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流芳与晚明江南佛教事业[图文]

近日，上海文史专家顾景炎生前所藏明代李流芳等六人《重修九品观弥陀殿等募缘疏合卷》在2019年朵云轩艺术品春拍上以高价落槌，引发社会多方关注。这件传世合卷上的文章皆为募修当时的嘉定南翔白鹤寺建筑而撰，作者除李流芳外，还有嘉定徐兆曦（礼部尚书徐学谟之子）、张鸿磐、徐时勉、云间朱国盛、平湖倪长圩，均为晚明时期的江南士人，其中以李流芳声名最盛。

李流芳画像

李流芳（1575—1629），字茂宰，一字长蘅，号檀园，又号香海、泡庵、六浮道人，晚号慎娱居士，明南直隶苏州府嘉定县南翔镇（今属上海）人。他善诗文，工书画，精通印刻，有《檀园集》十二卷及若干书画、印刻作品传世，其课徒山水画稿收入清代李渔所编《芥子园画传》。

其实，作为一位文士，李流芳曾多次以撰作疏、序、缘起等文章的方式为故乡嘉定以及苏州、杭州等地的佛教寺庙化募善款，助力于江南地区佛教事业的发展。今朵云轩所拍《重修九品观弥陀殿缘起》仅是其中一例而已。

顾景炎藏明代李流芳等六人《重修九品观弥陀殿等募缘疏合卷》（局部）

声价、身份与交游：众僧求请李流芳劝募之因由

李流芳之所以多为僧侣所请，撰文以勖捐募，主要是出于如下三个方面的原因。首先，李流芳诗文书画印刻皆工，当世即负盛名，因此具备较强的社会号召力和影响力。明天启、崇祯间，四明人谢三宾任嘉定知县，对乡邦文献整理颇为关切，《檀园集》就是在李流芳去世后，由他支持出版刊行的。他在《檀园集序》中说：“长蘅累世簪缨，科名廿载，文章书画，绚烂海内。其徒盗窃名姓及模勒炫售者，犹足以奉父母、活妻子。……长蘅之所流传，未知鸡林等国何如。凡我公卿学士，下至贾竖野老，以及道人剑客，无不知敬慕若古人然。”李流芳的文学艺术作品在当时流传之广、影响之大，于此可见一斑。同时期的著名书画家董其昌对流芳的评价更高，认为“其人千古，其技千古”，“其交道亦是千古可传”（《容台集》别集卷四）。

实际上，明清两代的嘉定文化尤以明万历以后的晚明时期与清乾嘉之世最称隆盛。乾嘉时期的嘉定文化人物以乾嘉学派的钱大昕、王鸣盛为标杆。晚明时期，则以唐时升、娄坚、程嘉燧、李流芳为代表，世称“嘉定四先生”，四先生当中，又以李流芳为翘楚，在文坛艺苑皆享有清誉。盛名之下，李流芳凭借个人魅力感召、发动募捐的优势也就毋庸置疑了。

“嘉定四先生”雅集碑拓（原碑现藏上海嘉定孔庙）

其次，作为佛教居士，李流芳笃信净土，发心护佛，其意拳拳。据《光绪嘉定县志》卷三十，嘉定东林庵为李流芳早年读书习文的场所之一，其自小受释氏耳濡目染必不在少。万历间，他皈依净土宗第八祖、“明代四大高僧”之一的云栖袾宏（俗姓沈，名袾宏，字佛慧，晚居杭州云栖寺，因以为号，别号莲池），“其法名广（山扈）”，“自署云栖弟子，殆皈依莲池大师者”（叶恭绰《矩园余墨序跋二?李檀园手写四十二章经跋》）。流芳《抱疴真歇禅师塔院夜坐偶占》诗下有注：“禅师偈云：‘老僧自有安闲法，八苦交煎总不妨。’”这里的禅师即指云栖袾宏。他的另一诗作《皋亭送张尔完东归，尔完从慧法师听讲弥陁疏钞，初受五戒》所提及的“慧法师”指的也是云栖大师。

万历三十四年（1606），三十二岁的李流芳与其好友晚明文坛领袖钱谦益偕举于南京。此后，他先后八次北上京师赶赴会试，一无所获，最终于天启二年（1622）绝意仕进。放弃举业后，李流芳奉母念佛，晚岁尤致于此。对此，钱谦益如是说：“（流芳）再上公车不第，又再自免归，皆赋诗以见志。自是绝意进取，誓毕其余年暇日以读书养母，谓人世不可把玩，将刳心息影，精研其所学于云栖者，以求正定之法。未久而病作，犹焚香洮頮，手书华严不辍。”（《李长蘅墓志铭》）比流芳稍晚的嘉定名士侯峒曾亦云：“（流芳）惟西竺氏，久闯其藩。恨不精猛，遂彻根源。短景既促，皈依弥敦。钟梵之音，爰及旦昏。”可见，除文学、艺术创作以外，佛教也是晚年李流芳极为重要的精神依归，所谓“精舍繙经招净侣，晴窗斗墨趁闲身”（钱谦益《客涂有怀吴中故人六首?李先辈长蘅》），正是其佛系游艺生活的生动写照。李流芳尊奉释氏、研修佛法若此，他为僧侣所请，助力佛教慈善事业当自在理中。

再者，李流芳喜交朋辈，对待朋友慷慨大方，通达平易，乐善好施，自然也乐意动员更多的人参与佛教慈善公益事业。作为挚友，钱谦益对李流芳与人交往的原则、态度、方式均十分了解，他说：“（流芳）与人交，落落穆穆，不以握手出肺肝为信。磨切过失，周旋患难，倾身沥肾，一无所鲠避。……家贫，资修脯以养母。稍赢，则分穷交寒士，卒未尝立崖岸之行，以洁廉自表襮也。……为人和乐易直，外通而中介，少怪而寡可。”（《李长蘅墓志铭》）对此，谢三宾也有类似的表述：“（流芳）为人慷慨，遇不平事，无问朝野，辄义形于色。然慈惠乐易，其素性也。喜接后辈、周贫交，尤喜成人之美，未尝有所怨忌。”（《檀园集序》）

中岁以来，李流芳多在嘉定、苏州、杭州，特别是西湖一带游历流连，“中岁于西湖尤数”（钱谦益《李长蘅墓志铭》）。他认为“天下佳山水，可居可游可以饮食寝兴其中而朝夕不厌者，无过西湖矣”，因此“二十年来，无岁不至湖上，或一岁再至，朝花夕月，烟林雨嶂，徘徊吟赏，餍足而后归”（李流芳《题画为徐田仲》）。在西湖等地，他结交的朋辈甚多，其中就包括不少高僧名隐、缁流黄冠。李流芳“所至诗酒填咽，笔墨错互，挥洒献酬，无不满意。山僧榜人，皆相与款曲软语，间持绢素请乞，忻然应之”（钱谦益《李长蘅墓志铭》）。他还在各处佛教胜迹题字作画，杭州“法相寺壁有画竹，莲居庵有书经石刻”（《明李流芳西湖卧游图题跋》卷末），南翔白鹤寺亦如此，“壁间旧有擘窠大字数行，为长蘅先生笔”（《光绪嘉定县志》卷二十九），留下一段段士僧交游的佳话。正是以诗文书画为媒，李流芳与许多僧侣建立了良好的情谊。《檀园集》就有多首与高僧上人往还唱酬的诗歌，如《登铜井访三乘上人》、《赠别不了上人》、《灵隐次颖法师韵》等等。流芳与侒沙弥之间的深挚友谊更是令人称道。侒沙弥俗姓胡，曾跟随流芳二十余年，伴其走南闯北，后不幸患病，死前十日皈依佛门，受沙弥十戒。沙弥生前酷爱流芳之画，收藏颇多，离世后，流芳十分悲伤，不愿意将其藏画送人。虽然最终拗不过友人张伯英的央求，还是将沙弥所藏相授，但他却一再嘱咐张氏：“子其无忘沙弥之意哉？”因为在流芳看来，不仅收藏者的名字将“附书画以不朽”，自己的画也“将借好者之癖以不朽矣”（参详李流芳《题画册（二则）》）。有了朋辈情谊作为铺垫，僧侣们向乐结善缘的李流芳求文化募便更成为理所当然之事。

李流芳《檀园墨戏图轴》（故宫博物院藏）

李流芳的佛教慈善担当与乡土意识

李流芳在积极参与佛教慈善，光大弘扬佛法的过程中，一方面表露出赓继云栖袾宏衣钵的志意，一方面更体现出对乡土的热爱，对家乡佛教事业，乃至公共事业的关切。在《陈忠庵募缘疏》中，他对同样出自云栖法派的上人广洪募建大士阁暨关圣帝君殿的发愿和举动深表赞同，而作为云栖弟子，他的参与自然义不容辞。在《重修九品观弥陀殿缘起》一文中，李流芳亦指出撰文募建南翔白鹤寺九品观弥陀殿的初心之一即在于：“余辈奉云栖之教、皈心净土者，往往得游神送想于其间。”在他看来，帮助寺庙募捐本身便是净土修行的题中之义。

在李流芳的价值观中，对佛教慈善公益的担当，最重要的就是发展家乡的佛教事业。一直以来，他对包括南翔白鹤寺在内的家乡佛教工程的募建热心有加，对原籍嘉定的募缘僧人亦投以特别的关切，表现出较强的乡土意识。

李流芳心系家乡佛教事业首要体现在几番参与白鹤寺内相关建筑的募修工作。白鹤寺，又称白鹤南翔寺、云翔寺，相传建于梁天监年间，但据石刻碑记史料和方志文献所载，其确切的开山时间或在唐开成四年（839）。该寺位于流芳的故乡嘉定南翔，南翔因寺得名，亦因寺成镇。流芳与这座里中名寺的关联颇深。白鹤寺的香火绵延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南翔市镇的发展，至明代中期，南翔市镇经济已呈繁兴之态，“多徽商侨寓，百货填集，甲于诸镇”。（《万历嘉定县志》卷一）嘉靖年间，李流芳的祖父李文邦正是因经商之故，从徽州歙县徙居南翔。流芳本身亦与白鹤寺僧人也有交谊。万历四十七年（1619）冬，他延请时在白鹤寺的象法师至其檀园，“讲起信论，张子薪襆被来，朝夕问难，颇有开发。每论法至夜分，或倦，则于灯下弄笔作小景”。在焚膏继晷的佛法讲疏、辩难中，笃情厚意历历可见。李流芳撰《重修九品观弥陀殿缘起》为白鹤寺募捐则是在两年后的天启元年（1621）三月十六日。九品观，又名海会堂，建于南宋嘉定九年（1216），原在寺西北角，为“南翔寺八景”之一。弥陀殿，一名三圣殿，亦在寺西北。在这篇缘起中，流芳表明作文的初衷既是为了包括自己在内的云栖弟子有清修之地精研净土，更是为了发展整个嘉定地方的佛教事业，“此殿之废兴，其有关于此方佛教之废兴，盖章章如是也”（《重修九品观弥陀殿缘起》）。同年，“嘉定四先生”当中最为年长的唐时升撰《白鹤南翔寺新建禅堂记》（《三易集》卷十二），申明禅堂修建可使出行云游之僧驻锡于此的意义所在，也是对募者的鼓励、对捐者的赞赏，而这次流芳从事的是书丹的工作（参详《光绪嘉定县志》卷二十九）。李流芳还曾作《白鹤寺募建三元殿疏》，据《嘉庆南翔镇志》卷十：“（白鹤寺）雪方堂有三元殿。明季寺僧募建，李流芳为疏。”这又是一次为家乡寺庙撰文募建的典型举措。

上海嘉定南翔云翔寺（白鹤寺）

除却白鹤寺外，其他嘉定寺庙的慈善公益事业中亦可见李流芳积极参与的身影。万历三十七年（1609），位于嘉定县东的保安教寺在淮安僧广潮的主持下得以重修，流芳撰文记其事（参详《康熙嘉定县志》卷十三）。位于嘉定县南端的真如陈忠庵募建，流芳为撰《陈忠庵募缘疏》，发动乡人信士结行善缘。

在频频参与寺庙募建的工作中，李流芳时或碰见原籍嘉定的募缘僧人。如《僧可上人结庵径山缘起》：“不见雪峤师五年矣。僧可上人忽自双径持师书问至，捧之欣然。上人，余邑产也。出家六年，而始得从师于双径。师令参无字话，遂欲结庵相傍，依师终身，其志有足嘉者。”这位可上人即原籍嘉定，从云门宗代表人物雪峤禅师习佛，先后修行于杭州径山寺、乐清双髻寺，后结庵径山。又如《陈忠庵募缘疏》所云：“夏日卧疴檀园，有扣门者云自云栖来。亟披衣迎之，则一老宿也。貌庞古而仪质雅，望而知为云栖法派矣。乃与之语，土音也，怪而扣之，知为乡之人而参学于云栖者也。”从文章对于这些嘉定籍化募僧人地缘身份的强调和字里行间含蓄却不胫而走的自豪之情、欣喜之意可以看出，李流芳对他们自有一种特别的关切，这背后所支撑的当然是这位嘉定乡贤对故土的热爱，以及助推家乡佛教事业的发心。

李流芳《行书李白游洞庭诗轴》（上海博物馆藏）

李流芳从事佛教慈善，不但积极助力家乡佛教事业的发展，还希望公益捐募能惠及更大范围的地方公共建设。正因如此，流芳对释者募集钱财兴修寺庙以外的地方公共设施的行为褒奖尤加。他的《募造真圣堂石桥疏》就是一篇为僧伽募建石桥鼓与呼的疏文。横沥河由南而北，经南翔，穿嘉定城而过，是嘉定地域的重要干流。但据疏文所言，当时跨于横沥上的石桥却只是区区两座，其中一座正是当地僧侣林上人募成的。马陆至南翔很长一段的横沥河上仅有的一座圣堂桥也是木桥，“其往来于桥者尤多，则桥之圮尤易”，“（流芳）尝舟而过于桥下，见行者摇摇焉震于厥衷。飘风甚雨，则东西隔绝而不敢渡”。考虑到桥少人多的不便，特别是木桥容易腐蚀塌圮的危险，有缁衣发愿效林上人之所为，筹募资金修建石桥，于是请李流芳作疏以劝募。流芳在了解具体情况后欣然应允，他认为捐钱修桥的行为举措跟“能植后生之福”的“建祠宇、崇经像”同等重要，不仅如此，此举还能为民众带来直接的福利，正因为能急百姓之所急，其价值便更加彰显，其捐赠者也就能得到更大的福报，“福田善果又植之于无穷”。虽然这次由某僧和李流芳发起的募修最终未果，但流芳通过佛教慈善的方式推动地方公共建设，服务民间社会的诉求则是极为真切的。

李流芳印：长蘅、流芳

李流芳的劝募文撰作与佛教慈善思想

在李流芳的劝募文章中，他往往以利他最终利己的观点引导捐者，勉励他们多积善缘。其文《白鹤寺募建三元殿疏》是为募建白鹤寺中的三元殿而作，三元殿乃道教宫观，属明时海州（今属江苏连云港）云台山三元宫之分灵。以佛子奉道祠虽则符合“佛所为真常妙净之理”，却难以向芸芸信众解释周全。李流芳深知玄妙高深的佛理“不可以户而说之”，因此在劝募时，索性避除说教之辞，直接从“有所利而为善，惧而不为恶”，利他终究利己这一百姓普遍接受的因果报应论出发，表明道教在“瘅恶章善”的意旨上与佛教是一致的，所以在佛寺中募建三元殿也是合理的。这实际上就抓住了捐者最为关心且疑惑的问题，并根据大众的普世认知有针对性地予以回应，在弘扬佛教利生观的同时，亦展现出劝募的智慧与策略。

面向捐者，除直接申明捐修庙宇有助福报外，李流芳还从更高的维度讲述捐赠利他，终将利己的道理。天启五年（1625）正月十二日，流芳作《虎丘重修浮图、天王殿记》。撰此文时，虎丘浮图、天王殿已告落成，因此作者的意图在于表彰捐貲者和募建者之功，“记之，使往者有所鉴，来者知所劝”，鼓励今后有更多的人参与佛教慈善，因此同样具有劝募的性质。文中有云：“上人之功伟哉！夫浮图、天王殿两者，虎丘之表也。虎丘高不二十仞，由阊阖门逦迤而西，骋望天末有矗然秀出于青林碧瓦之上者，则浮图为之表。入山门，裵回于生公讲台，层楼复殿，瞻瞩未已，而有翼然掩映于高柯修磴之间者，则天王殿为之表。二表堕，则丘之观撤矣。今一朝而二废举，上人之功伟哉于是！”由引文可知，流芳认为，募修浮图、天王殿这两处虎丘的标志性佛教建筑，其实质在于恢复虎丘的整体性景观，使自然风物与人文建筑相得益彰，重构一处游览胜境，人们游处于斯，自然都会成为受益者。在《重修香雪庵疏》一文中，李流芳也表达了类似的观点：“环弹山三十里皆梅，花时漫山照野，腰舆而行，凭高而瞩，如在兜罗绵世界中，香雪所由名也。如是，何可无居？况高人道流之居哉？如是居，何可无新？诸檀越莫作功德想，但为湖山点缀。它日，以看花到山中者，游屐既倦，小憇柴扉松户之闲，与师清言啜茗，亦一韵事也。余往时买山西碛，下将构阁以居，名之曰‘六浮’，未成辄弃去，故余有《登盘螭访觉如上人》诗曰：‘六浮山阁今非主，六浮居士居无处。欲乞一单终余年，坐对青山参活句。’今又将从香雪居中借一单矣。”流芳说“诸檀越莫作功德想，但为湖山点缀”，其实“为湖山点缀”就是最大的功德，捐建庙宇，修复景观后，惠及的是可以欣赏如画美景的广大众生，而作为施主，一旦到访此地，不仅能领略湖山庭宇之美，亦有机会栖迟其间，与僧侣交游唱酬，成一段韵事，这便是利他最终利己的高级意旨。

李流芳撰文募款，固然有许多篇章是对捐者的发动，然而其中也不乏对募者的勉励。在其劝募文章中，他曾多次对发起募建工程的僧侣深表敬佩之意，或鼓励他们终卒其事，建功立德。《虎丘重修浮图、天王殿记》一文中，流芳即对“值浮图、天王殿先后告圮”，“慨然任之，募材鸠工，五年而功竣”的虎丘僧人正元大加赞赏，两次感慨“上人之功伟哉”。《募造真圣堂石桥疏》则以对话的方式生动再现了李流芳当即鼓励前来求请疏文的某僧的互动场景：“无何，有缁衣而踵门者曰：‘吾将寻林上人之功，乞子为之疏。’余曰：‘子毋易言之也。千金之费，非易办之缘也；万夫之工，非易集之事也。林上人父子相继祝发出家以从事于劝募，而幸有成功。子能发此勇猛心乎？’曰：‘吾业已弃家而坏服矣。’则又问之曰：‘林上人父子拮据十年，中间沿门请乞之劳，躬亲畚筑之苦，与夫铢积寸累、早作夜息、寒暑无间之勤渠，子能办此坚固心乎？’曰：‘吾已矢之神明，死生以之，不再计矣。’余合掌而作曰：‘有是哉！以此聚缘，何缘不集？以此办事，何事不成？余不云乎？圣堂之桥急于姚浜，则子之功易于林上人也，决矣！……子倡之，而人有不乐赴者乎？子第持吾言而告之。’”某僧以其壮士断腕的决心勇于担当募修石桥的重任，令流芳为之深深感佩，故将其与先前成功募造石桥的林上人相提并论，这是对某僧特别的鼓舞和褒奖，而对其自身同样是一种勉励，希冀勠力同心，共同完成兴造事业，与此同时，这也是对更多化募者和尊佛护法者的激扬与支持。

李柯纂辑点校《李流芳集》（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2012年版）

作者为华东师范大学社会发展学院民俗学研究所助理研究员、民俗学博士后，复旦大学中国古代文学博士，曾纂辑点校《李流芳集》（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2012年版）。

本文为2015年度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李流芳与晚明文艺思潮——以文本和图像为中心的区域文化史考察”（项目编号：15YJCZH079）、2015年度上海市教委科研创新项目“嘉定文人李流芳与晚明文艺思潮——以文本和图像为中心的区域文化史考察”（项目编号：15ZS086）的研究成果。

白鹤寺九品观仅存的普同石塔（现移至古猗园中）

李流芳还多次在劝募文章中论及募捐的规范性和公开化问题。总的来讲，他认为只有捐赠程序规范可行、捐赠过程公开透明，才能有效保障利益相关者的知情权，建立募者与捐者的互信机制，避免腐败贪污的滋生，帮助及时发现问题、解决问题。这就体现出对捐者和募者的双重责任，既有助于发动、保护捐者，也有利于鞭策、完善募者，从而确保佛教慈善公益事业的可持续发展。正如《重修九品观弥陀殿缘起》所述：“莲峰之孙某及主殿僧某，忱然继于先志，而衣钵萧然，势不能不告募十方，乃相与谋之于余。余曰：‘度修殿之费若干？’曰：‘百金。’曰：‘上人不见夫今之十室九空者乎？’曰：‘费少而众轻，易举也。’曰：‘上人不见夫许浮于与乎，耗浮于用乎，为之奈何？’曰：‘有法于此：依大本四十八愿，一愿为钱四百有八十，以一愿为一簿，愿者给之，度二百愿有余而事可举。人少而费轻，许者可兴也；有簿可查，用者不耗也。’余曰：‘善矣！余行见兹殿之再新矣。二师之精神不散，其在上人矣！其在上人矣！’遂书之以口口。”由这段引文可知，李流芳是通过与化募者莲峰之孙某及主殿僧某的对话，在确认了此次募捐操作规范、现实可行、明细公开之后，才为之作文的。万历二十年（1592），曙斋老人与莲峰长老两位前辈曾对“殿宇颓废”的九品观、弥陀殿进行修葺，“不数月而堂构焕然”。至天启年间，这处建筑又趋倾颓，亟待募建，莲峰之孙某、主殿僧某两位上人在“衣钵萧然”的景况下，“继于先志”，慨然担此重任，着实令人敬佩。而越是崇高，越是不易，越应该恪守规范公开办事之原则，否则事将难成，反倒会辜负发起人的一片苦心。在《陈忠庵募缘疏》中，面对同属云栖法派且原籍嘉定的化募老僧，李流芳故意借云栖先师不主张以其名义募捐这一事由来间接晓喻僧人务必重视捐募的公正。云栖法师之所以“平日戒其徒无以云栖之名募，凛然若以为非义而不可干”，是担心沾染世俗之弊，以致门庭败坏。反过来讲，只要“能以云栖之教令、先师之遗意，牍而告于四方”，处处体现公平正义，这样的募捐就值得肯定和推赏。《虎丘重修浮图、天王殿记》一文也是以对话的方式传达出对规范公开原则的重视。当李流芳大加称赞虎丘僧人正元有募修之功时，“元慼然曰：‘余何敢为功，余求免于咎而已。余之为此举也，夫亦鉴前之覆辙，而凛凛于因果错谬之戒。一钱之入，不敢不注于籍也。一人之施，不敢不登于石也。然而谤言狎至，余唯是不克终事是惧，而敢自为功乎？’”对此，流芳回应道：“思深哉！上人之不伐已。夫因果之说，佛氏之觕者也。然精而求之，其灼然而不昧者盖寡。今之剃染出家秉佛之教者，瓶钵粥饭皆非其出于己者也，而欲私之以为有。偶举一事焉，又猎檀信之赀而乾没耗散之。此所谓稗贩如来，罪之大者也。若上人者，其知免夫。嗟乎！凡今之任事者，苟求免于咎而不妄为功，则天下之事其亦可为也已矣。”从发起募建到展开捐赠，再到实施修造，已然十分艰辛，如果在规范性和公开化上没有保障的话，则必当功亏一篑，何况即便是“鉴前之覆辙，而凛凛于因果错谬之戒”，也不能完全避免“谤言狎至”，所以更应该时时秉遵规范公开的原则，“求免于咎而不妄为功”。为此，李流芳特别支持寺庙方公布善款明细、清列捐款人名姓的做法，坚决反对借机侵吞、挪用、滥用善款，认为这是“稗贩如来，罪之大者也”。

结语

总之，凭借着知名文人和佛教居士这一双重文化身份，李流芳广结善缘，通过撰写劝募文章等方式积极投身佛教慈善公益，对其故乡嘉定乃至整个江南地区佛教事业的发展良有助益。这一过程投射出晚明时期以李流芳为代表的江南文人与僧侣群体互动共生的人文景观，以及地域认同与宗教认同彼此建构中的江南文化繁荣和晚明佛教中兴，同时也可借以窥见地域社会民间互助的动机与行为、方式与秩序。李流芳在其劝募文章中所呈显的慈善观念、公益思想，则从一定程度上反映出晚明江南文士在参与民间社会公共事务时的处世智慧，这对于当代佛教慈善捐赠工作的提升与完善具有相当的历史参考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