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法历来被人称为小道,甚至是小技(伎),汉赵壹《非草书》中说:“草书之人,盖伎之细者耳。”然而虽小道,必有时代精神、民主道义、传统积淀、个人修养和气质为基础,否则,不可观也。盖小道者乃大道之外见也。魏晋之风度,乃有右军之法;盛唐之强大,乃有鲁公之体;然右军之诗文、之率真,鲁公之学问、之忠义,又岂可忽之者也。从古至今,真正的大书法家,必是大学问家且气质非凡之人。
毛泽东的一生,主要精力用于革命事业,他参与组建共产党,发起秋收起义,上井冈山打游击,反围剿,长征,土地革命,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建国,然后又忙于阶级斗争,建设社会主义,发动文化大革命,总之,他忙于国内国际上的军政大事。(其功过是非,本文暂不作评论)其次(业余),他是一位文章家、诗人,书法对于他来说,是余事之余事。和他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及其军队来说,是微微不足道的。
那些专业书法家,“三更灯火五更鸡”,把书法当日课,“夕惕不息,仄不暇食,…领袖如皂,唇齿常黑。”毛泽东学书法,所花时间和精力只是他们十万分之一。(我曾讲过这句话,编辑改为“十分之一”。)然而,毛泽东却是共和国第一书法家,也是清代兴起碑学以降至今最杰出的草书大家,也是古今狂草书法家中的大家之一。
艺术的成功属于天才,而不属于苦功。
清季以来,书法之可观者,多属政治家、军事家、学问家。凡专业书法家的书法,多恶丑而多怪,鲜有可观者。王力说:“毛主席不是书法家,他不像康生真草隶篆皆通。毛主席读了大量的字帖,但大部分是行书和草书。毛主席不临帖,只是读帖、看帖。他是绝顶聪明的人,能吸取古人的东西自创一体,有很大的成就,但不是严格意义上的书法家。”王力实在是太无知,而且他既说毛主席“自创一体,有很大的成就。”又说“毛主席不是书法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书法家。”“自创一体”已很了不起,又“有很大的成就”,怎么还不是书法家呢?逻辑上荒谬,还可谅解;但他对于艺术的无知,实在令人无法容忍。王力还说:“康生是我们党内最大的书法家,是当代中国最大的书法家之一。”康生的书法是相当有功力的,当然是传统功力,但其书法的气势和格局远远不及毛泽东,鲜明的特色更不如毛泽东。多能不如独诣,所以,毛泽东书法成就还是远在康生之上的。
毛泽东 《沁园春·长沙》
王力说毛泽东不临帖,也是没有根据的。从现存毛泽东1913年10月12日写的《讲堂录》书迹看,他是学过明清文人的书法。也可能是受他老师的影响。根据研究毛泽东书法的专家叙说,毛泽东青少年时学过欧体、颜体、二王、魏碑。这从他1915年11月9日给黎锦熙的信,1919年4月28日给文玉瑞、文玉卿(毛两位舅父)的信可以看出欧体和魏碑的底子。毛泽东1921年1月28日给彭璜的信中可以看出他碑帖双修的功力。他写的《离骚经》严整而力健,碑体而帖韵,虽是年轻时所书,而现在的书法专门家无人能过。天才人物的用心,是以一当万的,他稍一经心,也许是很多人终生努力所达不到的。莫扎特4岁时,从未学过小提琴,也从未学过那六支名曲,他第一次拿起小提琴跟着几位大音乐家学着拉,几分钟后,竟使几位大音乐家停琴静听,而且都感动得流泪。誉为天才。莫扎特只学几分钟,却超过了那些专门家一生的努力。这就是天才。毛泽东临帖几天,甚至只读帖几个小时,已是一般书法家终生努力所难达到了的。平庸者不可以自己的平庸看待天才的奇特。从王力的诗文和书法看来,他是个十分平庸的人,根本不足评论毛泽东的书法。
毛泽东书法
从毛泽东早年写的《离骚经》看,他的楷书功底是很深的。那时候,他是一名教师,可以心平气和慢慢地写。但他后来参加革命,工作就忙了,他没有时间慢慢地写楷书,我们看到的大多是草书。虽然他所留下的大量的书信、题词等都是十分优秀的书法艺术品,实际上,他当时是无心创作艺术的,只是传达自己的意见和指示,表达自己的思想而已。
毛泽东在参加革命之后,直到1958年,他的草书,基本上是小草而不是大草(狂草),可以想见,他书写的速度是很快的,但大抵还是一个字一个字的写,偶尔有二字相连的,也是形连势不连,当然意是连的。虽然也有力数字避就穿插,但和后期狂草那样纵横捭阖、恣情为之,气势大开大张显然不同。这时期的字显得清秀疏朗,潇洒中见流丽,如其《贺新郎·别友》、《菩萨蛮·黄鹤楼》、《忆秦娥·娄山关》等皆然。或沉稳中见超动,如1945年书赠柳亚子的《沁园春·雪》。或恣意中见雄劲,如给周世钊、黄炎培写的信和词;或秀润中见飘逸,如1949年赠柳亚子《七律·饮茶粤海未能忘》。然皆气全而韵高,显露出非凡的神采。王僧虔说:“书之妙道,神采为上,形质次之。”书法中有无“神采”,有无“气韵”,是书者能否成为书法家的重要标志。
技巧人人能学,形质下笔便有,当然,形质也有高下之分,惟“神采”非技巧所能达。靠的是天赋、学识、修养和气质。
毛泽东书法
毛泽东的书法,到了1958年之后,又有一个大的飞跃,由小草变为大草,即狂草。
很多在毛泽东身旁工作过的人都说毛泽东写字是为了休息,是休息的一种方式。写字可以代替休息,但学书并不轻松,至少说,不是休息。当然,天才人物可以交替性地接受知识,以避免疲劳。比如写文章累了,看看书,读历史书累了,改读诗词,读诗词累了,改读散文,天才人物对任何事都有新鲜感,新鲜的事出现了,他便不会疲劳。1958年,毛泽东可能有点空闲。新中国成立后,百废待兴,抗美援朝,三反五反等等。匈牙利事件爆发后,他又担心知识分子和民主党派结合起来造反篡权。于是他又发起反右派运动,“引蛇出洞”先把55万知识分子镇压下去,这样就避免了匈牙利事件的发生。政权稳定了,他的心也就稳定了。1958年,他为全国布置了新的建设社会主义任务。然后他可能稍微轻松一点了。他要外出看看,他给秘书田家英写了一封信。
“田家英同志:请将已存各种草书字帖清出给我,包括若干拓本(王羲之等),于右任《千字文》及《草诀歌》。此外,请向故宫博物院负责人(是否郑振铎?)一询,可否借阅那里的 各种草书手迹若干,如可,应开单据,以便按件清还。毛泽东 十月十六日”
信的最后一句,使我感动,“应开单据,以便按件清还。”反映了一个人的修养和公私分明的原则。但是很多大人物是做不到这点的。
毛泽东书法《沁园春·雪》
这封信表明了毛泽东要专门研究草书了。他要把自己收藏的“各种草书字帖”带上,(负责清点毛泽东藏书的人应该把毛泽东收藏哪些字帖,哪些草书字帖,报告出来,以便研究。)还特别指明王羲之的拓本,于右任《千字文》和《草诀歌》,毛泽东这一年已66岁了,他不仅在学草书的笔法,还在学习认识草书和写法,很多书家不写草书,就是不认识草书,不知如何写。毛泽东早年的草书中夹有行书:也可能因为他对草书的写法没有把握,也可能是怕人不认识。所以,他虽已经66岁了,还要学习《草诀歌》。又从故宫博物院借阅“各种草书”(故宫博物院研究人员也应该公布毛泽东当年委托田家英所借阅的哪些草书,以便研究。)他借来,当然要阅读,要研究,要学习,本来草书就写得很好,现在又决定再研究草书。从毛泽东信中说的自藏“各种草书”及从故宫博物院借阅的“各种草书”来看,他对于草书是“无所不师”的。据田家英说:“毛泽东的字是学怀素的。”
怀素《自叙帖》
这从毛泽东后来的字体中也可以看出。怀素的书迹现在流传的有《苦笋帖》和《自叙帖》,二帖皆是狂草。《苦笋帖》是怀素的真迹,至少也是早期可靠的勾摹本。《自叙帖》之草更狂,但据今天的学着研究,未必是怀素的真本。即使是赝品,在还是好的,对后人的影响也最大。从毛泽东后期的狂草书迹来看,他是二帖皆学了。就气势与章法论,毛泽东得益于《自叙帖》较多;就用笔用墨而论,毛泽东得益于《苦笋帖》较多。如前所述,他既研究了历代各种草书,实际上他是“无所不师”,也“无所必师” 的。有人说他学了郑板桥的“乱石铺街”法。我则认为,以毛泽东之大才,他未必能看得上郑板桥的书法,他的狂草中字体大大小小,粗细相间,穿插避让,这在《自叙帖》中本来就有,毛泽东发挥得更加淋漓尽致而已,和郑板桥是无关的。以我的研究,清人的书法,毛泽东不会放在心上,清代有几个人写得不错,如八大山人、金冬心、伊秉绶等,但这些书法在唐以前的书迹中都可以见到,何必再学他们呢?至于碑学兴起之后的书法,有几个书家写得不错,但写得都很费力,毛泽东也不会放在眼里。而且我的猜想,因为毛泽东具有反潮流精神,他学帖而弃碑,学狂草,就为了结束碑学统治书坛的局面,而开创帖学和狂草的新局面。
天才人物对自己感兴趣的事,稍一经心,便会成功。他所花的时间和精力也许只是常人的千分之一或万分之一,而所取得的成就可能会是常人的千倍或万倍。
1959年之后,毛泽东的书法果然大变,如1959年6月他写的《七律·到韶山》,7月写的《七律·登庐山》,都有多幅存世,同时期写了多幅,他是在抄写自己的诗,也是在练书法,皆和一年前所书大异其趣,奔腾恣肆,气势磅礴,发人振奋,有不可一世之慨。
毛泽东书法《卜算子·咏梅》
20世纪60年代初,他的狂草又有变化,如《七绝·为女民兵题照》、《卜算子·咏梅》。尤其是1963年2月所书的《满江红·和郭沫若》,如江河奔腾,似海啸排空。其中“四海翻腾云水怒,五洲震荡风雷激”也正是他书法的气魄,毛泽东的狂草,就气势而论,古今无人能过,其狂放中又有理智,他已完全摆脱了古人的梏柽,轻重疾徐,大小粗细,从心所欲,纵情恣意,无不中矩,庄子说的“猖狂妄行乃蹈乎大方”者也。狂草书法到毛泽东手中,已达到极至,相形之下,古人的狂草已不狂了。
毛泽东书法《兰亭序》
非常时代,必有非常之人物,然后方有非常之艺术。时代、技巧,非一人也;然而,才情,心胸及压倒一世之气概,毛泽东一人也,他人不可及也。故其书,他人也不可及也。故曰:“书者,如也。如其学、如其才、如其志,总之曰如其人而已。”
毛泽东 书法
狂草在唐张旭、怀素之后,宋人尚有黄庭坚,明人尚有祝枝山,尚可差强人意,而清后期,碑学兴起以降,草书几乎无人问津,更无一个草书大家,被人称书家的阮元、包世臣、吴熙载、何绍基、杨岘、张裕钊、杨守敬、高邕、沈曾植等无一人善草书。康有为更提出尊魏卑唐,更是不能草书,梁启超、罗振玉、清道人、谭延闿、谭泽闿等也都不能草书。吴昌硕一生只写石鼓文。民国之后,能草书的只有于右任和林散之,这二人原先也是攻北碑的,后改草书,于右任颇有功力,但他的草书差不多都是一个字一个字地写,文雅有余而气势不足,更无狂放阔大气象,后来他又致力于草书标准化,艺术岂能容忍标准。林散之的草书我10年前评过,有线条而无结构,他的线条讲究内在的变化,但缺少外在的形质,故不但形象不美,而神采也受到影响,气势、魄力又斯下矣。王僧虔《笔意赞》云:“书之妙道,神采为上,形质次之,兼之者方可绍于古人。”书之“形质”虽“次之”,但不可没有,“兼之者”而有“神采”又有“形质”。故知,“形质”也是很重要的,甚至可以说“神彩”寓于“形质”之中。而且林散之写字是刻意为之,写得很慢很认真。草书大家是“忽然绝叫三五声,满壁纵横千万字”的,王僧虔谓之“必使心忘于笔,手忘于书,心手达情,书不妄想,是谓求之不得,考之即彰。”毛泽东写狂草是“心手达情”的,既散、又淡,达到了书法的最高境界。
所以,我前面说毛泽东是碑学兴起以降最杰出的草书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