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源：《春秋》与殷墟甲骨文材料的关系

《诗》、《书》、《礼》、《易》、《春秋》是我国现存最古老的文献，记载着商周两代的重大事件、典章制度、礼仪诗歌、社会生活，堪称华夏民族的“圣经”，汉唐以来被儒家奉为经典。其中，《春秋》是东周时代的鲁史，也是我国保存至今的第一部史书。自战国至清代，学者一直为《春秋》及其三传《左氏》、《公羊》、《谷梁》作注疏，训诂字句，阐释义理。今天，解读、研究《春秋》仍是一项很有意义的学术工作，要在前人成果基础上更进一步，必须充分利用出土文献材料，特别应加强殷墟甲骨文与《春秋》的对读和互训。

《春秋》起于鲁隐公元年（前722年），讫于鲁哀公十四年（前481年）或十六年（前479年），基本是鲁太史所书的原始记录。从周初形势分析，鲁太史的来源是殷人史官。鲁是周王室分封在今山东曲阜的侯，是稳固东方、镇抚东夷的重要力量，始封君为周公长子伯禽。据《左传》定公四年的记载，周公辅佐成王，分封鲁侯、卫侯、晋侯是周初的一件大事。鲁侯被赐予人民（即“殷民六族”）、土地、官员、礼器、典册，以及祝宗卜史。祝宗卜史是当时掌握文字、礼仪、沟通鬼神的阶层，其职事相近。所以卜史往往不分，学者或通称其为史官。鲁太史在祝宗卜史之列，身份当为殷遗贵族。周人文化本较落后，受殷文化影响很大，武王克商后，为统治国家及建立礼乐制度的需要，特别重视、亟需谙熟文字、礼仪、治乱成败的史官。殷人史官世代承袭其职，在殷王室覆灭后，遂转而为周王室及其贵族家族服务。从史墙盘、作册大方鼎、夨令方彝等西周铜器铭文可知，周初王室曾妥善安置前来效力的殷人史官以为己用，如武王命周公将微史家族（族徽为木羊册册）居于周原；位高权重的执政贵族也广泛任用殷人史官，如周公、召公家族中有来自同一家族的作册令、作册大，其族徽均为“鸟丙册”。鲁侯出身于地位显赫的周公家族，且受到王室器重，故也得到殷人史官，使这听命于左右。除鲁之外，齐、晋等诸侯亦有太史等世袭史官，其来源也应是殷遗贵族中的文化阶层。

殷人史官记事，其遣词用字有较为固定的形式。我们今日已无法看到殷人用毛笔书写的竹简木牍，但仍可从甲骨刻辞、青铜器铭文等出土文献中窥见当时卜史行文的传统笔法。特别是殷墟出土的15万片有字甲骨（据胡厚宣先生统计数据），直接反映了殷人史官的记述习惯、政治观念和鬼神思想。殷墟甲骨文中的绝大多数材料是卜辞，即占卜记录，但包含鬼神、祭祀、战争、农业、田猎、天象、疾病、历法等丰富内容，涉及当时社会中王室、贵族、平民和奴隶等各个阶层。经过百余年的研究，学者已从殷墟甲骨文中归纳出众多辞例。这些辞例对考释文字、训诂词句颇为重要。如甲骨学甫一起步，孙诒让即据卜辞辞例释出“贞”字，但亦因相关辞例不足，导致他将“王”字误释为“立”。又如学者经过阅读大量卜辞，得知“我受年”、“帝授我又”等常见内容中的我指商王室而言，并非是商王自称。我们认识殷人史官的笔法，就主要根据殷墟甲骨文的辞例。

史官父子世袭，其记事方式也代代传承。直至春秋，诸侯太史的笔法仍保持着较多传统特点。因此，我们对读殷墟甲骨文与《春秋》，会看到二者文字有不少相同之处。这里暂举数例说明。

《春秋》僖公二十六年及文公十五年皆书“齐人侵我西鄙”、文公七年书“狄侵我西鄙”、襄公十四年书“莒人侵我东鄙”。其中“某侵我某鄙”的记述方式，早已见于殷墟甲骨文，如罗振玉旧藏一版卜骨精品（即《殷虚书契菁华》第一片，现藏国家博物馆），其上契刻宾组大字卜辞，有“沚戛告曰：土方征于我东鄙，二邑，工*方亦侵我西鄙田”的记载。上述诸例中的我均指我方，在《春秋》中指鲁，在殷墟卜辞中指沚戛的属地；鄙是边地，鄙中有邑，小邑规模略同于村落。《春秋》未见“某征我”之例，但“某伐我”、“某伐我某鄙”的记载史不绝书，如庄公十九年“齐人、宋人、陈人伐我西鄙”、僖公二十六年“齐人伐我北鄙”、文公十四年“邾人伐我南鄙”、襄公八年“莒侯伐我东鄙”等，此类文字与殷墟卜辞相比，笔法也基本一致。

史官言征，是说大举攻伐，言侵，是说军事行动隐蔽。《左传》庄公二十九年传例云：“凡师，有钟鼓曰伐，无曰侵，轻曰袭。”与殷墟卜辞反映的侵、伐规模基本相当：商王武丁“伐”敌对方国，出兵人数一般是三千人（《英藏》558、559）或五千人（《合集》6409、6539），多者则可达到一万三千（《英藏》150“登妇好三千登旅万）；而“侵”的规模相对较小，如工*方一次入侵，被侵犯的只有七十五人（《合集》6057正）。从殷至春秋，史官言伐，均不分内外，也是传统笔法。殷墟卜辞中屡见商王武丁“伐土方”、“伐工*方”、“伐下危”、“伐召方”，是自内向外；帝辛时“遇人方伐东国”（《辑佚》690）、“遇盂方率伐西国”（《合补》11242），是从外而来。西周金文中的“唯王命明公遣三族伐东国”（鲁侯簋，《集成》4029，成王世）、“唯周公于征伐东夷”（方鼎，《集成》2739，成王世）、“唯王命南宫伐反虎方之年”（中方鼎、《集成》2751、2752，昭王世），是自内向外；而“淮夷敢伐内国”（彔卣，《集成》5420，穆王世）、“噩侯驭方率南淮夷、东夷广伐东国、南国”（禹鼎，《集成》2833，厉王世），是由外而来。《春秋》虽无“我”向外征伐之例，但《左传》襄公十一年载郑卿子展有“我伐宋”之语，可为佐证。

《春秋》记载天象、物候的文字也延续了殷代史官的笔法。如庄公三十一年“冬，不雨”、僖公二年“冬，十月，不雨”、僖公三年“六月，雨”，殷墟卜辞中此类“雨”、“不雨”的简单记录也很普遍，两相比较，完全一致。《春秋》记载日食30余次，皆用“日有食之”，殷墟卜辞记载日食、月食，亦用“日有食”、“月有食”、“日月有食”，基本一致。桓公元年、襄公二十四年记载洪水用“大水”，殷墟卜辞亦有同例，如“今秋禾不遘大水”（《合集》33351），《左传》桓公元年传例说“凡平原出水为大水”，训诂卜辞亦较恰当。宣公十六年记载农业丰收用“大有年”，所谓“有年”的说法，也是继承自殷代史官，殷墟卜辞常见“受有年”，其例甚多，此不烦举。

《春秋》中还有一些语句与殷墟卜辞的内容不完全相同，但其中关键字、词的用法一致，读者很容易看出其中的联系。如僖公二十年书“新作南门”、定公二年书“新作雉门及两观”，“作”的意思是建造；殷墟卜辞中作也有此用法，典型者如“王作邑”（《合集》14201）。如僖公二十六年书“公以楚师伐齐”，以是率领之义，传例说“凡师能左右之曰以”，以字的此种用法亦源自殷墟卜辞，如王命贵族以众伐敌方（《合集》28、31976），以众垦田（《合集》31970）之例，都是甲骨学者十分熟悉的。此外，《春秋》常书“公至自某地”，隐公二年有“公至自唐”，哀公十年有“公至自伐齐”，“至自”的说法，也很容易使人想到商代语言，如殷墟卜辞曰“有至自东”（《合集》3183）、“其先行至自戉”及“其先戉至自行”（行与戉都是地名，《合集》4276+《天理》149，蔡哲茂缀）。上述《春秋》与殷墟卜辞中常见字、习语用法相同，也是史官家族世代授受，笔法相承的结果。

《左传》比《春秋》晚出，成书于战国早期，系参考多种诸侯史书综合而成，其中夹杂着不少孔丘曰、君子曰等评论的话，整体上看是解说《春秋》的书。《左传》利用的原始文献，有不少就取自诸侯太史，故《左传》文字及其反映的礼仪制度也可与殷墟甲骨文相互对照。如《左传》昭公十八年：“七月，郑子产为火故，大为社，祓禳于四方，振除火灾，礼也。”通过祭祀四方神和土地神以祛除灾祸。这种鬼神观念及祭祀礼仪，其源头在殷代，殷墟卜辞中经常见到“方社并祭”及“宁于四方”、“宁某灾疫于四方”（如宁风、宁疾）的材料即为明证。最近周公庙遗址发现了“宁风于四方”的西周卜甲刻辞，更能说明四方神、土地神崇拜自殷、西周至春秋，没有中断。又如《左传》昭公五年：“日之数十，故有十时，……日上其中，食日为二，旦日为三。……”谈及当时的纪时制度，其中旦日、食日、日中（中日）几个具体的时称，都见于殷墟卜辞。我们目前已了解殷人的纪时制度：旦为清晨、食日是上午的一段时间，日中是中午。（对殷历有兴趣的学者，可参看常玉芝《商代历法研究》。）学者如联系甲骨文材料，即可避免对《左传》中时称的误解。据上面两例，《左传》因系战国初期人编纂，其文笔与殷墟甲骨文相比，已不像鲁太史所书《春秋》那样有较高的一致性，但殷人史官记述传统仍隐约可见，甚至可反映春秋时期华夏诸族仍保留与继承着一些殷代的制度。

上文不惮冗烦，举了一些《春秋》、《左传》与殷墟甲骨文能够相互对照研究的例子，目的在于抛砖引玉，希望今后学者研治《春秋》时能够重视、参考出土文献，特别是要多利用甲骨文材料。另一方面，甲骨学者虽然在论著中经常征引先秦经典，但对于《春秋》与殷墟卜辞笔法的相似性和二者之间的联系，也未暇多想。事实上，《春秋》及训诂其重要字词的《左传》传例，亦有助于甲骨文字的考释和解读。仅以释读战争类卜辞而言，《春秋》中“围”、“执”、“灭”、“取”等记述战争的常用字，及《左传》庄公十一年传例“凡师，敌未陈曰败某师，皆陈曰战，大崩曰败绩，得儁曰克，覆而败之曰取某师，京师败曰王师败绩于某”，均是颇有启示性的线索。

周王室及诸侯任用殷人史官的政策，及其导致的《春秋》与殷墟甲骨卜辞笔法的相似性，亦有助于探讨孔子是否修《春秋》的问题。以本文的视角来看，《春秋》记述史事，文笔简洁，渊源有自，显然是世袭其职的鲁太史所书。孔子云“述而不作”，并非虚言。当然，孔子及其弟子在保存、解说、传播《春秋》方面，有很大的贡献，其部分主张和看法，在《左传》中就有所体现。所谓“孔子作春秋，乱臣贼子惧”的说法是不准确的，《春秋》是历代鲁太史的手笔，反映的只是商周史官的传统记述原则与政治观念，其中大多数思想为孔子接受、欣赏并加以宣扬，故后世有学者遂误以为孔子曾修订《春秋》。过去，杨伯峻等学者已指出《春秋》为鲁太史所作，现在再补充殷墟甲骨文的证据，大概可以平息孔子是否修过《春秋》的争议。

商周以来的史官传统也有裨于思考诸子是否出于王官的问题。春秋是先秦历史上一个重要的转折时期，为商周以来贵族社会的尾声。王室衰微、贵族没落，导致传统政治格局发生上陵下替的巨大改变，士人逐渐崛起，成为创造、传播思想文化的主体，开启了战国时期百家争鸣的局面。但追本溯源，在殷代与西周，文字、历法、礼仪主要掌握在以史官为核心的祝宗卜史阶层，诗歌、乐舞也主要是贵族来学习和欣赏，这个传统一直延续到春秋。至春秋末年，随着一些诸侯公室及卿大夫家族相继倾覆，史官离散，贵族子弟降在皂隶，遂将典籍、知识传播到民间，促进了士人阶层文化的提升。因此讨论诸子是否出于王官问题，不必拘泥于辨析某家出于某官的细节，而应考虑王室、公室乃至卿大夫家族衰微，社会上下流动，形成文化逐步下移的历史大背景。殷代以来史官群体在知识文化方面的世代传承和积累，可以说为春秋末年至战国时代诸子思想提供了生长和繁荣的沃土。从这个角度看，不能简单否认诸子出于王官的说法。

最后要说的是，《春秋》虽然反映了商周史官的传统笔法，但也有不同于殷代、西周史官的记述方式。如《春秋》记事，以事系日，以日系月，以月系时（四季），以时系年，既不同于殷墟卜辞中记录年、月、日三要素的方法，也不同于西周金文中记录年、月、月相、日四要素的方法，很可能是春秋史官的发明。故今后研究《春秋》，除了考察与殷卜辞、殷周金文的相似性外，也应发现其不同之处，探讨其间为何存在差异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