画家艾尔·克罗的画作《戴颈手枷示众的笛福》忠实还原了英国“小说之父”笛福“一报还一报”的劫难。
如果在一种为广场英雄度身定做的氛围下,尼尔·笛福无疑会将受刑转换成殉道和布道。但与《鲁滨逊漂流记》所传递的乐观勇敢的精神不同,此时该画中笛福的脸上却分明写着痛苦、疲惫和无助。
戴颈手枷示众的笛福,艾尔·克罗,1862年,索尔福德美术博物馆藏
1703年7月29日正午,英国小说之父丹尼尔·笛福戴着一副叫颈手枷的刑具,站在伦敦闹市临时搭起的高台上。
盛况空前。
红衣卫队荷枪实弹,不断驱赶着人群。聚拢的人却越来越多,他们都是笛福的同情者,有的人给他敬酒、有的人为他欢呼、有的人向他献吻、还有一个大块头男子用一根竹竿挑着一束鲜花送到了他面前,当然,更多的人在齐声诵读着笛福新近发表的长诗《枷刑颂》——
连法律都学会了看风使舵、卑躬屈膝,
往日的功绩成了今天的罪孽;
时势不同,行为的评判也变幻不定,
此一时的罪恶本是彼一时的功勋……
应该说,这是一种为广场英雄度身定做的氛围。将受刑转换成殉道和布道,或许就差一句掷地有声的“历史将宣判我无罪”了。
但枷中人的脸上却分明写着痛苦、疲惫和无助。如果说16年后成书的《鲁滨逊漂流记》,诠释了人类的自信、乐观和勇敢,那么此时该书作者的神情,完全是一个取反的版本。
“伺候”笛福的刑具,在对人身心的虐待和折磨上,足以荣膺斯图亚特王朝科技进步特等奖:一副高过人肩的架子,架子上支着一块枷板,枷板上镂出三个洞,三个洞分别锁住了笛福的脑袋和双手。感同身受,笛福一定想用手指蘸着唾沫在街头的尘土上写下三个字:惨!惨!惨!可是他做不到,因为他承受的是一种叫颈手枷的高级刑具,他的脑袋离手那么近,却指挥不了任何一只手。这一幕街头演出,将持续三天。
这是笛福必须偿付的代价,谁叫他管不住自己的嘴(笔)呢?
事情得从前一年,也就是1702年的12月1日说起。那一天,时评专栏作家笛福出版了政论集《惩治不从国教者的捷径》。书中,作者用极端保守极端顽固的国教派人士的口吻,为托利党建言献策,提出了惩治不从国教者(国教会以外的新教信众,主要是清教徒)的办法,包括没收财产、严禁入仕、限制人身自由,最严厉的甚至可以处以极刑。
此书甫一面世,可谓亲者痛仇者快。怎么说呢?笛福本身就是个非国教的长老会信徒,前任国王威廉三世和辉格党的拥护者。站在他对立面的,正是刚刚废止实施14年的“宽容法”的安妮女王和通过了“防止间或服从国教法”的托利党。
好在一个月后,随着阅读的深入,人们回过神来:原来这是一本正话反说的讽刺小品,作者真实的主张恰是维护信仰自由,进而维护其他新教教派的政治经济权利。
于是,愤怒者转怒为喜,喜笑颜开者笑不出来了。尤其对于托利党人而言,笛福阴阳怪气、拐弯抹角的语气,更是对自己人格和智商的双重侮辱。于是重拳出击。
1703年初,国务秘书那庭干伯爵颁布逮捕令。笛福闻风躲藏。
在躲避搜捕时,笛福用他那生花妙笔给那庭干写信:我错了,请原谅。如果我实在罪不可赦,恳求以绅士之法对待我,别让我受枷刑之类的惩罚,千万别!
为了回应笛福,那庭干加大了搜捕力度。终于在东躲西藏五个月后,笛福归案。为了进一步回应笛福,法庭在7月初宣判,对笛福施以枷刑。
高级黑笛福迎来了属于他的高级刑具。在等待受刑游街的那一段时间里,笛福创作了那首他受刑那天围观群众诵读的《枷刑颂》。
艾尔·克罗的这幅《戴颈手枷示众的笛福》忠实还原了笛福这场“一报还一报”的劫难,画中的他令人怜悯。艾尔·克罗这种不遮不掩、充分展示名人不堪一面的创作姿态,显然是受了他老师保罗·德拉罗什的影响。德拉罗什笔下的拿破仑就是一副萎靡不振的样子,与大卫笔下的拿破仑截然不同。
保罗·德拉罗什,拿破仑翻越阿尔卑斯山
消极浪漫主义者,他们的想象力在表现人类负面情绪时显得特别发达。艾尔·克罗的作品1862年在英国皇家学院展出时,《艺术学报》的评论如是说:故事直奔主题,笛福的形象因真实而栩栩如生。
当然,受刑时的笛福想象不到160年后自己在艾尔·克罗笔下的尊容,他甚至想象不到自己因何而得救。
笛福枷刑示众以后,因无钱交付罚款,仍被关在狱中。1703年9月,“披着托利党外衣的辉格党人”、下议院议长罗伯特·哈利向财政大臣葛德芬建议:秘密以女王的名义送笛福一笔钱,供他交纳罚款。11月,笛福获释。从此,笛福成了哈利的“张龙赵虎王朝马汉”,并为英格兰吞并苏格兰立下汗马功劳。
不知道这算不算笛福的改过自新,反正在1703年,笛福的姓是改过了,他原来姓福——虽然纵观他一生,很难说是个有福之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