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文·琼斯《中国纹样》中收录的取样于中国瓷器青花釉里红上和粉彩下的纹样
王冠宇
今年4月,上海古籍翻译出版了英国19世纪末先锋艺术家及建筑师欧文·琼斯(Owen Jones)的经典著作《中国纹样》(Examples of Chinese Ornament)。在书中,琼斯精选一百幅取样于中国瓷器及珐琅器表面的装饰范例,展示令他震惊的华美中国艺术。在自序中,他评论道,“这些作品前所未 见,其夺人目者,不仅在工艺的精能,亦在色彩的和谐与装饰的通体之完美”。
然而此前,欧文·琼斯对于中国装饰艺术的评价却是极低的,更与本书中的溢美之词形成鲜明对比。在1856年出版《世界装饰经典图鉴》(The Grammar of Ornament,又译装饰法则)时,他仍在强调中国人完全没有想象力,尽管历史悠久,却在装饰艺术上鲜有进步。
仅仅几年后,他却一改最初的看法,更摹绘一百例经典的中国纹样,于1867年付梓出版,引起欧洲艺术界的震荡。究竟是什么原因,在短短十年间,如此剧烈地冲击了琼斯的观点,导致他对中国艺术认知的巨大转变?
仔细观察琼斯所收录的图样,笔者惊讶地发现,其中的瓷器,绝大部分竟是来源于18至19世纪的清代皇家御器,而全然没有同时期外销欧洲的瓷器类型。
这批特殊的瓷器究竟源自哪里,又如何被琼斯看到,并将图样收入其著作?
在这里,首先要提及一位重要的英国收藏家,阿尔弗雷得·莫里森(Alfred Morrison)。这位在琼斯自序中花最多笔墨鸣谢的收藏家,又称放山居(Fonthill House)主人,他的收藏,被誉为欧洲19世纪最重要的中国艺术品收藏之一。
莫里森是当时堪称英国首富的纺织业巨擘詹姆斯·莫里森(James Morrison, 17901857)的次子,放山居亦是其父于1829年购置。
此书出现的纹样绝大部分取自清宫瓷器及珐琅器,这亦是莫里森收藏中国艺术品的精髓。莫里森去世后,他的后人逐渐将这些器物散卖各处。
在流通于艺术品市场的放山居旧藏中,亦可见《中国纹样》一书所收录的瓷器图样。
由此可知,琼斯在《中国纹样》收录,并在自序中不吝赞叹的,正是莫里森收藏的这些官窑精品。而莫里森又如何得到这批瓷器呢?其中的关键人物,是一位英国军人亨利·洛赫(Henry Brougham Loch, 1st Baron Loch,1827-1900)。
亨利·洛赫本是英国驻南非高级专员及开普殖民地总督,他与中国发生关联,在于1860年,曾作为英国公使第八代额尔金伯爵(James Bruce, 8th Earl of Elgin, 1811-1863)的私人秘书和谈判特使前往北京。
第八代额尔金伯爵,是19世纪英国殖民地官员。1857至1859年间,被委为驻中国高级专员(High Commissioner)。1860年10月,在第二次鸦片战争时作为英国谈判全权代表,随英军攻陷北京,与恭亲王奕欣谈判北京条约。也正是他在同年下 令,焚毁圆明园。
而此前,已经入园的英法联军对圆明园进行了大肆搜掠,至少有150万件珍贵文物在此后被运送出境,经欧洲流散向世界各地。
亨利·洛赫作为随行特使,借此机缘收入大量中国文物,并在1861年回国后,全部转卖于莫里森。因此,《中国纹样》中收录的皇家御器,当有相当的比例是来自于京郊的圆明园。而考察它们的年代,集中于雍乾嘉道,始于圆明园的大规模扩建,而终于其横遭劫难。
当我们再读《中国图样》中的琼斯自序,才终于发现其中颇有意味之处。如明清之际,中国瓷器大量外销,其中不乏精美者,琼斯却强调书中呈现的是“前所未见”的“新式纹样”,言辞间更充满震撼与赞叹。
又如他在开篇中简略提及,“中国新近的战争以及太平天国运动,使许多公共建筑或移为废墟,或横遭洗劫,大量富丽精美的装饰艺术品亦因此流入欧洲。”似乎是简单交待成书之背景,实际上却正指出他所接触的这些艺术品之来源:被洗劫、被移为废墟的建筑圆明园。
19世纪60年代,大航海时代开启的全球经济、政治、军事格局早已重新洗牌。东方王朝动荡,官窑瓷器精雕细制,奇巧天工,却被迫在国难中逐波西去,令人 痛惜扼腕。与此同时,这段历史又意外造就了西方艺术家第一次领略清代皇家艺术的际遇。他们曾如琼斯般叹服于中国装饰的登峰造极,更倾注心血描摹记录它的华 美。
如今,琼斯的《中国纹样》在中国翻译出版,让这批遗珍重回我们的视野。当我们再次翻开这本书,一页页间,仿佛流动着一个半世纪的东西变迁、沧海桑田,然而这些中国图样,却仍如最初落笔时的缤纷可爱、富丽和谐。令人慨叹!
在时间的洪流中,唯有艺术得以永恒。
(作者系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助理研究主任)
来源:东方早报
作者:邓益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