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议《五马图》与“苏黄米蔡”[图文]

北宋 李公麟 《五马图》展出现场　

东京国立博物馆颜真卿特展前不久落幕，除了展出的举世瞩目有“天下第二行书”之誉的颜真卿《祭侄文稿》墨迹手卷外，其余展品同样精彩纷呈，尤其北宋李公麟的《五马图》的出现，可以说是本次大展所呈现的最后一道大餐，其在绘画史上的珍稀程度甚至与《祭侄文稿》不遑多让。更令人惊喜的是，这件作品是在“人间蒸发”八十多年之后的首度露面。

李公麟（1049 - 1106）被誉为“宋画第一人”，释道、人物、鞍马、花鸟、山水，无所不精。尤其鞍马和人物，超迈前人，世所公认。他又创造性地发展了“白描”画法，擅于用笔墨勾勒线条来表现事物，并使这一画法达到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另外他襟度超轶，文章有建安风格，书法如晋、宋间人，辨钟鼎古器，博闻强识，当世无与伦比。故而他的绘画“以立意为先，布置缘饰为次”，独出新意，回味无穷。北宋《宣和画谱》收录其作品百余件，但传至今日，可信的只有《五马图》和《临韦偃牧放图》两件，其他如《九歌图》、《维摩诘演教图》、《西岳降灵图》等都颇有争议。

李公麟 《五马图》“凤头骢”

李公麟善画马，识者称他笔下的马“曹韩以来未有比也”，当时就极有名，更有“都城黄金易得，而伯时马不可得”之说。《临韦偃牧放图》今存北京故宫博物院，是李公麟临唐人作品，只有《五马图》是存世唯一李公麟原作。

此《五马图》手卷，高27.8厘米，全长256厘米，线描墨画淡设色，绘西域所进名马五匹并牵马奚官、弁从五人，均右向立。每匹马后有黄庭坚题记，标明所进马匹时间、出处，名称，年龄、尺寸等细节。一为“凤头骢”，二为“锦膊骢”，三为“好头赤”，四为“照夜白”。惟第五匹缺题，仔细观察第五图，会发现此作笔法等细节与前面明显不同，年份上也显得较新，而且画面纯水墨没有一点设色，可以肯定系后来补绘配入。据周密《云烟过眼录》卷上记载推知，这匹马原先应为“满川花”，本有黄山谷题字云：“元祐三年正月上元□□□进‘满川花’”。

李公麟 《临韦偃牧放图》局部 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李公麟 《临韦偃牧放图》局部 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卷后有黄庭坚和曾纡（1073 - 1135）题跋。曾纡题跋中记述了黄庭坚所说李公麟“画杀满川花”的逸闻，说他放下画笔，马就死了，“盖神骏精魄皆为伯时笔端取之而去”，由以彰显其画技之高。

此卷显赫巨迹，流传有绪，闻名天下，先归于南宋内府收藏，《云烟过眼录》著录。到了元、明两代，经柯九思、张霆发等名家递藏，并且《清河书画舫》、《珊瑚网》、《式古堂书画汇考》和《大观录》有著录。清康熙年间，被河南商丘大藏家宋荦收藏。大约乾隆时期，始进入清宫内府崇宁宫，并著录于《石渠宝笈重编》。乾隆皇帝两次在《五马图》题字，1753年题七言长诗为引首，1784年有两段题在画芯，他也发现了第五图替换伪入的现象。这幅名画在末代皇帝溥仪退位后，1921年被借出宫中，放在溥仪老师陈宝琛处，给日本美术学者中川忠顺、大村西崖等人观赏，开始引起他们的注意，大村还请摄影师专门拍照，介绍到国内（日本）。期间，著名作家芥川龙之介来华，也曾寓目此画，并作文记之。1922年，溥仪以赏赐溥杰的名义将此画盗运出宫，并经陈宝琛外甥刘骧业居间运作，几经周折，大约于1920年代末售于日本实业家。二战以后，《五马图》不知所终，曾传闻在宋美龄手中（见徐邦达著作），北京故宫博物院只留下民国时制作的珂罗版印刷品。很多人都以为此件国宝已经毁于战火，没有料到如此神物重宝自有神天护佑，此次重现人间，并已为东京国立博物馆收藏。

李公麟 《五马图》“好头赤”

李公麟 《五马图》“满川花”

另外在宋代书法环节，此次展览重点展出七件“苏、黄、米、蔡”宋代书法四大家的作品，件件堪称精绝。其中米芾最多，有三件手卷。《草书四帖卷》，我没有看到，《行书三帖卷》虽然曾经看过两次，但此次看来仍是感觉欣喜，是米氏最生动的行书手札。而最让人心动的还数那卷《行书虹县诗卷》，高31厘米，长487厘米，全卷37行，每行二到三字，错落有致，潇洒随意，信手写来，墨色或枯或浓，天真烂漫。最能体现米芾散淡的性格，以及精深的书学造诣。

米芾《行书虹县诗卷》

米芾《行书虹县诗卷》

黄庭坚也有两卷，永青文库所藏的《行书伏波神祠诗卷》也因展品轮休而不幸错过，但著名的《草书李太白忆旧游诗卷》则赫然在目。此卷为京都有邻馆珍藏，纵横恣肆的笔意，跌宕多姿。可惜此卷品相稍疲，有些字磨损厉害，否则其精神当更加灿烂焕发。

苏东坡《行书李白仙诗卷》，大阪市立美术馆收藏，是苏轼元祐八年（1093年）的书作，当年五十八岁。两首诗写在印有兰草暗纹的砑花笺上，潇洒随意，雅韵欲流。苏东坡天资极高，虽然说自己不善于书法，但又说自己最懂书法。据说他很爱写字，只要看到纸笔拿起来就写，直到写完为止。但他又很不喜欢人家求字，黄庭坚知道他的脾气，于是每逢酒宴就吩咐主人悄悄准备纸笔在边上，他看到必然会大写一通。

米芾《行书虹县诗卷》

这一手卷落款为“元祐八年七月十日，丹元复传此二诗”，没有署名，但一看就是苏轼典型的书风。这两首李白诗，在李白的正集中没有收入，估计苏轼当时也没有读到过，所以欣然择上好佳纸写录。查上海古籍出版社瞿蜕园、朱金城校注《李白集校注》，此二诗收入卷三十“诗文补遗”，题为“上清宝鼎诗二首”，即录自此卷东坡墨迹。然而，中华书局孔凡礼整理点校之《苏轼文集》题跋卷中“记太白诗二首”，文字与此墨迹本基本相同，但也颇有不少出入。比如将“朝披梦泽云”写作“朝披云梦泽”等，显然不大贴切。

蔡襄其实是“宋四家”中最老的一位，展出的《楷书谢赐御书诗表卷》，是蔡襄为感谢宋仁宗御赐宸翰而写的极精意之作，书于著名的澄心堂纸上，楷法端丽谨严，行距宽大舒朗。后有米芾、文及甫、鲜于枢、解缙、吴宽、董其昌等题跋累累。原为清宫旧藏，被溥仪携往长春，后流入日本，现藏东京台东区立书道博物馆。

苏东坡《行书李白仙诗卷》大阪市立美术馆藏

苏东坡《行书李白仙诗卷》大阪市立美术馆藏

对于苏黄米蔡的评价，我觉得还是潘伯鹰先生讲得好，大意是说，苏黄两人虽然书出新意，字形结体与古人明显不同，但他们整体传达的韵味格调却与二王及唐贤的书法非常契合，血脉相通。而米芾深通古人笔法字形，人们还笑他是“集古字”，能八面出锋，时出新意，但他的新与苏黄却又不同，“毕竟由于他太内行，太喜欢显神通了，所以满纸都是精彩，也满纸都是火气”。即使这样，你还不能不服他的灵光奇气。蔡襄由褚薛入手而在风格上自然接近颜鲁公，但他没有颜的沉雄博大，“使人感觉到他是笔笔精心要好的。他下笔处处精丽，使人越看越醉心。”正是由于他太注意细节，当时就被米芾黄庭坚等人讥为“如少年女子”、“时有闺房态度”。纵然如此，蔡襄在接引二王法脉，开启宋代书派主流上作出了承前启后的贡献。

纵览此次东京国立博物馆的颜真卿大展，笔者还有几点不成熟的体会，不妨也在这里说说。

颜真卿墨拓《逍遥楼》

笔者观展期间，深感日本民众对这一书法展的浓厚热情。有关展览的海报广告在地铁、宾馆等场所随处可见，报章媒体也均有报道，美术杂志《太阳》还专门出了别册。据说展览结束前几天，日本天皇夫妇也去参观了此一展览。

另外，书法在日本民间的群众基础也相当扎实，我曾多次去过银座专卖文房四宝的百年老店鸠居堂，除了每次看到三四楼不断举办各种书法展览外，二楼书柜处还摆着十几种不同的书道杂志，如《教育书道志》、《书之光》、《小石之友》、《书道研究》和《学生书道》等，期刊种类甚至比我们还多，由此亦可见书法在日本民众中的普及程度。

最近，明显受东京颜真卿书法大展的影响，西安大雁塔下也在举办一场名为“丰碑——颜真卿名碑拓片特展”，颇引起大家的关注。我倒忍不住“胡思乱想”，要是将来有一天，能将东京特展的宝贝，外加两个故宫以及各大博物馆的名宝家珍，统统如数搬到西安碑林，举办一场旷世墨宝大展，那才真正激动人心呢。

苏东坡《行书李白仙诗卷》大阪市立美术馆藏

苏东坡《行书李白仙诗卷》大阪市立美术馆藏

此次大展，藏品阵容强大。177件展品中，绝大部分来自日本本土，东道主东京国立博物馆提供36件藏品，附近台东区立书道博物馆提供48件藏品，三井纪念美术馆提供26件藏品，从数量上来说三家呈鼎足之势，已占全部展品的大半。

台东区立书道博物馆也在上野公园附近，是一家专业的书法博物馆，虽然规模不大，但近年在业内颇有名气。此次为配合颜真卿大展，期间他们还和东京国立博物馆联合举办了一个姊妹展《王羲之书法的残影——通往唐代的历程》，在东博东洋馆和书道馆同时展出。该馆书法藏品丰富，像此次展出的唐摹索靖《月仪帖》、王献之《地黄汤帖》和杨凝式《草书神仙起居法》等墨迹传本，虽然争议不已，但均为该馆庋藏。至于碑帖等书法资料，则更加琳琅满目。

褚遂良《伊阙佛龛碑》

京都国立博物馆提供9件藏品，大阪市立美术馆提供6件藏品。东京附近关东地区中部的埼玉县淑德文化大学书学文化中心，我们以往不大熟悉，此次提供6件碑拓，有《曹全碑》、褚遂良《伊阙佛龛碑》、唐玄宗《石台孝经》，以及新出颜真卿的《王琳墓志》两种和《郭虚己墓志》，均为整拓。其他零散的21件展品分别来自日本各种公私收藏机构，重要的如宫内厅收藏的传贺知章《草书孝经卷》墨迹，九州国立博物馆的王羲之《妹至帖》以及东京永青文库的黄庭坚《行书伏波神祠诗卷》等。

另有17件展品没有注明出处，估计多为私人收藏。其中如智永《真草千字文》墨迹本，是日本国宝级藏品，此次也难得亮相。还有新发现的王羲之《大报帖》墨迹等。由此也可见主办者长袖善舞，强大的组织能力。

中国方面，台北故宫博物院虽然仅借展4件藏品，除颜真卿《祭侄文稿》这样的“眼乌珠”外，褚遂良《黄绢兰亭序》、怀素《自叙帖》和《小草千字文》都是很有亮点的作品。数量虽少，但它的分量在此次展览中十分之重。

唐 褚遂良《黄绢兰亭序》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唐 褚遂良《黄绢兰亭序》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另外，此次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也借出4件藏品参展，同样令人注目，分别是汪氏孝经堂本《九成宫醴泉铭》、孔氏岳雪楼本《集王圣教序》、吴荣光藏本《李思训碑》和何绍基藏本《麻姑仙坛记》。这些都是文物馆北山堂主人捐赠藏品，北山堂是已故香港著名富商、文物收藏家利荣森（1915 -2007）的堂名。利荣森热爱中国文化艺术，1957年开始，即加入伦敦东方陶瓷学会，1963年与藏家好友在港创立文物收藏家协会，即著名的敏求精舍。利荣森博士是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的创办人和赞助人及文物捐赠者，早在1960年代初期，香港中文大学成立伊始，利博士即带领家人鼎力支持大学建设及发展，创设中国文化研究所（下设文物馆），又捐赠艺术文物、赞助教授讲席、研究基金及奖学金等。1971年文物馆成立，利博士出任文物馆管理委员会主席，擘划文物馆发展，并将私人珍藏的大部分陆续捐赠文物馆，涵盖绘画、书法、拓本、玉器、陶瓷，以至雕塑、文玩、竹刻、玺印及铜器等。另外，辽宁省博物馆也为纪念利荣森的无私捐助，在展厅特设“北山堂馆”。

此次展览的空前成功，还因归功于展馆的硬件设施。平成馆是东京国立博物馆最新的一个馆，展厅条件非常好，二楼展厅目测层高有六七米，展柜橱窗高度估计也在五米上下，而且玻璃尺寸硕大无比，又是高透光低反射的材质，加上很棒的灯光照明，使得橱柜异常通畅，十几米，二十米的大手卷放在里面，几乎一览无余。同时高大的玻璃橱柜，为很多大幅整张的碑拓展示创造了条件，可以和小的手卷和剪裱册页放在一起，自由穿插，“同台演出”，这是非常难得的条件。例如，颜真卿墨拓《逍遥楼》三个大字就有三米高，加上轴头将近四米，放在橱窗里还是绰绰有余，其他如唐玄宗《石台孝经》、《颜氏家庙碑》等整拓，俱为高大立轴，一般的场地是很难让这些展品展陈得当、齐聚一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