强、周柬谷、何兮等海上名家合作,桃红李白,气象一新,集腋成裘,蔚为大观。
刻铜艺术家孙梦臣先生
身为江南人,孙梦臣个子不高,身板单薄,像个白面书生,但他的腕底功夫相当了得,两三寸长的小钢刀自己打磨,用起来得心应手,鼓风聚云;镌刻时需要手臂、手腕、手指的通力合作,在体现大写意效果时才需要借助小锤子有弹性地敲打。他深切体会到:一件合格的刻铜作品,绝不是简单的临摹或刻凿剔刮,既要忠于原作,又不能淹没刻铜艺术的本体性,运刀贵在稳、准、狠,线条贵在健、厚、重,效果贵在发散文人气、隐士气、金石气,着力抵抗、消解刻板的匠气和冷淡的、光滑的、机械的“塑料感”。在操作中,必须做到刀法听命于心法,心法与刀法的融会一体,才能力发于腕而传递于刀,刀入铜则力施之于线条的点划及虚实。一笔一画、一石一木、一枝一蔓,都得借用得体的运刀和手法,让线条充满张力、动感和饱和度,唯有如此,才能完成作品的二度创作,展现妙墨神韵。所以,刻铜艺术应该是笔与刀的“合谋”,是艺术家之间气息相通、心有灵犀的“探戈”。
刻铜艺术因为有传统文化的深厚背景,使我们在欣赏之时,情不自禁地陶醉于一字一句、一草一木所承载的诗情画意,感动于中华民族的道德力量和人性光辉,它们如明灯一般照亮着诗和远方,还有游荡于苍茫之间的灵魂。(沈嘉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