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初识景维新是在“大跃进”后期的1959年秋天,那时他在平凉师范文科班学习,特长写字画画,是学校美术活动的主力。刘国士老师让我也去辅导美术组活动,所以经常在一起画画谈天。他的谦虚好学,在学校各科教师中都有很深的印象,教地理课的老教师宋学濂,曾在安排留校毕业生工作的会上叹息:“景维新太少了”!宋老师的激动实际上反映了学校教师的共同看法。果然,景维新在留校以后,教学、工作、劳动……哪里麻烦多,任务催得急,就抽调他去哪里,我曾叹息他从此不再有画画的机会。
景维新待人平和、处理问题的清晰和他的工作效率,很快就传到校园之外。三年多之后,他调离师范学校,成为文教部门的干部,后来又被派往华亭、庄浪、静宁工作,成为一县之长。庄浪、静宁是陇东自然条件最为艰苦的地方,“三年暂时困难”期间,我曾经率领学生去庄浪救灾,因此深知去那里工作,确定是对一个干部革命思想和意志的考验。从那以后,我很少见到他,但是常听到从遥远的山乡传来对他的好评。这使他过去的老师们在提到他的名字时颇为欣慰,而且很有一些自豪。
景维新作品
八十年代,景维新被调往“引大入秦”水利工程,作为工程指挥部的领导者,为这项造福干旱高原农民的大工程宵衣旰食。工程完成以后他调入甘肃画院任职,经过艰辛、曲折的跋涉,景维新终于回到了他向往多年的专业领域。但仍然只能在繁杂的工作负担之余研习书画,是不折不扣的“苦学派”。
在进入二十一世纪的时候,中国的书法艺术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也面临前所未有的困惑与陷阱——书法艺术爱好者的队伍空前状大,峰回路转,花样无穷;但书法推动了它所生成的文化空间,用毛笔写字不再是中国人不可须臾相违的事,书法被视为老幼咸宜的时尚文化活动,书法正在丧失它的精神性。应该清醒地认识到:当代人从事书法艺术,坚实苦学比奇思妙想重要得多。而景维新在这方面得到值得赞赏的成绩,正是来自他对书法所怀有的严肃和崇敬,来自他的坚实苦学,也来自他人生阅历养成的精神气度。
景维新书法之胜,在于入乎法度而出于气势,在“碑”“贴”两者之间,他是偏于临贴的。其行草源于“二王”,又得米元章之神韵。书法史家认为王羲之之传世作品有“流变”与“古质”两种气质。米元章书法得益于二王甚多,他是唐宋诸家最具创造活力的人物。景维新在行草的整体气韵上,得南宫启发甚多。林经文评景维新书法,标举其“奇取而正守”,这恰是米氏书艺之精髓,景维新悟于南宫堂奥而自成其法。
景维新书法
离开行政部门的景维新,力图从心境上回归他向往已久的艺术天地。在头绪繁杂的画院事务之余,他使自己返回传统文化的清逸和穆,读书、看画、研习书法并作墨竹等,这些事情占据了他可以自己支配的时间。他研习书画不计较任何名位,而是追求一种精神境界。
说老实话,由于我们过去体制的影响,一个人一生的职业,完全听凭组织安排。这里面不可避免地有许多偶然,有许多阴差阳错。以我所知,景维新的理想爱好、性格气质实际上更宜于艺术方面求发展,但他把自己的几乎全部精力付给了艺术之外的工作。也许我们可以以中国传统思想家“食必常饱,然后求美”的思想评价一个人的人生选择。的确,景维新不是以书画为谋生手段的艺人,而是在“安民以为乐”的信念指引下“劳身焦思”的实干家。治土、治水而后治艺,正是一种崇高的传统文化理想。
我在相隔三十多年之后两次看到景维新的书法、绘画作品,感叹其“人书俱老”,爱为短文,以志喜悦和感慨。
景维新作品
景维新作品
景维新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