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岱宗《山村除夕》150×150cm,2017年
中西方绘画都存在笔法系统
油画与材料有关,但又不仅仅局限于材料,还有相应的表现图式,如在十五世纪的欧洲,与人对自然客观的观察方法及写实技法联系在一起,不然一切用油调和色料的画都可以叫油画。但中国的文人画概念就不一样了,尽管是以水墨材料为主,可水墨画绝不等同于文人画,因为文人画也是特定历史时期的产物,具有特殊的文化规定性,尤其是以绘画主体的文化身份为标识,而现代水墨画的概念则以材料为界,内涵是开放的,可以容纳不同地域不同时期不同文化的所有表现方式,只要所使用的媒介是水墨。那么,中国画的概念呢?其内涵就更为宽泛,可以容纳文人画,也可以容纳院体画与民间绘画,还可以容纳以题材、笔法及样式为标准进行划分的各种绘画类型。中国画的概念具有相当的开放性,其中是否还存在某种一以贯之的东西?我以为有,即笔法系统。张彦远就说,不见笔踪不谓之画。那是回到绘画的本体意义上来谈。
从15世纪以来的欧洲油画是否也存在着笔法系统呢?我以为也是有的,就是在这之前的欧洲绘画,也存有用笔问题,甚至也可认为有一个具体的操作系统,譬如细密画,从古希腊、罗马到中世纪的拜占庭、加洛林、奥托、尼德兰,还有波斯,那些书籍插图或装饰绘画,虽然其载体有羊皮纸、纸或象牙板、木板等,颜料有矿物质或珍珠、蓝宝石等,调和剂有蛋胶等,最后还是因为其笔法与图像的关系决定了细密画的文化特质;还有古罗马时期的壁画,其文化秉性同样决定于笔法与图像的关系,而不仅仅因为是绘在墙壁上的画。就绘画而言,笔法系统才是根本,其他材料都是附加的。我们讨论绘画的文化属性,也在笔法。从笔法看造型,从笔法看气韵,从笔法看品性,从笔法去领会与主体的意念及与情感息息相关的一切东西,包括所谓的图式,也要依靠笔法去呈现。如果我们关注到笔法问题,比如纵横翻转,涂抹晕染,笔触与肌理,更是难分难舍。如此这般,是否又会陷入细节而忽略图式的整体意义?
绘画的图式很重要,但也不是一成不变的。16世纪以后的欧洲,油画大行其道,其文化的支撑力就是那套图式,即图像背后所隐含的一套秩序。但真正让这一秩序坍塌的,或从视觉与心理上消解这一秩序的,却是与之相伴生的笔法系统。油画笔法对图像及图式的颠覆性作用,在17世纪的欧洲画坛就已经显露出来了。如伦勃朗、鲁本斯及哈尔斯,其用笔与造型的关系已经开始发生明显的变化,人的个性凸显了,笔触独立的审美意义也得以凸显,这与巴洛克艺术的出现有着密切的联系。如果沿着这一路线看18世纪的戈雅与19世纪初的德拉克罗瓦,此时的绘画笔触已形成一股风暴,伴随着色彩问题直接刮过画坛,而对形体及视觉形象的整体解构就落在之后的印象派运动,典型者莫过于莫奈、毕沙罗、雷诺阿、德加、西斯莱等,还有后来的梵高,直接开启了20世纪初的现代派绘画。欧洲近代油画三百多年的历史,也可以说是由笔触与图式相互作用互为生成的历史,而最后的结果却是因笔触的活跃而拆解了古典写实的图像系统,出现了法国马蒂斯的画、奥地利柯柯希卡的画,乃至于美国抽象表现主义画家波洛克的画,他们都拥有各自的文化图式。在20世纪,油画的笔触问题似乎停留在了表现主义这一领域,成为油画界重要的现代现象,其文化的支撑力就是个体性情,即从人的内心生发出来的本能的力量,生命的体验性强于对外部世界的感受性,但并没有完全放弃形象的表达。
西方绘画讲究笔触,而中国绘画讲究笔道
为什么中国人看待笔线不落在笔触而喜欢谈笔道?我以为其文化的注意力还在于形式秩序背后的规律性,对形而上问题颇有兴趣。
清代的石涛有一本画语录,分章18,对于笔墨二字,他以神、灵对应,曰:“墨非蒙养不灵,笔非生活不神”。二者都是针对主体而言,但蒙养之灵得其于天,而生活之神得其于道,需有经历,能体会山川万物之辩证生成之理。笔,是画之根本,故石涛画语录关键处还在“一画”章。一画,是所有画法之根本,是初始之道,为我所立,即从心则也。此“一画”说,并不拘于具体的画法,不在乎一笔一画,而是以“一画”一以贯之,称之道也。如此说来,强调笔道与画道的中国画家,头上似乎高悬着一面形而上之镜,照耀着人之初心,物之本性,才有石涛所谓的“具体而微,意明笔透”。
同样都在主体的内部,与笔触相关的生命体验,蕴藉着更多的情感因素,并专注于特定的表现形态,而与笔道相关则是一种宇宙观。可在具体的笔触与抽象的笔道之间,笔法是否就构成与个体艺术理念有关的语言系统?笔法系统既可以决定某一绘画类型的形式特性,与图式的生成紧密相系,也可以决定某一画家的艺术风格,与手法的差异密切相关,甚至还可以关系到工具材料的使用范围,将问题一步步地具体化。画家的个体性是处理或化解各种绘画类型最有效的因素,可以直接挑战既成的任何一种规定,也是产生新的笔法系统的基础,甚至可以催生新的绘画类型。简言之,即跨界创新。中国的油画家也就处在临界状态,在用笔上也面临着跨界问题。我们很少深究执笔、用笔等具体行为中的心理感受力,很少深究绘画过程中可能存在的历史文化记忆,很少深究笔法与图像生成中的观念性制约。油画传入中国,不可能是单纯的学习或接受问题。如何接受,什么有反映而什么又无所反映,是我们研究中国油画史必须关注的。
如何进一步打开当代中国写意油画这一话题,不仅有赖于油画家们的创作实践,也有待于在理论层面上将问题具体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