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画鉴定,科学还是艺术?
西班牙《阿贝赛报》曾有一篇报道,题为《艺术品鉴定:一项并不精确的科学》。内以伦勃朗绘画鉴定为例,“1913 年,世人普遍认为伦勃朗一生共创作了988 幅画作”,十年后被删减至613 幅;2010 年10月,“此时被认为是伦勃朗真迹作品数量是240 幅”;2014 年经过对伦勃朗画作完整地审核,现存伦勃朗之作真迹数量为340 幅。这一案例导致了“这是一项并不十分精确的科学”的结论。
《夜巡》﹝The Nightwatch﹞1642 年,油彩画布,359 x 435 公分荷兰 阿姆斯特丹国立美术馆
书画鉴定是一个古老的话题,例如清乾隆朝借《石渠宝笈》诸书的编纂,对内府所藏书画进行编目、鉴定。但参加的大臣们肯定会仰承圣训,而且诸臣亦并非真正意义上的书画鉴定家,大多做案头工作,以致录入了相当数量的伪作。
《石渠宝笈》民国本
至当代,文化部国家文物局曾在1983~1990 年,由谢稚柳、启功、徐邦达、刘九庵、傅熹年、杨仁恺、谢辰生等人组成中国古代书画鉴定小组,“行程数万里,遍及25 个省、区市,121个市县,208 个书画收藏单位及部分私人的收藏,共目书画作品61596件”,并以出版的《中国古代书画图目》24卷为主要成果。这是老一辈鉴定家留下的丰厚遗产,同时也给我们留下了相当数量“待研究”的作品,即当时被鉴为真迹,后经研究也并非真迹的作品。
中国古代书画鉴定小组成员
沈尹默、吴湖帆对黄公望《富春山居图.剩山卷》的鉴定意见
书画辨伪案例
宋乔仲常《后赤壁赋图》今藏美国纳尔逊—阿特金斯艺术博物馆。丁羲元先生于1991 年在《朵云》杂志发表文章质疑该作,以画法、尺寸、藏印等方面辨识其为伪作。
(宋)乔仲常《后赤壁赋图》 纳尔逊—阿特金斯艺术博物馆藏
但人们没有注意到的是:该作为清宫旧藏,著录于《石渠宝笈·初编》,并被列为“上等”之作。依《石渠宝笈》一书《凡例》规定,凡“上等”书画应钤加乾隆帝的六玺,而此卷只有嘉庆、宣统二帝印玺。是否一时疏忽漏钤了呢?但迄今尚未发现除此作之外的特别之例。结合丁羲元先生的质疑,以及卷后被傅申先生辨为伪书的赵德麟书跋判断,该作并非乔仲常的原作,很可能是以摹伪本偷换了乾隆内府所藏原件。
乔仲常《后赤壁赋图》卷后赵德麟书跋(伪)
元邓文原章草书《急就章》卷,今藏北京故宫博物院,一向被认为是其章草书的唯一传世之作。该卷书款:“大德三年三月十日为理仲雍书于大都庆寿寺僧房。”
元邓文原章草书《急就章》卷,局部,故宫博物院藏
然据《元史》:“大德二年调崇德州教授,五年擢应奉翰林文字。”按“崇德”地处浙江杭州,“教授”为从八品的学官。邓文原在大德五年才任翰林文字一职,他不可能在大德三年到北京的庆寿寺写下此卷《急就章》。此外,书在本幅同纸上的元石岩、杨维祯、张雨三跋,经鉴验书法、印章等,也非真迹,即主要辅证反辅证其伪了。
(明)戴进《三顾茅庐图》
书画鉴定所谓的科学方法,其主体仍然是传统的鉴定方法,依靠长期实践中培养起来的,富于审美经验的眼力,辅以其他学科的、检测仪器的种种方法,正如品酒师之于品酒,不能用仪器检测代替其口舌之辨,这也正是艺术的魅力所在。
石岩、杨维祯、张雨题跋(从右到左)
又如北京故宫博物院藏倪瓒《古木竹石图》,该图上有元明人七家诗题,又分别见于明赵琦美《铁网珊瑚》卷十八中《竹木秀石图》后的十一人题记、明朱存理《珊瑚木难》卷六中《竹树秀石图》后十人题记、清吴升《大观录》卷十七中《古木石岩图》后六人题记。其中王璲一诗题,又重见于《大观录》所记倪瓒《古木幽篁图》的题记中。
倪瓒《古木竹石图》,故宫博物院藏
这其中必有问题,经考辨可证该图及元明人诗题均非真迹。该图所画竹石等景物的画法特征,与北京故宫博物院藏倪瓒《古木幽篁图》颇有相像之处,不能不怀疑两图同为一人或同一伙人所伪造。
倪瓒《古木竹石图》上的元明人七家诗题
今藏北京故宫博物院赵孟頫小楷书《道德经》,该卷款署:“延祐三年岁在丙辰三月廿四五日,为进之高士书于松雪斋。”“松雪斋”为赵氏在吴兴家中的一处斋室。据相关文献记载,延祐三年三月二十一日时,赵氏在大都,而其三天后在吴兴松雪斋写下《道德经》,是根本不可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