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季涛
即将举行的中国嘉德2016年春季拍卖会上拍的一件北宋曾巩的书法《局事帖》,把大家于香港春拍结束后安静下来的好奇心又给调动了起来。
曾巩《局事帖》
一、三进拍卖场的经历
人们对这幅作品并不陌生,2009年11月22日在北京保利夜场“尤伦斯夫妇藏重要中国书画专场”上,曾巩的这幅估价为1200万元至1800万元的《局事帖》,最终拍出了1.0864亿元,成为了第一件破亿元的中国书法作品,也是内地第三件过亿元的拍品,它被上海一位深藏不露的收藏家买走。
比利时收藏家尤伦斯夫妇当年是在一位中国收藏家吴尔麓的帮助下,于1996年在纽约佳士得拍卖会上以50.85万美元(当时折合人民币451.91万元)买到的《局事帖》。2008年出现的世界金融风暴,使得许多海外收藏家急于变现藏品,尤伦斯夫妇将《局事帖》送交保利进行拍卖。历时13年,增值23倍。尤伦斯先生由此不胜感慨地说:“中国的文化太博大精深了,吴尔麓先生对于我的收藏起到不可替代的作用。”
二、流传有序的《局事帖》
曾巩(1019—1083)字子固,汉族,抚州南丰(今江西南丰县)人。北宋政治家,文学家,散文家,“唐宋八大家”之一。曾巩在政治舞台上的表现并不算是很出色,他的更大贡献在于学术思想和文学。
曾巩的这幅《局事帖》目前为海内外孤品,它曾经何良俊、项元汴、安仪周、王芑孙、曾燠、费念慈、许源来、张珩、张文魁等收藏,并经徐邦达先生考证和著录于《古书画过眼要录:津隋唐五代宋书法》,朱家溍先生编写进《历代著录法书目》。
《局事帖》,宋纸本,29×38.2厘米。此件作品是书写在宋代印刷书籍纸张的背面。书法结字修长,笔划清劲,其书信内容如下:
“局事多暇,动履禔福。去远诲论之益,忽忽三载之久。跧处穷徼,日迷汩于吏职之冗,固岂有乐意耶?去受代之期虽幸密迩,而替人寂然未闻,亦旦夕望望。果能遂逃旷弛,实自贤者之力。夏秋之交,道出府下,因以致谢左右,庶竟万一。余冀顺序珍重,前即召擢。偶便专此上问,不宣。巩再拜运勾奉议无党乡贤。二十七日。谨启。”
古代书画收藏家尹光华先生研究后认为:《局事帖》是写给“无党乡贤”的一封回信,大意是:
“‘局事多暇,动履禔福’——是复述收信方(无党)告知的近况并给予祝福。‘多暇’是北宋晚期官场人浮于事的实况,也是曾巩多年思考,并终于在他回京后两次向神宗进言要裁减官员提出‘可罢者罢之,可损者损之’的原由。在这封信中,他重复收信方的话,目的是借以与自己‘日迷汩于吏职之冗’作对比,婉转地表示对对方清闲生活的羡慕。
“‘去远诲论之益,忽忽三载之久’——是说与对方最后一次见面,听他有益的议论已经三年过去了。一个‘远’字,既指时间,也指距离,他们二人不在一个城市,见面并不容易。
“‘跧处穷徼,日迷汩于吏职之冗,固岂有乐意耶?’——指自己外放于偏僻的他乡,整天埋没于繁忙的官场事务,哪里有什么快乐啊!
“‘去受代之期虽幸密迩,而替人寂然未闻,亦旦夕望望’——朝廷指定的任期已非常近了,但接替我的官员却一点没有消息,早晚都在等待着。
“‘果能遂逃旷弛,实自贤者之力’——如果能离开这旷日持久的外放,当然是出自贤者的帮助。
“‘夏秋之交,道出府下,因以致谢左右,庶竟万一’——夏秋之交,将便道来府上当面致谢,以表示我的感激之情于万一。
“‘余冀顺序珍重,前即召擢’——希望你多多保重,并早日得到升迁的机会。”
对于曾巩写信的时间,尹光华先生考证后认为:
“‘运勾奉议无党乡贤’——‘运勾’、‘奉议’是曾巩同乡无党的官职。而‘奉议’这一官名,因避宋太宗赵匡义名讳,从太平兴国元年(976)起改称“奉直郎”,直至元丰三年(1080)九月官阶改制,才恢复这一官职。此前一百余年,没有奉议郎之称。曾巩在本札末已用此称呼,说明它书于元丰三年九月或九月以后,而当年十月二十六日神宗已召见曾巩,‘赐对延和殿’,并结束了外放生涯。因此,这封信只能书写于九、十月间。由于信末已写明‘二十七日谨启’。而九月至十月二十六日之间只有一个‘二十七日’,即九月二十七日,它便是书写本札的确切日期。”
三、收信人与写信时间的考证
古代书画收藏家朱绍良研究考证后认为:
“此幅书札是曾巩目前所发现的唯一墨迹,一时间大家对作品材料不知其详,有些鉴定专家认为是藏经纸,也有人为是抄书衬纸。看到这些专家们不知所踪,经请教书画鉴定泰斗傅熹年先生,傅先生认为他是书写在一页宋版书的背面。经查曾巩书札是写在《三国志·魏志·徐奕传》卷二十第十页残纸上,而书纸版芯书口处有刻工“王宗”款识,王宗是南宋高宗绍兴年(1131-1162年)刻工,北宋的曾巩怎会写在南宋刻本书纸残页上?这又如何解释呢?
“我查阅了宿白先生《唐宋时期的雕版印刷》P19,宋真宗咸平五年(1002年),官刻本镂雕《三国志》、《晋书》···,咸平三年(1000年)诏选官样校《三国志》、《晋书》、《唐书》···。因此可以得到一种解释:高宗绍兴年间王宗复刻《三国志》,但是,靖康之后,汴京一片废墟,基本上这些雕版都毁于战火。就算没有被毁,也不可能将如此沉重的雕版运往南方,从字口来看又不像复刻雕版。
“我经傅熹年先生指点查找上海博物馆所藏《宋人尺牍·王安石集》,整套文集都是刻在宋人尺牍之上。这才恍然大悟,原来曾巩的作品《局事帖》,就像宋人尺牍被刻成《王安石集》,在绍兴年间被后人拓印,王宗所刻《三国志》一书。
关于《局事帖》的写作时间,朱绍良先生认为:
“经查曾健峰先生所作《曾巩年谱》及《宋朝政要策》记载,曾巩是熙宁二年51岁(1069年)赴越州(今绍兴市)做通判,熙宁四年53岁(1071年)六月离越州赴齐州(今济南市),直至熙宁十年曾巩分别任襄州知州(今襄樊市)、洪州知州(今南昌市)。根据《局事帖》中的“受代之期”判断,当为赴越州第三年,也就是熙宁四年所写。
朱绍良先生在文章中考证出收信人“无党乡贤”到底何许人也的疑问:
“经过考证,无党,是指的欧阳修的学生徐无党,徐无党(1024年—1086年),初名光,浙江永康五岗塘村人,北宋时期任渑池县令,欧阳修曾有《送徐无党南归序》诗:‘其文日进,如水涌山出,其驰骋之际,非常人笔力可到’。和‘予欲摧其盛气而勉其思也,故于其归,告以是言。然予固亦喜为文辞者,亦因以自警焉。’由此可见,曾巩与徐无党的关系,那么曾巩赴越州之时,徐无党正在为欧阳修《新五代史》做注释。翌年,也就是熙宁四年(1071年)曾巩写信给徐无党,与徐氏分别已超过三年,抱怨公务繁多,何时能远离冗长的事务。”
朱绍良先生谈到:“缘何北宋曾巩的书札,能有如此高的价格?只因为此幅作品是张葱玉收藏,大家对先生的收藏格外青睐。张葱玉后来因赌博,被收藏家鉴赏家谭敬出千,输掉了所有身家,《局事帖》也一起属于了谭静,随后被谭敬带到了美国。”
朱绍良的学生,清华大学“清艺汇”古代书画研修班的崔怡女士在文章中指出:
“因为是孤品,后人只能从笔墨、用纸、书写风格、书写内容、款识、收藏以及著录进行分析此幅尺牍。从书写格式、行文措辞来看,符合北宋书写风格及宋人尺牍格式。包括落款处钤‘曾巩再拜’朱文水印,也是宋人尺牍的常见样式。参阅曾巩《上欧阳学士第一、二书》《上杜相公书》《与抚州知州书》《再与欧阳舍人书》等,此帖行文、措辞均符合曾巩及北宋书写风格。考宋人信札,此种格式已较为常见。如欧阳修《致端明侍读留台执事尺牍》在落款处,钤‘六一居士’印。而书中笔墨也符合宋人承传晋唐严谨、内敛的书风,行笔转折方硬,顿挫有力等风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