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寺遗址中出土的彩绘小陶罐 本报记者 李韵摄
陶寺遗址中的一条主路遗迹 本报记者 李韵摄
12月12日,在《襄汾陶寺——1978—1985年发掘报告》出版之际,来自全国考古界相关领域的专家学者约100人会聚一堂,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所就“陶寺遗址与陶寺文化”展开研讨。
陶寺是史前“巨无霸”
陶寺遗址坐落于山西省临汾市襄汾县东北约7公里处,总面积300多万平方米,差不多相当于430个世界杯足球场地、7143个标准篮球场,是当之无愧的史前城市“巨无霸”。
1978年至1985年,社科院考古研究所山西队与山西原临汾行署文化局合作,为了寻找早期夏文化,对陶寺遗址进行了大规模发掘,主要发掘了居住址和一大片重要墓地,发掘总面积约7000平方米,墓葬1100余座。发掘获得了大量陶器、石器、骨器、玉器、工具、礼乐器、装饰品等珍贵文物。早期王级大墓中,象征王权的龙盘、陶鼓、鼍鼓、石磬、彩绘木器、彩绘陶器、玉石钺等奢华的随葬品,震惊了海内外。而最早的红铜铸造铜铃与朱书文字,使学界开始认识到陶寺遗址在中国文明起源考古研究、夏文化探索等上古史考古探索方面的独特重要学术价值。
据《襄汾陶寺——1978—1985年发掘报告》主编、社科院考古所研究员高炜介绍,这一阶段的考古工作,确定了陶寺遗址的范围,明确了陶寺文化的早、中、晚三期的分期及文化性质,提出了陶寺文化大致年代为公元前2450年—前1900年。早期王级大墓随葬数以百计的高等级奢侈随葬品,与80%空无一物的平民墓葬,形成鲜明的对比,显现出当时社会复杂的等级制度、极度的贫富分化甚至阶级对立。
资料显示,遗址内有一个面积约8000余平方米的夯土基址,根据残存的遗迹推算,这个基址上曾有一座面积达280平方米的宫殿建筑。而直径40厘米左右柱础石的发现,更是确凿地证明了宫殿空前巍峨。
陶寺是四千前的都城?
1978至1985年这一阶段的陶寺考古发掘与研究,未能解决陶寺是否为都城遗址这一问题。1999年,新一轮考古发掘与研究工作再次展开。
2002年起,陶寺遗址考古工作被纳入国家科技支撑项目“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研究的目的在于判定陶寺遗址是否是都城,陶寺文化的社会组织是否进入到国家。经过十余年的考古工作,发掘总面积约8000平方米,发现了作为都城必须具备的诸多元素:城墙、王陵、宫城、平民居住区、手工业区、仓储区,以及礼仪性建筑。
据社科院考古研究所夏商周研究室副主任、研究员何驽介绍,陶寺作为都城,城内功能区划齐备且明确:宫城居城中偏北,工官管理的手工业区被设置在城内东南部。大约从事农业的普通居民区设置在城内西北部。大型仓储区位于宫城外侧东部。城市的东南有一处夯土基址,何驽推测并经过实证,认定它是观象祭祀台及其附属建筑,城外北偏西是祭祀地祇的“泽中之方丘”及其附属建筑。何驽还提到,在今年的发掘过程中,发现宫城正南门有两条伸出去很长的夯土,推测可能是“阙”的建筑基址。他解释,这种建筑类似于故宫午门两侧的雁翅楼,具有较强礼仪性。
如果“观象台”等遗址确属推测中的礼仪性建筑,那么陶寺就是目前考古发现的先秦时期功能区划最为齐全的、具有典型双城制模式的都城遗址,堪称“四千年前的北京城”。
陶寺真的是尧都吗?
随着考古发掘和研究的不断深入,越来越多的专家认可陶寺是一座都城的观点。再结合相关史料和传说的记载,有专家推测,这里很有可能就是尧的都城——平阳。正如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夏商周断代工程”项目首席科学家李伯谦所说:“陶寺就是尧都,就是文献记载的尧的中心所在、都城所在。”
他认为,明显的贫富分化、设防的城、大型礼仪建筑、文字、铜器、大型的仓储设施、大型的宫殿建筑基址、高规格的墓葬等都是判断文明形成和国家出现的标准,而这些,在陶寺都有。因而,“陶寺是中原地区最早进入王国阶段的代表性遗址。”他说。
临汾古称“平阳”,据史书记载,帝尧曾建都于此。而在这里的种种发现又证实陶寺是一座都城。陶寺延续的时间是公元前2450年—公元前1900年,尧的活动年代是公元前2100年—公元前2000年。由此,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白云翔表示,陶寺是尧都,在空间与内涵上都有较高的吻合度。
中国考古学会理事长、“中华文明探源工程”首席专家、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所长王巍表示,一系列的考古证据链表明,陶寺遗址在年代、地理位置、陶寺遗址的内涵、规模和等级以及它所反映的文明程度等方面,都与尧都相当契合。后世历史文献记载、当地民族志资料证据、地名甚至方言等等,也都共同指向尧都在晋南临汾一带。
自37年前开始发掘,关于陶寺遗址的性质,考古人员一直在探索。虽然目前的大量证据都指向“陶寺就是尧都”,但考古学家们秉持一贯严谨的学术态度,仍然表示,目前还没有到可以下定论的时候,陶寺与尧都之间的等号还需要更多的证据和研究。虽然无限接近真理,但真理向前一步可能就是谬误,考古学家们还在努力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