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可食无肉,不可居无竹”,苏东坡的诗句道出了竹在古代士人心中的地位。竹虚心有节,那谦逊劲节之气、静雅萧疏之态正是文人雅士孜孜以求的精神境界,也因此被誉为“四君子”之一。中国是世界上最早用竹子和最善用竹的国家,湖南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中出土的“西汉彩漆龙纹竹勺”是最早的竹刻艺术品。宋代郭若虚《图画见闻志》中记载了汉代竹刻技艺已出现了“留青”的刻法。元末陶宗仪《辍耕录》描述了南宋艺人詹成制作雕竹鸟笼的高超技艺水平,詹成也是有记载最早的竹刻大师。
在石狮市博物馆举办的“丝路狮缘:故宫狮文化珍宝展”中,就展出了一件留青工艺的竹笔筒——清中期竹雕留青九狮图竹节式笔筒(图1)。
图1 清中期竹雕九狮图竹节式笔筒
据北京故宫博物院器物部副研究员刘岳介绍,该笔筒高13.5、最大口径9厘米,保留天然竹节痕。外壁以留青法刻画九只狮子相互嬉戏的场景,点缀假山湖石。狮子的形象夸张而富趣味,来自传统造型艺术,与真狮大相径庭。“九狮同居”谐“九世同居”之音,为流行的吉祥图案。湖石阴阳向背判然而别,立体感极强。又利用节痕将图纹划分出区域,并以其广狭之别形成曲线变化之美,匠心独运,技巧高超。留青工艺又称皮雕,通过预留竹表青筠来表现图案,并剔去其余部分,露出竹肌作为地子。这种技法在清代发展到顶峰,可以利用皮层的多留与少留来划分纹饰层次,营造出有如运笔而成的墨分五色的效果,从此件笔筒上即可见一斑。
图2 明朱鹤异形高浮雕竹笔筒
若论及竹刻笔筒,首先当论明清竹刻工艺。明代中期开始,竹刻成为了专门的工艺美术种类。明中叶至清,竹刻工艺日益繁荣,名家辈出,也使得竹刻成为了供人玩赏的艺术品。当时盛产竹子的江南嘉定和金陵也自然成为了竹刻的两大中心。嘉定派以朱鹤、朱缨、朱稚征祖孙三人为代表,他们都擅长用深刻、浮雕、圆雕的手法来雕刻作品(图2)。三人都有极高的艺术修养,从传统绘画、书法、篆刻等艺术中借鉴、吸收精华,并巧妙地应用到竹刻作品中。所刻作品神形兼备,意境悠远,留下了风格鲜明、美轮美奂的竹刻艺术品,并且影响了后世竹雕的流传风格,嘉定派也成为了当时全国竹刻艺术最大的流派。南京博物院藏有被鉴定为明正德年间的朱松邻制高浮雕松鹤纹笔筒,阴刻铭文:余至武陵,客于丁氏三清轩,识竹溪兄,笃于气谊之君子也。岁之十月,为尊普熙伯先生秩寿。作此奉祝。辛未七月朔日,松邻朱鹤。深峻娴熟的雕刻技法让作品层次清晰,古松与仙鹤形态逼真,自有一种古朴浑厚之美。
图3 清乾隆周芷岩制春山读书图笔筒
而清代竹刻名家主要有张希黄、吴之璠、封锡禄、施天璋、邓浮嘉、周芷岩、尚勋、潘西凤(号老桐)等,其中多数为嘉定派传人,比较著名的有吴之璠、封锡禄、周芷岩三人(图3)。除嘉定派之外,清代竹刻名家还有道光年间的方絜,擅长在竹笔筒上替别人作画像,须眉逼真,栩栩如生。在雕刻人物脸部时,多采用陷地浅刻,其余部分用阴刻,两种雕刻技法配合得相得益彰,时人称为“无上逸品”。清代竹刻笔筒一般以浅浮雕来突出主题,而留青笔筒以大量留白之法表现画面的淡远清秀,别具一格。
明清时期的文房雅玩雕刻艺术是中国工艺美术史上的一个高峰,明清时期的笔筒主要以瓷质、玉雕、景泰蓝工艺及竹木雕刻的笔筒为多。在这些类别的笔筒中,作为一种文玩艺术品,尤以文人风味醇厚的竹雕笔筒见胜。从质地上看,竹刻笔筒并不比其他材质的笔筒贵重,但近几年的拍卖价格却比很多瓷质笔筒的价格高出很多,仔细分析之后发现,两者之间的市场行情是由拍品自身的艺术性决定的。以明晚期到乾隆时期的笔筒为例,明末清初竹雕名家辈出,从体裁的意境到雕刻的技巧都有文人的贡献,此时期的作品精益求精,艺术表现力极强。所以明清时期竹刻笔筒的市场价位一直很高。而在竹刻笔筒的收藏中,应当以清代作品作为重点集藏对象,不仅因为其传世作品相对较多,主要是因为清代的竹刻行业人才迭出,竹刻的技艺已经相当精绝。
图4 清赤壁夜游园竹笔筒
北京保利2013年曾上拍一件清赤壁夜游园竹笔筒(图4),成交价达586.5万元。椭圆形笔筒,镶紫檀木口与底,下承四足。外壁以通景形式刻东坡赤壁夜游图。前景为东坡与僧、道二客所泛小舟,袍而长髯,凭几而坐者为东坡;俯于几上者为佛印;道士背坐仰观。一旁童子正漉酒入坛,老舟子二人齐力摇橹,刻画传神。巨石插立江中,湍流汹涌。横云烟岚,横亘缭绕,与江水波涛上下呼应。茂密虬松、霜叶等披于悬崖,益显壮丽。赤壁似天幕幔帐,右方障壁直如插天巨屏,气势撼人。左侧山谷瀑布激流奔腾其中,岩壁盘折交错,极尽深远、幽邃之境,俨然如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