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城怀古图》纸本水墨43×38cm 2014年
9月10日,“无名者的生活——李津三十年”将登陆上海龙美术馆。本次展览将以“85新潮美术运动”为起始,通过100余件作品回溯李津三十年内的创作历程。展览开幕前夕,李津在北京的家中接受了京华时报记者的专访。李津什么都聊,他难以忘怀那一片对其影响至深的藏区;他曾怀疑“沉寂十年,我在坚持什么?”但火起来后,他也能找准自己的定位,不被市场牵着走。去年的一趟青城山之行,让这位爱画美食和身体的艺术家发现,“我内心里头,真正藏在最底下的其实是孤单”,而以往那些繁华不过是掩饰内心的那份孤单罢了。
从艺路
表姨周思聪建议学国画
上一次见李津,是在7月于北京画院举办的周思聪、卢沉的作品展上。熟悉李津的人或许知道,著名艺术家周思聪是他的表姨,当时的采访中,看得出李津对表姨艺术的敬仰。
李津告诉记者,当年考上大学时,在选专业的问题上,他征求过周思聪的建议。“我们那代人起初都爱画油画,认为更逼真,所以想选油画,但也不是很有底”。周思聪告诉他,“看你想当什么样的画家,要是没有太大野心的话,选什么专业都行;如果想做一流画家,学油画就不如学国画有优势”。
油画是西方的舶来品。在当时,国人能见到的西方油画印刷品都极少,更别说原作了。相较于学习油画的环境来说,学国画的环境要好太多。李津自己一琢磨,确实是这么回事,他便选择了国画。
由于大学之前,李津接触的都是速写和素描,而水墨则完全是另一套玩法。从西画的路子上转过来,李津费了不少劲,打下了坚实的国画基础。尽管在学校那会儿,李津也画过“正常”的画,但在他职业生涯中几乎没有画过传统意义上的水墨画,而是像一匹脱缰的野马,越走越远。
《西藏组画(十二)》纸本设色48×43cm1984年
赴西藏
效仿高更去别处寻找艺术
李津曾在不同的场合说过西藏对其艺术的巨大影响,当记者再次提及这个地名时,他脱口而出,“不去西藏就不会有今天的李津”。
1983年毕业留校后,李津申请援藏。当时迫切赴藏的原因有两个,“一方面是当时特别崇拜高更,而他远离艺术中心巴黎去遥远的塔希提岛寻求艺术的经历,特别感染我;另一方面是我的艺术也陷入了困境,那种按照统一教学大纲的模式,让我觉得很压抑”。
1984年,李津如愿成行,在西藏大学艺术系讲学一年。到了那儿后,他发现“那种完全不同的风情,不做形式上的探索,直接描绘都会很感人”。
到了西藏之后,李津有一种释放的感觉,“完全被打开了,在那儿画画没人会提醒你要注意笔墨、注意皴擦点染,我放弃了很多学院里所谓的传承,只是把毛笔和墨当成是我更熟悉的一种材料,更多的是考虑自己感知到的世界,更见我本性的东西”。
一年后,李津带回了很多表现性的作品,他用这批画进入了85新潮美术这个局。“现在看当时的作品感觉很强烈,压缩好多语言,很单纯”。
创作
私欲能入画吗我的意义就在这儿
李津按照严格的学院体系走下来,不过,最后他却走上了一条“颠覆传统”的路子。将曾经不能入画的那些个人私欲,如各种热气腾腾的肉类、没什么美感的人体毫无掩饰地铺陈在宣纸上。而直接刺激他步入“活色生香”世界的则是繁华都市中的市井生活。
从西藏回来后,他跑到了南京,周遭环境的变化再一次改变了李津的创作,他不再画藏北的牦牛,而是改画江南淑女。到了上世纪90年代中期,李津回到了北京,过上了胡同生活,正是胡同生活的世俗性,让李津感到了生机勃勃。
回忆绘画上的转变,李津说,他当时给人的感觉是从主流绘画变成了小情、小趣、小我,把自己一些基本的私欲当成是一种创作的主题来张扬,“就好像是炫耀你吃的那顿饭吃得怎样一样,这种婆婆妈妈的事情能拿出来说吗?我的意义就在这儿”。
在今天看来,这种描绘个人基本欲望的绘画已经有些常见了,但在那个年代是禁忌,自古以来没人这么玩,“这种玩法相当冒险”。
《饮食男女》纸本设色68×138cm 2007年
有这么高人气当时做梦都没想到
李津的选择在最初十年甚至二十年的时间里,不太被认同,“从上世纪90年代到2000年,我是沉寂的,甚至我自己都开始怀疑了”。那会儿,大型的有关水墨探新的展览、水墨人集体关心的题材,李津都持拒绝的态度,“我肯定也痛苦过,也怀疑过,但其实自己放弃了也就是重拾了;每个领域都不会再找我的时候,我只能自己玩了”。
但他庆幸的是,自己还热爱绘画,“这是最后衡量一个艺术家的标尺,什么理由都没了,即使没钱买纸了,还要拿着棍子在地上画,这是艺术的需要”。在公园里看老人们用毛笔蘸水在地上写字时,他很感慨,“我觉得这个过程特别牛,这是他们真想写字,写字是他们生活的一部分,他们把内心的需求放在第一位”。
李津感觉自己火了的时候是在2000年以后,“租住的小地方换成了大的工作室,从只能请得起3个人吃饭到可以请33个人吃饭”,这种急速的变化,李津都觉得有些意外,“我今天有这么大的人气,在当时做梦都没有想到。”
李津自比“良导体”,周遭环境的变化也会直接投射在他的作品上。“早一点的东西要不画我的三口之家,要不画我在北京胡同的小院,多是一个胡同里的产物;到了2002年,我租了大空间,从那儿以后,画面上的人开始渐多,开始丰盛起来”。李津笑说,“从我的作品变化,还能看出我住房面积的变化”。
破局
回溯三十年宣告破局的时候到了
最开始,喜欢李津作品的藏家大多都是外国人,“中国人买我画的时候,已经很靠后了”。李津清楚地意识到,这部分中国藏家中,真正懂他的人也不是太多,“做生意的人挺多的”。其中不少附和“李津作品好”的人,还不乏那种“不敢说看不懂的,他怕人笑话他”。李津很享受这种“强势审美”带来的快感,“或许作品一开始让他特别不舒服,但后来慢慢习惯,作为一个艺术家来讲,这是一件特别有成就感的事情”。
至于即将开幕的这个展览,李津的初衷是希望喜欢他作品的观众可以看到一个“变化的李津”。“因为我还算是厚道人,总觉得大家对我的热情不是平白无故的,也知道大家在想什么、可能喜欢什么,不过这种回馈社会的心理时间长了,我的艺术就会有很多妥协”。
李津不想一成不变,“如果停留了,那就不是李津了,当自己的身体、周边的环境都变的时候,艺术不可能不变化,如果不画与你状态所匹配的东西,这样的作品一定苍白,所以我要找一个新的方式”。他想通过这个展览来“破局”,“如果被赞扬声和认可包围起来了的话,会带来很多的问题,包括斗志、自己的自由度,所以我打算用这个展览向大家有个交代”。
破局之后要怎么走?李津没有直接回答,“得用作品来说话”。不过,去年的一趟青城山之行,所画就的一些作品或许能找到些苗头。那种非常具有出世感的纯水墨,跟往日闹哄哄的画面形成了巨大的反差,“通过青城山那批作品,至少我找着自己内心的东西了,在我内心里头,真正藏在最底下的其实是孤单”。
京华时报记者易小燕