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水墨写意画漫谈
许锦集
中国画有墨分五彩之说,非指色相,而是画家对审美意识的视觉感受,承载着传统文化的深厚底蕴和对笔墨纸质等工具材料的精深理解,加之中国画家高超的驾驭能力,使得水墨写意画这一民族绘画形式以其绝无仅有的存在意义,矗立于世界绘画艺术之巅。
唐以前的中国画长期滞留在“传移摹写”与“应物象形”的基础上,从图像学的意义上来讲,与西画并无本质的区别,仅仅是工具和技法的不同,至于是钢笔线还是毛笔线抑或是块面的塑形,都仅限于工具性而无法参与进入画家和作品生命意义中的循环系统,由此而产生出一个绘画学上的悖论:造型艺术是否还需要造型的问题。水墨大写意用“神似”“舍形而悦影”“蕴藉”等具有指向意义的语言,轻易就破解了这一绘画学上具有现代审美意识中的一环。
如果说水墨大写意中国画是东方美学视觉艺术的最高表现形式,那么,尼采、弗洛伊德、叔本华等西方现代美学先驱如果得知,早在两千年前东方就有两位老人(一个叫老聃,一个叫庄周)将“宇宙本原”的审美意识浸润到整个中国文化体系中,而且硕果累累,源远流长,不知会做何感想。
也许,当理性哲学的光辉沐浴着奥林匹斯山众神雕塑的时候,东方哲人“天人合一”的玄奥学说仅仅停留在知识分子精英的层面上,艺术作品的实施者却是社会地位低下的工匠们,他们不具备文化素养,缺乏审美意识,因而也不会关心与温饱无关的话题。老庄哲学即使在今天一些高品位的审美活动中,由于其美学理念高旷深奥、虚寂玄远,也会令后人探之不尽,叩之不竭。
如果时空转换,历史倒流,我们让苏格拉底和老子这两位东西方最睿智的老人来一次互访,也许世界遗留给人类的将不仅是两千年前的断臂维纳斯、秦陵兵马俑,还会有两千年前的梵高、黄宾虹。从相对论的观点来讲,世界并不存在物质不变的道理,精神层面上也理应如此。两千年的沧海桑田,东西方各自孕育出不同的文化现象,然而意识形态上的南辕北辙,并不能替代审美规律的世界性。十九世纪照相术的出现,动摇了古典主义写实画风,才华横溢的印象派画家们,摈弃传统绘画理念,以对色彩的自我理解和感性认识,用绚丽的画笔去挑战棕灰色的正统沙龙。这些西方绘画史上的“另类”,经历了理性向感性的转型,叩开了西方现代审美活动的大门,同时也完成了与大写意中国画绘画理念上的殊途同归。
艺术是一个人的宗教,逃脱了藩篱的印象派画家们,终于可以用自己的方式去表现自己看到的世界,而世界另一端老子的后代们,历经千年的锤炼,用水墨大写意这一独特的艺术形式,为人类留下了诸多登峰造极的艺术作品。
水墨大写意这种绘画形式的出现,与中国特有的毛笔文化传统密不可分,这其中知识分子的参与成为中国画质变的转折点。他们遵循着儒家文化经世致用的人生哲学——“学而优则仕”,而仕途却不可能一帆风顺,无论是官场得志抑或渔樵山野,饱读诗书的士子们深知“文字狱”可能牵扯到的祸端,如何使胸中的万卷书找到释放点,书画便成了他们寄情的载体,毛笔也就成了直抒胸臆、传递情感的工具,而使转毛笔恰恰是知识分子十年寒窗培育出来的专长。深厚的文化底蕴和对工具娴熟的把握,把他们从容易招惹是非的文字表达中解脱出来,从而转化成隐喻的文人模式的视觉艺术。由于他们是文人而不是画师,这一绘画形式注入了更多的人文色彩,强调了学术性,摈弃了功利性。
寄情谴兴的笔墨形式,迎合了文人雅士的审美情趣,参与者中不乏上层社会的鸿儒名流。饱学之士的倡导,助长了附庸风雅之风,对水墨大写意绘画形式的发展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作者为画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